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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里没说的武林事

文/丁晓洁
<<新周刊>>第390期
  
　　“民国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内忧外患，中国人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精髓，也是从民国时候开始的。但我喜欢民国，是因为它社会阶层的多样性，特别像是在生态园里，既有灌木林，又有参天大树，有各种草，还有藤类植物，这是中国传统的复合型多生态生活结构。”


　　对大多数电影观众来说，徐皓峰是《一代宗师》编剧三人组中比较不知名的那一个。但在一小撮武侠爱好者看来，他却是“新派武侠”研究第一人：6年中出版了2本民国武人口述史、4本武侠小说和1本武侠电影评论集，导演了2部民国背景的武侠电影，入围了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传说里，徐皓峰更像是武侠小说中的“神人”，盛传的一个段子是：“他上着课就从窗户跳出去了——据说还不是一楼，据说还跳了两次。”

　　徐皓峰对民国武林的重建，始于2006年整理出版的《逝去的武林》。这本口述回忆录，是他的二姥爷李仲轩从1934年起追随形意拳大师尚云祥的求武纪事。《逝去的武林》让王家卫找到了徐皓峰，也让一些看过《一代宗师》的人感叹：“徐皓峰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拍出他心中武林的人了。”

　　徐皓峰曾毫不客气说中国武侠片“不是叙事电影，是晚会。晚会没有价值观，只有口号，‘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和‘给您拜年了’性质一样”。这么说来，《一代宗师》确实符合他多年来在民间史料搜集工作中对民国武林的感觉：“一方面是习武人的阶层性，以前总是把习武人写成没有文化的，只有事件，没有生态的土壤，没有生活环境。而这部电影，表现了习武人的文化程度，他们生活的讲究，和他们里三层的、外三层的人情关系。”

　　他又写叶问：“历史上的叶问没有打过日本人和白种人，甚至一辈子没有查之有据的比武记录。这样的一个人成为民族英雄，说明我们太缺乏民族英雄。”

民国武林有多热闹？“北方拳师到广东推广武术，那种名人效应，就跟今天刘德华到内地巡回演出是一样的。”

　　徐皓峰写武林，只写他接触过的那一派，《一代宗师》讲的也是这一支：以中华武士会、形意门为主要形态的民国武林。中国文化向来重文轻武，明清两朝近六百年时间，中国是禁武的；清朝末年国事衰微，孙中山建立民国后，提出“强国强种”的口号，形意拳正是当时的第一名拳。

　　“形意的特点是招法简单、发力的方法独到，完全不同于拳击。它实战性强，门下高手众多。”1912年，李存义在天津创办北方最大的民间武术团体——中华武士会，创编《拳术教范》和《刺杀拳谱》，以中华武士会作为基地，形意拳在民国开始普传，所有其他门派的人也纷纷学形意，来修正自己拳派的发力的方式。

　　民国时期武人的辉煌，最大特点是他们直接训练军队，有点像是武术指导一样的存在。“中国北方部队的刺刀术，就是由中华武士会编排的。当时北方的教官，都是受德国跟英国的训练，但是中华武士会发明了一种更适合中国人体质的刺刀的方法，一直沿用下来。1934年，北方部队跟日本人发生了喜峰口阻击战，肉搏战阶段，用的都是民间武术的刀法。”有句“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歌词，所谓“大刀”，说的就是武人训练部队的时候留下来的刀法。

　　民国时期的形意拳有多热闹？徐皓峰的考据：“当时的政要纷纷去给形意做帮衬，最有名是李存义组建中华武士会时，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捧场做了名誉会长。北方顶级乡绅李瑞东，长期为各种武术组织捐款。”受“国术救国”的影响，文人也纷纷主动与武人交往，据说齐白石、梅兰芳都有拜武人为师。周恩来年轻时，拜了中华武士会韩慕侠为老师，学习八卦掌。

　　徐皓峰研究北派武林多年，拍《一代宗师》的过程中，他又研究了三年南派咏春拳。“民国提倡武风以来，由于有北洋政府旺盛的军政背景，武术家最早都是成名在北方。太极和八卦，都是从王府里传出来的拳，形意是地下组织的拳，后来在城市里公开传。所以才会有北拳南传这种情况——北方拳师到广东推广武术，那种名人效应，就跟今天刘德华到内地巡回演出是一样的。”

　　民国武术的“黄金十年”，让武人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不少武人都直接受聘于政府。“当时北大校长月工资是600银元，算是非常高的了。但有一些就职于政府的武人，比如孙儒堂和韩伯言，月薪跟北大校长差不多，甚至于还有夸张的说法，说是每月1000银元。”因为“要建立起一个类似于文人习武、武人习文的系统”，民国时期的武人与文人合流的趋势非常明显。但百年后的“民国热”时，人们只谈先生，已不见武林。

　　“解放之后，大陆一直强调社会伦理，武术开始表演化和体操化，那些通过改进的拳种都非常好看，形意拳实在没什么可表演的，就没落了。在历年的武术大会上，虽然也保留了形意这个项目，基本没什么人鼓掌。”

