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30日第411期 作者：陶飞亚
【核心提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范式转移“主要是从传教学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方法转向以中国学的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这种转移不仅涉及了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背景的变化，而且带来了研究主题的变化”。
欧美学术界近年来对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兴趣持续增长。在2000—2012年的北美亚洲研究年会上，以中国基督教研究为分议题的会议有24个，仅2012年就有4个之多。其研究队伍也不断扩大，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均有学者涉足中国基督教研究，研究成果接连问世。其中，一些西方学者思考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范式的转移问题值得关注。
较早谈论这一话题的是比利时鲁汶大学的Nicolas Standaert。他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研究手册》中谈到，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范式转移“主要是从传教学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方法转向以中国学的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这种转移不仅涉及了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背景的变化，而且带来了研究主题的变化”。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者通常关心的问题是“传教士们是怎样把基督教介绍和呈现在中国的？”而现在关注的则是 “中国人对基督教和其他西方文化的介绍和输入，是如何作出积极或者消极的反应的？”他认为，这种转移的第一个结果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中文材料、中国的行动者和中国人的接受方面；第二个结果是基督教被看成包括了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各种宗派的总称，而且这个名词在中国指代的除了神学、礼拜仪式、教义等宗教内容，还包括随着基督教信仰一起进入中国的各种文化因素如科学、艺术、技术、哲学等内容。他强调，研究中国基督教史需要精通教会史、汉学和科学史等不同领域的知识，只有打通“中国”与“西方”以及不同学科的壁垒才能真正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
相比欧洲大陆学者关注明末到清中前期的中国基督教历史，北美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近代中国基督教。2002年，美国阿尔伯特大学的Ryan Dunch在题为《超越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理论、基督教差会及全球现代性》的长文中，批评了在北美影响很大的“文化帝国主义”范式。他认为，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目的论对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最终导致人们不能合理解释这一历史现象。传教运动必须被看成全球现代化中的一个因素，在改变19世纪、20世纪的非西方社会的同时也改变了西方社会。应该在宏观/微观、全球/特殊的视角下把传教运动看成近代世界史中一个推动文化变革的因素。他提出两个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传教士是否起到了把一些概念如国家、理性、科学技术、自主的个人及宗教自身等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作用？在微观层面上，这种传播是否催生了社会之内和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别？他认为，前者使研究者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中去看传教士在非西方社会变化中的作用；第二点使得研究者关注在区域背景下传教士信息的接受、改造或拒绝问题。
2010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R. G. Tiedemann在《中国基督教研究手册》第二卷“前言”中则表达了一定程度的不同看法。尽管他对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后现代和后殖民等理论提出批评，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没有价值；相反，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作为社会分析的方法，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评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传教士现象，可以以一种更清楚和更平衡的方法来看待事情，以一种系统的和全面的方法来观察特别的问题”。
中国学者应如何看西方基督教史研究的范式转移？对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对西方学者来说，从传教学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方法转向以中国学的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在更全面的史料基础上建构比较平衡的中国基督教历史显然有其合理性。但长期以来国内研究本身就是以中文史料为主，以中国事件人物为中心的，所缺乏的是对西文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前面提到的两卷本《中国基督教研究手册》广泛吸收利用了中国学者的成果。因此，我们应更加重视西文文献的研究。其次，国内并不缺少在现代性视角下的传教活动研究，但缺少全球化的视角。这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地方性局限，不能在比较视野中认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性质和特点。再次，由于历史原因，西方学界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有一种持续的兴趣，在资料建设和学术成果方面已经有了较多积累，中国研究者应主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也许就是基督教史向“中国中心”另一种意义上的转移。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