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古阿格

平中要最近有一篇文章《汉语的极限》，说的是中华文化的土壤究竟未能孕育出西方那样的思想科学（哲学为代表），汉语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汉语以其特征，如形象力强、混沌的思想特征等等，终不会以“科学”的面貌出现，以致必须以科学去支撑的很多东西，在汉语这片地基上造不出来。
　　观点是老观点。我不停地找朋友、网友来看，只在于此文平白如话地表达出不那么容易说明白的一些东西。大家的反馈我没想到。居然很多人说“理解不了”，“语言不过是一种工具嘛”，“表达不了思想，和语言有什么关系”，“找个新手去开最先进的战斗机，战绩不行，怪飞行员还是战斗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其中，对“语言就是工具”这一根深蒂固的判断，我尤不以之为然。
　　展开讨论前，我需明亮的观点是：语言既是一国文化的最低努力，更是其最高努力（化用周作人《谈日本文化书》中“……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的说法）。它是兼有“工具性”、“启示性”而在的。
　　最低努力，对应“工具性”，此即很多人认为的：语言就是工具。语言的最基本功能之一是“交流”，就是“让人听懂”，它的出发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因为有“自己”之外的别人在，交流必须发生，如何发生下去？必须大家伙能彼此听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即描摹此种场景：“这块天地还是新开辟的，许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不得不用手指指点点。”——指指点点到后来，就是语言。
　　此所谓“工具性”，是一种最基本的语言功能。一方面，肇始于人类群居的形态，群居——为生存，就必须团结，团结需要交流；另一方面，“交流”本身又延伸出工具实践、工具想象，如摆在工艺品店里出售的越做越复杂的瑞士军刀（不是真正的军刀）。交流对应的人与人的关系，从两个人到三个人，变成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又随着文明的进步、文化的精致，越来越复杂。岂止“喂，吃饭了吗”是交流，法律公文也是，“讨粤匪檄”也是。所有这些，其本质出发点就是：让你听懂。
　　正因为“交流”本身拉开的如此大的格局，几乎涵盖我们日常对语言的一切诉求，很多人会觉得：交流就是一切，所以语言是为工具而存在的。语言的起点的确是“工具性”的，我们这里说“树”，英语国家说“Tree”，没什么特别的不同。在这一层面上，语言非常对等。留学生在国外就发现：日常生活的交流，甚至初中英语的词汇就够用。可为什么我们总有一些中国话，是难以翻成英文的？总有一些汉语著作，放在英文的鱼缸里，它是不游动的？
　　反过来，一些欧美国家过来的文化概念，与中国故有的说法也是对不齐的。比如李欧梵教授《小说的当代命运》一文里提到的“literature”，它并不是中文里“文学”的直接对应。literature，广义是文献，狭义才是文学，更狭义的是文学学科；中文的“文学”则是从日文的“文学”（bungaku）转译而来。在古代，“文学”一词固然有，比如《论语》里“四科十哲”的文学科，但那时并没有英语意义上“文学”这一门学科。章太炎《文学略说》里的“文学”，如他自己所说，也是“文章之学”，不是文学学科。
　　我们起码在游走中文、英文时常会遇到这种困难，很多不对等不是工具意义的不对等，不是我这儿有“树”，你那儿没“Tree”；也不是我们的“”一词打银质货币的交易来（先前有形态，而不叫这个名字），而你那边是河岸（bank）贸易来。说的笼统点，文化是不一样的。回到本文的主题，尽管文化的最低努力一样，在此层面交流无大碍；但最高努力差别很大。语言本身的“启示性”的堆积成就“最高努力”，启示性是什么？当然包括该语言背后的哲学资源、科学基调，但我的话不说的那么大。所谓启示性，至低是美学意味。它和一国文化是相互镜鉴、天上白云对地球引力的关系。
　　我们还可以发问：究竟我们今天用的这套中文，是哪儿来的？我认为就两个来源：其一，无名作者；其二，有名作者。
　　工具性的中文基本是由无名作者创造的（也有《诗经》等例外，但编纂者基本是明确的），“树”的说法就很难说是谁发明的，“屌丝”也不太清楚来自于哪个个人，还有源远流长的无数的俗话俚语。无名作者之所以无名，原因之一在他们同时创造，路人甲看到“树”，叫了声“树”；路人乙看到“树”，叫了声“X”。他们同时以某个语词明确了“树”的概念，但是经过历史选择，“树”获胜了，进入了字典。而“X”作为方言，可能也保留下来。
　　要明确的是：工具性的中文并不低级，它和启示性的中文不是进化论中前者和后者的关系。工具也在不停地发展，启示也在发展，它们如中华文化的两边江滩，是其中的历史主体向两边同时汹涌、潜流的结果。
　　但启示性的中文往往是归功于有名作者的。它的总量远远少于无名作者的工具性中文，应用范围也较之狭小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启示性中文的有名作者，我们可以认为就那么几个，后世的所谓“再创造”，无非涂脂抹粉，或东吴搬家到西蜀。比如随便翻翻《孟子》，就发现它是地球上的海洋，后来人再怎么欧亚大陆、美洲大陆，都无非被它托在上面。甚至我们如果不曾有《孟子》，今天的中国人不会这么说话，因为明察秋毫、出尔反尔、同流合污、自怨自艾等等的成语要从中文里摘掉，或变化。