　　像《一代宗师》的结局那样，民国武人的一种选择是：“移居港台或者国外，开始建立私人的武馆体系，也能找到他们发展的路子。”在《逝去的武林》中，徐皓峰写出了另一种境遇：“那时，李老晚上为西单的一个商店看店，便把笔者带过去，在一片家用电器的空场中练拳。白天练拳较少，只在星期天的中午到宣武公园里练。”李仲轩34岁决定退出武林，晚年拒绝了加入武术协会的邀请。对于民国武林这最后一个见证者，徐皓峰说：“他们没有现代人这么灵活多变、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前的人，年轻的时候决定以什么信念去生活，真的会坚持一辈子。”

“在民国，武人是一个职业。现在中国武术之所以衰落，就是大家都成了武术的业余爱好者，通过习武养活不了自己，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职业。”

　　有人把《一代宗师》当爱情片看，有人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当成小清新语录。但徐皓峰不这么认为：“它说的是人的生命感，是民国武人对自己一生的爱好，对这个职业，对这个理想的一个追求。”

　　当武侠迷的记忆还停留在金庸、古龙和梁羽生创造的文字世界里和徐克李安呈现的视觉语言中时，当非正统血液的网络武侠小说以各种YY博取眼球时，徐皓峰的“新派武林”是另外一种世界观：真正的武林，并不总是飞檐走壁水上漂，并不总是行侠仗义走天涯，没有决战巅峰，没有武林盟主。他笔下的那些人，更像是职人。

　　“在民国，武人是一个职业。现在中国武术之所以衰落，就是大家都成了武术的业余爱好者，通过习武你养活不了自己，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职业。”这种职业精神，是徐皓峰最想通过文字和影像传达给当代年轻人的。“文明，只有落实于人身，这才是文明。我写武林人物，也是想表现这种东西，他们是文明落实在身体上的一群人。”

　　“习武之人，有习武之人的生活方式。三分练、七分养，这是武术的特点。”在民国，不乏有武者给人当保镖的案例，但“一般练武的人不太敢，或者一年就干两回，因为他不能让自己时刻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如果当职业保镖，一年四季都这么紧张，是对生命的妨碍”。他们笃信“武者不祥”，并不是说练武就不吉祥，而是：暴力不是一件好事，尽量不要使用。这种心态在《逝去的武林》中从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口中说了出来：“你凶，我悚，你悚，我比你还悚——这才是我的徒弟。”

　　民国武人也比武，性质有点像举行婚礼。“说的是它那种隆重性——婚礼一般不都是这样？先有人提亲，然后下聘书、下聘礼，到了结婚那一天要有人迎送，婚礼上要有公证人。真正的比武隆重性跟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很麻烦。”场面绝对不像我们在武侠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它没有什么表演性，这是涉及到生死的事情。这么说来，它又像举办葬礼。中国传统的婚礼，本身就是婚礼如葬礼，直到明清开始庸俗化，吹吹打打。”显然这种氛围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的比武都不能叫比武，就说‘咱俩试试’。因为没有礼节，根本就不配称武。”

　　按照礼节的方式去跟官府对抗，是中国武人自古以来的民间体系。在《一代宗师》中，形意拳宗师马三是个反派人物，在日伪政府中做汉奸，手里握有警察机构，却也得依“礼”做事，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官府实力，按照武林规矩却跟宫二比武。“民间武人实行的那一套制度，恰恰是当时在社会上已经消亡的那一套儒家门徒学派的制度。比如在拜师礼上，折子要打18折，拜师礼上要有引荐师，给你做人格担保的，然后有训导师，专门训导你门规的。这种仪式跟行业是很相像的，你要拜入一个行业，你去学艺，学做鞋，学修表，拜师傅学徒，都是一样的。”

　　按照古代的规矩，练武之人如果有了官府的身份，就不能再入武林了。民国武士会的最大的特点，是乡间武师纷纷进入都市，成为都市中的社会名流。这种情况在当时并没有遭到争议，因为他们还维持着从前的规矩：“武林的规矩不讲官职，只讲辈分。即便是当上军官，见了街头一个卖豆腐脑的师叔，还得跪下磕头。”徐皓峰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孙儒堂受北洋政府礼聘，做了政府的顾问，某天从河南乡下来了一个姓钱的前辈，孙儒堂当街就给师叔跪下了。这件事在当时留下了一个典故：形意门规矩大。实不单是形意拳，其他门派也是这样的。

　　民国武人的另一个职业技能却是在医学上，“传徒先传药”，武家的药方也是师承的见证。“武人在比武练功的时候，很容易受伤，所以民国时候的武馆，都是常年熬着药，受了伤之后就补一点。武人不见得系统地懂医学，但是因为他数代积累下大量的偏方，给一般人治病的医学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在《一代宗师》中，后来宫二移居香港开医馆为生，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民国的一些武术书，往往在讲完拳术之后，都公布一些药方，武人的秘方出来之后，对市民阶层有很大影响。”

　　“民国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内忧外患，中国人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精髓，也是从民国时候开始的。但我喜欢民国，是因为它社会阶层的多样性，特别像是在生态园里，既有灌木林，又有参天大树，有各种草，还有藤类植物，这是中国传统的复合型多生态生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