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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过去人民受苦 现在文化受难

冯骥才:过去人民受苦 现在文化受难

我曾经说过,我是文化保护的失败者。我写作,很少说稿子被退回来;但是我想保护的重要的文化遗产被拆除了;这样的事情经常碰到,我会想另外的办法,不放弃。我做任何事情不去想它不成功怎么样。”冯骥才说。这是他的坚守,也是他的悲壮。</P>
有人说,冯骥才是一只精卫。冯骥才说:“精卫是我的偶像,我有的就是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很难,但总要有人做,我去做了。” 或者说,他的气质中本来就有伤感的一面。比如,他喜欢伤感的音乐和文学,喜欢契诃夫,喜欢柴可夫斯基;他很容易被感动,就像《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本来想写得幽默些,但最后仿佛必须落得一个伤感的结局才尽情尽意;他又是个天性快乐的人,所以才有《哈哈镜》、《酒的魔力》;他骨子里也有坚韧的成分,所以才对《义和拳》、《神灯》和《爱之上》等充满激情;他对地方乡土有着深厚的情爱,这使他写出了《鹰拳》和《逛娘娘宫》……他说,作家脑袋里都有固定的波段和波长,收到哪个波段的信号,就能放出哪个波段的信号。现在,他的波段是文化遗产保护。</P>
因此,小说家、画家冯骥才的名字,1990年代以来更多地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联系起来。单说两年前启动的“中国古村落代表作项目”和“口头文学的数字化工程”,单是口头文学就已有8亿8千7百万字输入数据库。按照冯骥才的估计,按每30万字出一册的话,要出3000册。虽然数字惊人,他仍然希望把这套书列入出版计划。</P>
今年1月,冯骥才一下推出了8本书:《文化诘问》、《春天最初是闻到的》、《离我太远了》、《一百个人十年(修订版)》、《文化先觉:冯骥才文化思想观》、《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凌讯》记录了冯骥才1977-1979年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式写作”的人和事。书中有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旧照,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不可或缺的见证。</P>
“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变成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致力于把岁月变成永存的诗篇或画卷。”冯骥才就是这样,把他经历过的岁月,变成了充满意境的画作或隽永优美的文章。</P>
精神在溃退,甚至在崩溃</STRONG></P>
读书报:您担任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据说研究院有7个博物馆,您认为数字化时代,博物馆于教育、于公众承载怎样的功能?</STRONG></P>
冯骥才:我主张把学院博物馆化,研究院的建设非常现代,全是艺术品,小型但很专业。博物馆在学校的腹地,对学生开放,主要提供给学生交流,也经常搞一些展览。</P>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部就是《诗经》,所有文学创作都从民间文化里获得影响。口头文学是大量从民间从田野收集的,如果不记录下来,不存录起来,很容易丢失,非遗文化中最容易丢的是口头文化。来不及印成书,先做成数据库,再由专家分类,全民共享。我最终还有一个理想,就是把这些东西变成纸质出版,送给世界重要的图书馆,让他们知道中国文化的分量。</P>
读书报:《凌讯》中谈到《铺花的歧路》发表,您在文章中表达:“为什么这时真正的文学支持都来自遥远的五四”?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怀念,还带着对一代人远去的伤感。</STRONG></P>
冯骥才:那个时代的作家对文学的敬畏、对社会的责任更为纯粹。现在讲市场经济,用消费拉动经济,一定要刺激人们消费的欲望,是一个物欲的社会、功利的社会。好像这个时代不需要思想或精神,更多需要获得利益的智慧,需要各种各样的谋略,精神贬值,商业文化充满了霸权。弗兰克·富里迪有一本书叫《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实际上,英国和法国也有这样的问题,法国二战后知识分子就很少了。我想,我们这个时代和五四时期不一样,那个时期整个人类为了精神,而且精神的价值无比重要,总在不断追求、探索重大问题。我认为文学最重要的还是精神,甚至我认为文学是纯精神的。现在纯粹的精神在溃退,甚至在崩溃。</P>
有一次我和挪威的作家对话时谈到作家自由的问题。文革时作家的心灵是不自由的,受到文革时期思想专治的扼制;文革后思想解放了,我们获得了创作的自由,无形中又被另外巨大的东西控制住了,这就是市场。纯文学本身也被各式各样的畅销书、版税这些东西腐化了。商业文化从外面腐化你,你自己也被这些商业目标、虚假的知名度蚀掉,失去了文学本身神圣的存在价值。我们当代的文学,不止文学,整个文化正在平庸化。甚至于文学有些找不着北。</P>
读书报:也有一些作家在坚守,努力探索、呈现这个时代出现的种种问题。</STRONG></P>
冯骥才:但是没有纯文学的环境。好的作家、在探索的作家,他们实际上甚至没有一个公正的评价环境。我们的文化界、文艺界究竟有多少好的作家、好的艺术家?都被市场化了。我们听不到作品的名字,更多的是听到一平尺多少钱;不知道哪部作品有名,只知道哪个画家的作品的价格,这不是悲哀吗?</P>
我之所以写《凌讯》,是回忆我刚刚走近文学时的感受。我特别怀念那个时期,也特别感谢五四时期的作家,像巴金、冰心、茅盾,他们在火炬还没有熄灭的时候,交到我们手中,并且把他们的精神传递下来。那批作家有纯粹的文学精神,关键是,那种纯粹的文学精神在当时的文坛是占主流的。</P>

