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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6月29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23期 作者：赵琼

　　【核心提示】在地方、区域和国家的不同层级上，狐仙信仰通过精英、官僚、神职人员和平民百姓，以崇拜、驱逐、讲述和记录狐仙的方式兴盛起来。狐仙吊诡地受到敬重和憎恶，其在中国文化中呈现出布迪厄所定义的“官方”秩序和“非官方”习惯之间的张力，亦即在各层级、社会团体之间以及多样化文化场景中的张力。


　　狐仙在中国，不但有着丰富的传说与文字记载，也是长期以来民间信仰的基本构成之一。海外汉学界对中国民间宗教和信仰之研究的兴起，与年鉴学派密切相关。从早期的高延（J.J.M de Groot）、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人关于上层与下层、精英与草根的论争，到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韩书瑞（Susan Naquin）等人关于民间教派的研究，再到华琛（James L. Waston）、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等人对各种民间信仰的关注，对中国民间宗教和信仰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

　　相比之下，关于中国人对狐仙的崇拜和信仰的研究成果还较少，康笑菲的《说狐》是近年来此研究领域的一部代表作品。

　　康笑菲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任教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说狐》在她博士学位论文《边缘的权力：晚期中华帝国的胡仙敬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该书对历代的笔记、志怪、小说等进行收集整理，结合相应的社会生活场景，系统分析了与狐仙相关的文献，试图以历史发展的狐仙敬拜为案例解读中国乡土宗教以及中国文化的特征。《说狐》除了导论和结论外，分为六章。前两章属历时性研究，分别梳理了中国早期传统中的狐仙和狐仙信仰的扩散，后四章则分别讨论了狐仙与灵媒、地方信仰、官员等的关系，从而达到从单一讨论狐仙到讨论狐仙信仰与家庭、官府、国家关系的逐层深入的效果。不过，作者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未跳出西方汉学常见的研究范式：很少单纯地研究民间宗教及信仰本身，比如教义、仪式等，而是更注重这些信仰中反映出的国家与地方、男性与女性等权力关系，以及民间信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关于《说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更多解读。首先，研究对象颇有意味。狐仙作为一种动物神，是相对低层的神祇，且其本身体现了女性、边缘、非官方（侵入者）等特征，所以对狐仙的研究也最能触及社会中最隐晦的部分：最下层的民众和最私密的欲望。其次，作者的研究显示出狐仙形象的模糊性和多样性。狐仙可以代表祖先或是得道的仙人，可以代表淫魔或者是媚妇，又或者是官府的“守印大仙”等。总之，狐仙代表的角色囊括了公、私，正、邪和男、女等。作者揭示出狐仙信仰这种特征的意义在于，突破了先前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模式：认为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是对帝国官僚科层制度的模仿。再次，清晰地勾画出了狐仙敬拜官方化和去官方化的发展演变过程，即韩明士所谓的官僚政治的与个人的——道与庶道——信仰这一矛盾互动的历程，是官民、外来者与本地人、男人与女人等多个对立群体进行权力争夺、冲突和妥协的产物。最后，强调文本记述和宗教实践之间一直互相影响的动态关系，在解读时将文人的记述、写作还原到相应的社会场景和生活实践中，这正是以往对狐仙相关的文学研究相对缺乏的一面。

　　该书对狐仙信仰的研究显示，在地方、区域和国家的不同层级上，狐仙信仰通过精英、官僚、神职人员和平民百姓，以崇拜、驱逐、讲述和记录狐仙的方式兴盛起来。狐仙吊诡地受到敬重和憎恶，其在中国文化中呈现出布迪厄所定义的“官方”秩序和“非官方”习惯之间的张力，亦即在各层级、社会团体之间以及多样化文化场景中的张力。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