　　有名作者创造的启示性中文非常个性。爱迪生即便弄不出灯泡，过些年别人发明出的那个也不会和他那个长得多不一样。但无数诗人去过庐山，前前后后，“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只有李白；无数诗人仰望过明月，连外国的济慈都可以算上，“对影成三人”、“疑是地上霜”、“我今停杯一问之”的还只是李白。为什么会这样？美学是有规律，而无规范的。甚至大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也有他们个人的美学系统在其中。旁人万事俱备，那点个性的东西没有，也弄不出来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东西。启示性的中文是附着于这些独立的美学系统的，是从个体的哲思深处徐徐走出，并最终也要走向另一个个体为美学、哲思——起码为精神的思考的。
　　无作者、工具性的中文的起点是社会关系，这是一种人的本能；有作者、启示性的中文的起点是人与自己灵魂的关系，这是一种中国哲人、诗人独特的人性本能。由“人的本能”而“人性本能”，就是工具到启示的距离，此非相互追赶的距离，是此岸江滩到彼岸江滩的平行距离。换句话：相望，但永不相见；而通过浩瀚流去的中华文化的主体，及飘渺其上的千里通波、江枫渔火，时时地互相感知。
　　我们以粗暴、武断地口吻，甚至可以说：无作者、工具性的中文是我们为别人的，而有作者、启示性的中文是我们向自己的。偏偏前者为公，而其实承担着整个自私社会及自私话语；后者为私，而内心的光一旦挣脱出去，“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却都被光芒招呼着变成他们私家的。所以佛家会认为：每个人身上都住着无上菩提。中国文化妥善接受了佛教，尽管如鲁迅讽刺的“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作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但佛教同中华文化的主流，同孔孟传统实在是染色体不同的亲双胞胎。
　　之所以提出语言的启示性，尤其中文的启示性，而不仅仅强调其工具性，在于我根本认同平中要那篇文章里说的：“在汉语思想中断已久的今天，汉语，已经与思想无关；除了宣传体制律令、经营商业广告、表达个人经验，以及骂街或其他零碎的用途外，汉语，告别思想已经两千多年。”——我们今天用的这套汉语，完全沦为一种交流工具，充斥着无作者的、粗陋的嫁接、臆造，启示性非常有限。侧面也可看出目前的中国在文化最高端上的努力多么的与灵魂无关。
　　在我看，中文的异化、平面化、符号化，与尼采《悲剧的诞生》里评估的希腊悲剧的灭亡不无相似。——“希腊悲剧的灭亡不同于她的姊辈艺术：她为了一种难解的纠纷自杀而死，所以是悲壮的牺牲。……希腊悲剧一死，到处都深深感到莫大的空虚。正如昔日在提伯玩斯时代希腊舟子们在荒岛上听到凄厉的哀叫：‘大潘神死了！’……‘悲剧死了！诗歌也随之而灭亡！’……”——旧中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没有伴随着新中文作为儿孙的茁壮成长。旧死而无新生，有如此深厚传统的一种语言，其下竟充满塌陷，你在上面行走，说着就掉入“莫大的空虚”里。
　　人抱着偷懒的本性和国家普及教育的需要，繁难的文言文是很容易被打倒的。文言文不在了，旧白话的传统本可以被健康传袭下来。但连番战乱、政治运动，把中国社会牢牢地裹挟在生死、权力、阴谋斗争附近，民间不得其安稳，学界不得其自由。久而久之，报章上舒活的旧白话变成了顽横的革命话语。我们今天人的话语资源既不是传统文言文，也不是《红楼梦》到“五四”的旧白话，是文革、改革开放的语言——听今天的中国人讲话，感觉他们的语言故乡始终住着一个战士和一个商人。那战士的梦想，也多是做成“较大的流氓”；而商人的梦想，把舌头先吃回去，跟我念：“在商言商啦”。
　　还有没有办法救济？没有。上文说过，有作者的、启示性的中文是个体的，李白之前无李白，之后也李白，既消灭了他在历史上的唯一存在，就不能指望后人也吟诵出他眼中的庐山瀑布、长安古月。中国人又是有毁弃前朝的习惯的，更难以从前人里扒拉出一个不走样的人物。中文充满了赋予自己启示性、同时继续丰富其工具性的机会，但启示性赖以为生的“个人”和工具性赖以为生的“社会”都和我们对最高努力应然寄居的所在有极大出入，又怎去指望中文做出比“让人听懂”更多的事情？
　　我对平中要的一点反对是不应强调“思想”。思想是非常在乎体系的，连零星的“启示”都难以形成，整体的“思想”更奢谈不上。已经损失了的，继续研究，继续哀悼，而对昨天的绝望，绝不是对明天的虚妄。作者群在，民众中间“向上走”的本能努力在，我们就不必由一处无物之阵再挪向另一处。
　　真正的故乡是离不开的，不用你攥一把湿漉漉的乡愁贴在额边惦念它。——当然，如果故乡还在的话。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8月18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