Robot

　　2014-05-14 乔燕冰 中国文艺网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性灵，《诗经》正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掸去表面的尘土，会让每个中国人都感觉亲切万分。对它的再发现，是一次与传统文化的再相逢，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重返央视，全新解读《诗经》，并推出新书《风诗的情韵——李山讲<诗经>》。

　　李山指出，相比于西方读书界的缺陷是，读者不敢碰艰深的东西，一直以来的国学热却让读者到庙里没有见到真佛。《诗经》在西方的研究和传播中一直有着不同的路径。通过对话顾彬，李山对这一他山之石充满期待，希望借他者视野将自己相守了近30年的《诗经》看得更深。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诗经·小雅·鹤鸣》里的诗，我理解这首诗是中国古代哲理诗的老祖宗，因为它是西周先王时期的作品。实际上，这首诗的境界在于能让我们开阔心胸，放开视野。他山之石，这里还有科技问题，玉石的硬度仅次于金刚石，要制玉石，要打磨它，必须要靠他山的石头。也就是说要研究我们自己，应该借助于当代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及哲学等各方面的成就。至于顾先生，虽然是他山之石，实际上顾先生也是玉，他的硬度比玉不差。”

　　李 山 1963年生于河北新城，文学博士，曾先后师从启功、聂石樵、夏传才等学界诸耆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在《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出版《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析读》《先秦文化史讲义》《中国文化史》《牟宗三传》《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等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

　　沃尔夫冈·顾彬 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诗经》的来源

　　【世界文化始于《诗经》】

　　“我对《诗经》评价很高，在我看来，世界文学，也可以说文化，是从《诗经》开始的。当然，我们都会承认会有其他文学作品比《诗经》还早，特别是诗歌。但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诗经》是第一部真正的诗，比它早的所有诗和文学作品都没办法和它比。”对于《诗经》这部异国的经典，汉语很流利的顾彬毫不吝啬赞扬之辞。

　　顾彬介绍，虽然《诗经》德国全译本已经问世一百多年了，但对它的论述，在使用德语的地区内却几乎无人问津。虽然在德语国家，一百几十年来会有全新的《诗经》翻译，但是很少有德国汉学家会进行全面的研究，即便有研究，基本上只是研究单首诗，不会研究《诗经》的全部。

　　“事实上我们不只有一个译者，而是几个译者。我们是幸运的，因为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最好的汉学家就是德国人。他自己也是诗人。无论诗经还是唐诗，他都能把中国的古典诗歌翻译成德文古典诗歌。另外因为他是德国文学培养的一个诗人，他总会用古代德文，所以他对《诗经》的翻译很有味道。这让我们觉得他给我们看的，也是一个德国文学史上的古老的文学作品。”

　　而对于自己的研究，顾彬表现出了对经典理性的敬畏：“我们都知道《诗经》是非常复杂的，我虽研究不少，但我还是不敢说我懂，如果我懂一点点我就是幸运的，就很高兴。但是如果没有北京大学的老师帮忙，我不能看得懂什么。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我有代表性(来谈《诗经》的研究)。”

　　【《诗经》有宗教成分，但与西方不同】

　　“在我看来，《诗经》，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都跟宗教有关系。如果我说得对，那么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跟古代希腊一模一样。诗歌是从宗庙开始的，如果没有宗教、宗庙的话，就没有《诗经》，就没有中国文化。无论是《国风》，还是《雅》《颂》，我发现在那里到处都会与宗教、先祖有密切关系。因为《诗经》里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是有贵族含义的。贵族特别是国王，到祖庙崇拜他的先祖，是为了让先祖高兴，从而帮国王的忙等等。唱歌是他们用的最合适的方式，因为歌在远处能听到，所以在祖庙他们开始唱歌，还会跳舞，等等。”

　　对于顾彬的《诗经》“宗教论”，即《诗经》与宗庙宗教有关系，李山表示大致同意。但对于顾彬所言中国与西方文学也是与宗教相关，且一模一样，李山却提出了质疑。“的确，中国《周颂》是宗庙文学，因为按照古代定义，颂是有了功绩后告诉祖宗，告于神明，所以有舞蹈。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要关注，对神灵的态度，或者说什么是中国人的神灵，中国人有自己的东西。”

　　以《周颂》为例，李山介绍，真正被歌唱的不是所有人。如有人活着时是周王，死后却一首相关的诗都找不到，相反是把诗给了极少数几个周代先王。如周文王，连周武王单独受祭祀都较少。所以李山指出，中国人古代祖宗观念里，暗含着某种特殊的东西。

　　“很多中国学者总受西方模式影响，他们认为中国从神本走向人本的跨越，我对此有怀疑，因为中国人实际上都有宗教形式，这就是法国涂尔干讲的，图腾里都有神圣崇高的宗教仪式。关键是宗教里的内容和性质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再思再想。”李山说。