文化在受难</STRONG></P>

读书报:在《凌讯》中,您把朝内166号称为是“精神的巢”,能否概括一下人文社对自己的影响?</STRONG></P>
<P>    冯骥才:我是用感恩的心情,来写我走上文学之路时帮助过我的、特别是对我有影响的人。无论是责任编辑还是当时的社长韦君宜,五四时期的老作家,不只支持我、帮助我成功,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我,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方面,我怀着一种激情,记录文学的纯粹、文学的神圣感。当年投入文学的时候,我觉得人民在受难;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在受难。之所以投入文化遗产抢救,是中国文化的那种博大深邃、灿烂辉煌感动了我,文化里包含的丰富的感情感动了我。我对文化遗产的感情和对文学的感情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探索,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里有哪些东西应该坚持,哪些东西应该解决。哪里有问题,我就要修正。</P>
读书报:《凌讯》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很多东西。接下来您还会有怎样的创作?</STRONG></P>
冯骥才:我打算写四本书,《凌讯》写了1977-1979,是屠格涅夫式的写法,主要写如何走向文学;第二阶段是80年代,我是80年代文学大潮潮起潮落的亲历者,我会讲述我的亲历;第三阶段基本写90年代的经历,在那个时代我也搁浅,也有抉择。最后急转弯走上抢救文化遗产是90年代末;第四个阶段我要写近15年走过的历程。这四本书完成,就把三十多年的历程写完了。文学创作是我一种反省的方式,反省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变迁中,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是否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从第二本书开始,自我拷问将贯穿始终。我要不留情面地拷问、反省,要对自己负责,也对读者负责。</P>

狂风入老柳,从容看万条</STRONG></P>
读书报:我很奇怪:您做千头万绪的事,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作品出版?北京画院曾举办“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展,平时您是如何驾驭这“四驾马车”的

