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远平 孙正国]60载倾情于中国故事学研究
──刘守华先生的治学方法
2014年06月16日 09: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肖远平 孙正国
【核心提示】刘先生多次强调治学必须坚持本土经验的学术意义。他坚持以本土材料为核心，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发现新材料，进而作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
回顾中国故事学的六十年，我们发现具有学科意识与开拓精神的学者，他们的学术历程，远远超越学术个体的意义，而与学术共同体的思想历程互为表里，并在学科生长的历史节点上，都留下属于他们的学术领地！刘守华先生是老一辈学者的代表，他从事民间文学研究60载，尤其在中国故事学领域成就卓著。
笔者有幸师从刘先生，其为学与为人并重的治学情怀，让我们真切地明白了学术品格与人格的内在联系。细读刘先生的研究论著及学界评述，结合我们聆听先生多年教诲的心得，尝试对其治学方法作出讨论。
历史追踪的“执著式”治学方法
刘先生善于以历史追踪的大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乐而忘倦地持续关注学术研究的新进展，阶段性地深入参与相关讨论。同时，以论证的深刻与新材料的发掘为亮点，历经数十年而不辍，执着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先生对《黑暗传》近30年持续追踪的经典个案研究。
1983年11月2日，刘先生收到神农架文化干部胡崇峻寄来的《神农架民间歌谣集》一书，觉得收录的长篇历史神话叙事诗《黑暗传》非常奇特。他以此为基础，于1984年5月撰写了《鄂西古神话的新发现——神农架神话历史叙事山歌〈黑暗传〉初评》，这篇论文对《黑暗传》作出的重要论断，成为学界密切关注《黑暗传》的焦点问题：“过去人们认为在汉族地区已经没有远古神话，更没有神话史诗在民间口头流传，神农架《黑暗传》的发现，便填补了这一空白。” 1987年，刘先生结合新的研究成果，在《湖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其神话传说部分可以视为汉民族的神话史诗或广义神话史诗。
1990年代，刘先生从民间文学资料学的角度，继续关注并鼓励胡崇峻做好《黑暗传》的手抄本和资料本的收集与整理工作。2001年，刘先生为了回应《黑暗传》在海内外的热烈反响，撰写长文《〈黑暗传〉追踪》刊发在台湾《汉学研究》第19辑第1期，为《黑暗传》的学术史提供了清晰的逻辑线索。2002年，刘先生将胡崇峻历二十年费尽心力收集与整理的《黑暗传》，推荐给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刘先生撰写序文，并作《汉族史诗〈黑暗传〉发现始末》为题一文。刘先生认为，《黑暗传》的整理本是胡崇峻按照袁珂先生和自己关于慎重整理的要求完稿的，和原来那些杂乱唱本相比，内容更丰富完整，文词更优美，可读性更强，但深入的学术研究还是应以原始资料文本为据。
2010年，刘先生针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评审《黑暗传》的问题，找到了明代通俗本子的新史料，发表《我与〈黑暗传〉》一文，进一步阐述其学术价值。2012年，刘先生又收集到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将其与《黑暗传》进行比较，完成《再论〈黑暗传〉》一文，认为早在唐代就有以记述民间神话传说为主又夹杂了一些佛教知识、显得比较浅显通俗、具有启蒙读物性质的抄本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个写本和现今流传的《黑暗传》唱本叙说中国历史的整体结构和叙说方式十分契合，可以明确其源流关系。
从1983年接触《黑暗传》，到2012年发现敦煌写本，近三十年来，刘先生既是首倡《黑暗传》作为汉族神话叙事诗价值的重要学者，也是执着坚持《黑暗传》研究、持续参与学术讨论的权威学者。
以本土材料为核心的“原创式”治学方法
刘先生多次强调治学必须坚持本土经验的学术意义。他坚持以本土材料为核心，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发现新材料，进而作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受西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影响，学者们大量借鉴和运用西方的理论与材料，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相关领域中形成了西学热潮。刘先生积极关注这些理论，但始终坚持以本土材料为出发点，坚守本土学术理念，完成了许多因新材料的发现而具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创建了以中国故事史料为核心的中国故事学学科。
1979年，刘先生以本土材料为核心，相继发表民间童话比较研究的系列文章。1985年，其《中国民间童话概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论述中国各民族童话的范围和分类，探讨了童话艺术特征。此后的十余年中，刘先生立足于中国本土材料的发掘与发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撰写了数十篇关于中国故事与欧洲、亚洲国家民间故事比较的论文，并于1995年出版了4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比较故事学》，开创了中国比较故事学这一新领域。这一成果，集中体现了其坚持以本土材料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学者认为，“在其独创性的连续性上，回答了欧亚大陆约75组同类故事的影响关系问题，认为故事最初形态——影响研究中的原型研究有两种：现存原型和构拟原型，着力阐发了母题类型比较的方法，进行故事母题、主题比较时，充分吸取比较文学中主题学的成果与方法，使之更具有理论的深度”，从而为该学科的建立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1999年，刘先生又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史》一书，他凝聚学术智慧与本土材料的力量，辛勤泛读100多种古籍，从超出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典籍中，精选出300多篇故事文本，加以重点引录评述。在书中，他以现代民间文艺学锐利的科学眼光与分析力，对各个重要故事文本，作了切实的校勘、评释，且各联系有关史实文献及文化背景，剖析其重要的文化内涵、美学特征、所属故事类型，并探求其来龙去脉，取得了大量的创造性成果。学界认为其首创了具有鲜明学术个性与民族特征的学科体系。
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的“对话式”治学方法
刘先生多次讲到，他的学术成长，与学界众多的专家学者的扶持与指导密不可分。这些扶持与指导，一方面是他精当的学术成果为学界所关注；另一方面，是其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的“对话式”治学方法的一种体现。前者是刘先生学术精进的客观反映，后者则是其博采众长、广开视野的主观诉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刘先生故事学成就的评论文章逾百篇，可直观地见出刘先生学术交流的广泛性与开放性，体现了其同行相长、谦虚求教的学术理念。他治学沉稳、雄健，在勤勉向上的学风里面，寓含了他乐学求学的谦谨品格。他得到了季羡林、钟敬文、贾芝、姜彬等学术大家的教诲与勉励，也与国内学界的一批知名学者积极对话，还经常与学生们讨论自己的论文成果与新思考。
刘先生不仅注重国内学术交流，也积极与国外学者展开学术交流，这种学术交流的开阔视野与博大胸襟，成为先生巨大的学术动力与资源，也使其成为中国故事学领域学术交汇的神经中枢，催发了几代学人经由自己的学术互动而形成的良性学术交流机制，追求学术自身的意义，引导创建了中国故事学学科。
学者是一种力量，他们发现真理，创建学科，延续学术的生命力。学者更是治学方法的创立者，在其优秀的学术成果中，后学们才得以在研究中寻找到面向真理、走向真理的可靠路径。这些在刘守华先生的治学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