　　另外，在李山看来，《国风》里有些表现的不是宗教。“比如‘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是讲一个卖丝的女孩被一个卖布的男孩给骗了，他们两人是同行，而且按照周代国野划分，就是野人，是很低层的人。这首诗关注的是没有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未来会怎样。这和宗教问题差得很远。”对此，李山补充解释，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把文学触觉给了那些匹夫和凡常的小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当时应该是走在前面的。

　　“我们读《旧约》，诗歌中很多都在说神，这不是中国人的态度。所以我承认从文化的形式、框架上讲，《诗经》有很多宗教成分，尤其是《周颂》和《大雅》中的祭王，但是这里的祭王，歌唱王家生活，讨个好老婆，能教育好儿子等，唱的是宗教，又不是宗教。所以这里便有‘他山之石’问题。我在读书时有几年时间没有读中国书，而是点灯熬油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读得大败而归，但却接受了很多东西，接触多了以后再回过来思考，反而能发现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李山说。

　　顾彬直言，宗教是一个麻烦的概念。在《诗经》的韵中，他亦能发现二者的联系。“从《国风》可以发现，首先《诗经》有押韵，奇怪的是欧洲人到了公元九世纪才能够押韵，当然现在说的是尾韵。因为日耳曼人大概从公元八世纪后有韵，但他们的韵都不是尾韵而是头韵。现在大部分人看有头韵的诗歌会看不到韵，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习惯了解到头韵的现象。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如果我们不考虑到其他的亚洲国家，比如我没有研究过波斯，为什么中国比欧洲早两千年会有押韵，而欧洲到了九世纪，才慢慢会有押韵呢?非常奇怪。为什么中国文学，中国诗歌是从带押韵开始的呢?我估计这跟宗教，跟先祖崇拜有关系。”

　　通过研究顾彬认为，《国风》充满了宗教成分，但现在较难看到和认识到。如果没学过古代象征学、宗教学，可能无法开始《诗经》与宗教的对话。“从德国汉学来看，《诗经》用的图腾都是萨满教，都是从宗教来的。另外，特别是《国风》开头第一、二行，都跟宗教有关，因为在那里能看到动物、植物和花的形象，这些原来都是萨满教的，是图腾崇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顾彬认为，可以不考虑宗教，但从这样的角度理解《国风》也不错，因为好的诗歌允许所有的解释方式，如果只允许一种解释方式，那么它们就已经过时了，就只对研究历史的人是有意义的。

　　《诗经》与记忆

　　【《诗经》要往后看，还要往前看】

　　面对《诗经》这一镌刻民族历史与精神的文学原典之作，即使有着无限的解读空间，似乎给予后世的意义更多在于追本溯源，找寻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对此李山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看一部传统文学作品，是应往后看还是往前看?李山给出的答案是，要往后看，还要往前看。

　　法国汉学家葛兰言曾把《诗经》分为山川、节日、民间聚会等主题，在李山看来这样的主题划分是很原始的，对我们了解《国风》来历也非常有帮助，但这部书可能对中国学者与对西方学者的意义不太一样。“对我来说，我对它情感深厚，因为它给予了我们只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东西。中国人从哪里去找中国人最早的表现?如果像葛兰言的态度，全世界都一样了。虽然越往原始时期去，的确是全世界人都一样，比如最初都不穿衣服，都茹毛饮血。但一进入到家国社会后，一进入文明的单独发展后，会出现民族差异。”李山指出，《诗经》那个时代在中国文化里，正处于逐渐脱离原始世界的过程中，世界人民都经历过那种状态，在从原始社会的共同性走向自己民族的独特性。

　　李山在《百家讲坛》节目中谈诗经

　　李山指出，《诗经》记录我们的民族精神。即它强调家国之合、上下之合、男女之合。比如通过描写周文王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有个好家庭，来赞美中国式的好婚姻。即使被普遍认为是爱情诗的《关雎》篇，在李山的解读中也别有一番新意。李山认为，《诗经》之所以把《关雎》这首诗放在开头，不为书写爱情，而是赞颂夫妻深情。原因在于，一是人称形式不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都是第三人称形式。“谁这么写爱情诗?说班上有个好同学啊，是男生的好配偶，这种人称形式显然不对。”二是诗中的器物不对，有琴瑟，有钟鼓。“这就像谈恋爱时弹个吉他可以，把乐队组织起来，到女生宿舍去拍拖，那校长也不干啊。另外这么一大帮人去，最后成了算谁的?”李山幽默地解释了这首诗以爱情诗来解的不合理所在。并指出，《诗经》中对爱情婚姻、宴饮以及服劳役等的描写，往往都意在体现家国之合、上下之合等中国人精神底盘的东西。