冯骥才:我的工作量非常大,但是没有超负荷的感觉。一是我喜欢平行的工作方式,写作的时候几个东西同时进行是我的习惯,我写的文体都不一样,有的是思想随笔,有的是游记,有的是散文,有的是纯理论的。我很欣赏黑格尔的工作方式,他是多种工作交叉进行,人在做不同事情的时候是用大脑的不同部分。二是我有特别好的法子休息,我中午不睡午觉,早起先工作三个小时,或看书或研究或写作,也可能画画,一般吃完午饭去学院,做前一天安排好的工作,一般是做三五件事,回家后先睡觉,醒来洗把脸,有一种第二天早起的感觉,晚饭后再工作到夜里十二点到一两点。这个办法是谢晋导演教我的。</P>我曾经画过一幅画,画一个人看一个被风吹的柳树,配了一首诗:狂风入老柳,一如乱发飘。枝乱我不乱,从容看万条。我喜欢的事情很纷乱,但每件事在我脑子里是清晰的;第三个办法尽量不开会。如果要开会,又很无聊,我就写东西。《春天最初是闻到的》就是在会上写的。写作是内心的冲动,压抑得越强,爆发得越有激情。所以写作不在多和少,而是看是否从内心里淌出来的。画画也是如此。</P>
读书报:听说您几乎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画作,筹措资金用来保护文化遗产。</STRONG></P>
冯骥才: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们沉下来,考虑下一步怎么走。王蒙、刘心武在做红学研究,我回到绘画。因为在文学创作之前我有十几年的绘画历史,在从事文学之后我绘画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我办画展时去过很多地方,山东、浙江、四川……包括天津,我发现城市的个性开始消失,找不到城市的记忆。</P>
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在上海开画展,《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编辑约我到周庄。去时正是早晨,有雾,石板路湿漉漉的,走在桥上看不到周围的景象,能听得见摇船的声音,听得见空中鸟的翅膀搏击空气的声音。转了一圈回到桥上时,看到远处隐隐绰绰有幢房子,特别美。他们说是柳亚子和沈钧儒组织南社的地方,但是这房子马上要拆了。我问他们拆了木料能卖多少钱?回答说三五万元。我回去后就开始卖画,把钱交给了《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编辑,希望通过他们交涉有关部门,无论如何要留下那幢房子。他们去交涉的时候,房子涨到了15万;我只好再卖画,后来房子又涨了。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不用卖画了,周庄已经知道那幢房子的重要性了。对我来讲,要抢救遗产的想法没变成现实,但是不知不觉中,保护文化遗产的想法在心里扎下了根。</P>
90年代初从事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当时国家没有经费,我们为保护民间文化奔走呼号,大家问:钱呢?红头文件呢?都没有。我就卖画。在北京卖了100多万元现场捐掉,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为宗旨的私募性基金会,基金会组织开展了包括“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奖”评选在内的多项公益活动;又到苏州卖了300多万元现场捐掉,韩美林很受感动,也画了一匹大马卖后捐掉。很多好朋友都支持我做这些事。卖完后我在美术馆前留了一张影,当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我也在问自己:卖这些画能解决什么问题吗?</P>
第二天,我在苏州市有一个讲座,讲我们文化的困境以及怎么应对,人们的激情令我非常感动。我想,卖画的本身不是拿出多少钱做这些事,最重要的是两个:一是对老百姓的影响,让他们知道冯骥才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二是鼓舞了我的团队。现在各级政府有这种文化自觉了,那个时候各地方还没有这种自觉,不理解,我们做文化遗产抢救工作有一种悲壮感。但是我挺喜欢这种有悲壮感的事情,搞艺术的人,一是理想主义,一是完美主义。我做任何事情都希望做得特别好,一定是倾尽全心。用心灵做事,是最美的享受。</P>
抢救工作更重要</STRONG></P>
读书报:小说《义和拳》《神灯》等都涉及民间文学,22年后,您担任了民协主席。您觉得自己从事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是命中注定的吗?从文学创作到民协主席,自己的写作才华是否有些浪费?

冯骥才:对我来说,遗憾的时候特别少。直到现在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不断冒出很多想法。写小说是这样,人必须在小说的情节中活着,因为笔下的人物活在你想象的空间里,必须要在你想象中另外的时间里活着,这对我不可能。每天光接到各地告急的电话非常多,有哪些地方要拆了,有哪些文化的问题需要思考,哪些传承民间文化的艺人出现了什么问题,文化发现的认定也找我,工作千头万绪。</P>
中篇以上的写不了,我可以写短篇。写小说最重要的是把你的想法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搬到纸上。我喜欢巴别尔的《骑兵军》、契诃夫的《美人》,都是片断、自由的随笔,有时候写一个人,有时候写一个时间里的行为,充满文学细节。我就用这样的写法,有时候只是抒情,有时候就写一段对话,不时随手写下一些感知的文字。</P>
现在我主要做三个事:民协主席,关注的项目太多太大,比如唐卡,涉及到甘肃青海,每个项目要做很多年,都是大量的浩瀚的工作;比如口头文学的抢救,史诗中如叙事诗、神话故事歌谣等已经完成了,第二期是4亿多字,这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学数据库,比《二十四史》的字数多20多倍,这难道不比我一个长篇重要吗?二是国家非遗专家委员会的主任,非遗有1219项了,现在正审第三批,国家要反复对重要遗产进行普及确定,每年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三是对传统村落的抢救,把好的自然村挑出来进入国家的保护范围,不做的话,自然村每天要消失八十到一百个,有价值的传统自然村落每天要消失一个半,这样的事不比我几本书重要吗?</P>
毫无疑问,我知道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做什么事情更重要。我从来没有把写作和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做过比较,个人和一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是没法比的。</P>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 ... _20140129_1-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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