　　“《诗经》里，如果我们完整地看精神线索，会发现里面有几条线索始终在弹奏着，什么时候这几条线折了，这个时代就完了。从整体上讲，它为什么是一部民族经典，难道就是因为它记录了原始民歌吗?有些时候我们很多现代学者喜欢用爱情观点去解释，喜欢把《诗经》贬得很低，说它就是一个歌谣集子，注意，没那么简单。从江畔到燕山，从东到大海，西到陕甘，这样一个人群把它统一起来，建立一个伟大的王国，那时的政治智慧绝对不简单。”因此李山认为，作为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也参与了现代的精神建构，我们要做的一方面要通过经典寻找我们的文化脉络，给它把脉，要打开窗户多方学习，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有自己的脚跟，自己的眼光，往后看也要往前看。

　　“一个民族没有记忆的话，它会衰亡。”以德国哲学家阿斯曼提出的记忆文化理论为依据，顾彬则指出，《诗经》与记忆是分不开的。“为什么现在还会有犹太人呢?因为他们两千年在路上，保留保存了他们的记忆。如果他们在路上丢掉他们的记忆的话，我们今天不能再说以色列人是犹太人。

　　《诗经》与文化

　　【《诗经》应了一部伟大文学的必要条件，要有好女人和坏女人】

　　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诗经》的开山立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后世文学诸多流变与艺术无不滥觞于此。借另一中华文化原典《论语》，李山指出，《诗经》年代比《论语》要早，孔子的许多思想来源于他读诗的一些感受。“最近出土了《孔子诗论》，如果这个文献是真的，我们可以相信，对《诗经》进行意义上的阐释，而不再只把它当成一首歌来唱应该是从孔子开始的，或者说孔子是较早开始的。”

　　李山认为，通过许多出土文献看，作为周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儒家是在阐发前代的经典基础上产生了儒家思想。比如“内圣外王”这个观点，过去都以为是儒家的发明，实际上是儒家阐释的，因为《诗经》里就有这一表达。“所以说中国文化的根，应该说在五经，是儒家最早从五经那里开辟它的源泉，把这种资源跟民众生活联系起来。我们现在所有注释《诗经》的工作，不过是沿着这种工作接着做而已。”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不仅承载着探之不尽的厚重文化内涵，更有像这种优美而恰切的艺术表达。这也正是顾彬为此着迷的原因之一。顾彬直言自己喜欢《国风》中的许多诗歌，《王风·采葛》内这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也成了他的“最爱”。“虽然这首诗也跟宗教有密切关系，但我们可以不从宗教来看，因为无论德国还是中国，我们都会有同样的经验和经历，即如果不能和一个神或者我们最爱的人在一起，我们会觉得时间太长、太长。”

　　读《诗经》近30年的李山则在其中发现读不尽的趣味，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趣味背后透射出的是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例如《郑风》《齐风》中都有的《女曰鸡鸣》篇，描绘了当下农村依然常见的女子叫男人起床的情景，这让李山感悟颇多。《齐风·女曰鸡鸣》篇中有“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李山解释，这是女子说该起床了当家的，男子却说早着呢，女子说你听鸡都叫了，男子则说是苍蝇在叫。《郑风·女曰鸡鸣》篇也是女子叫起，男子却要赖一会儿再去打猎。这种漫画式的对唱形式，生动有趣地表现了女子的贤德，对丈夫的勉励，以及懒惰男子的狡黠、耍赖。“这里非常有想象力，懒人为了维护懒惰，经常编一些谎言，特别像《西游记》里猪八戒处理问题的方式。”

　　李山由此感受到《诗经》表现出了一个中国思想史上关注不到却非常关键的文化传统，即重“勤”之情。他比较来看，婆罗门作为印度的贵族是不劳动的，古希腊的贵族和罗马的贵族似乎也对劳动嗤之以鼻。恩格斯也曾言，希腊、罗马留给后来的毒刺，是对劳动的歧视。但是周贵族从一上台，周公就讲要勤劳。后来楚庄王，这位楚国的一代英明君主专门告诫其民众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强调要劳作，劳作才有财富，财富代表光荣，贫穷代表耻辱。从《诗经》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勤的要求，实际上始终在基本面上。勤劳体现在一切日常生活中，且往往是由家庭主妇来延续这种传统。家庭生活中男人总像“小闹钟”，隔一段时间就得由夫人上上发条，不然就容易待在原地不动。《国风》中的两首鸡鸣诗恰恰反映这一点。

　　“所以《诗经·国风》里对女性的态度、看法，要远远高于儒家。而且同情女性，承认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到今天也是如此，家里要没个好女人，日子会过得乱七八糟。《诗经》展示广阔社会生活中这一方面，它也就应了一部伟大文学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好女人和坏女人。”李山说。

　　与李山相反，顾彬坦言在阅读《诗经》过程中，却少有有趣的感受，“因为我没有学好中国的方法‘玩’，所以我看《诗经》的时候非常严肃，我不会笑。”李山对此则以自嘲方式解释道，“这是注释家们的问题，因为您看的都是汉儒注的，汉儒比顾先生您还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