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9日，美国学者 Frederic P. Miller 、Agnes F. Vandome 和 John McBrewster编辑的英文版《黄派》（Huang Group）由国际著名图书出版发行公司“Alphascript Publishing”面向全球出版发行。本书专门介绍了壮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师承黄现璠的“黄派”，并对黄派宗师黄现璠及其成员，黄派的特点、学术思想和主要出版物进行了详介，现将该书封底摘要文字、部分内容和相关信息摘译介如下：
一、封底文字
黄派是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的开拓支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并活跃在当代。学派成员包括黄现璠和他的十八位学生，通常被称为“黄门十八贤”。黄现璠的这些学生都是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教授或研究员，其中大多数人长期任教于广西师范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
二、特点
1.壮汉学者
“黄派”属一个由壮族与汉族学者结合形成的“八桂学派”开拓性学术支派。派中既有壮族学者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黎国轴、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覃树冠、周作秋、黄绍清、黄伟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又有汉族学者欧阳若修、萧泽昌、周作明。
2.草根学者
“黄派”成员绝大多数终身生活和工作在广西（除原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周作明教授于2004年调往福建任武夷学院旅游系主任兼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外），大多为名符其实的“草根学者”，可说共同为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教和学术事业以及促进“壮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3.壮学
“黄派”绝大多数成员后半生的学术研究重心，大多为民族学和“壮学”。
4.门人弟子
“黄派”成员大多长期在广西各高等院校执教，弟子满门。例如广西当代民族学界后起之秀何龙群、龚永辉教授、玉时阶教授等人，既为“黄派”成员黄现璠、张一民、粟冠昌教授的学生，三人现任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学生满园；“黄派”老将黄伟城的学生覃乃昌，现任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兼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弟子不乏；“黄派”老帅欧阳若修的学生覃德清，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兼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带头人，门人弟子遍及八桂，由此反映出“黄派”后继有人、薪尽火传的特点。
三、学术传统
“黄派”具有的这些特点又衍生出了“黄派”的若干学术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平等思想
由于“八桂学派”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派成员自然大多受到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从他们各自的论著中显而易见：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思想是“黄派”成员共同信奉的真理，因而反对大民族主义、主张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肯定“多元文化主义”，为“黄派”旗帜鲜明的思想、观点和立场。黄派立足于这种思想观点和立场上展开的“壮学”研究，排除了传统封建意识的大民族主义中心思想的干扰，实现了建国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推行的“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政策和方针在现实民族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最初转化。这种转化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而建国后最早站在少数民族立场上对壮族展开全面系统论述的黄现璠著《广西僮族简史》（1957年）一书，正是这种最初转化的代表性标志，它充分体现出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黄派”民族平等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实践，由此造就了“黄派”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始终若一主张“民族平等思想”的学术传统。
2.民族思维
黄现璠于论著中反复重申：评价少数民族历史人物“要勇敢地破除正统的历史观和大民族主义观点，把历史上各个民族置于平等的地位来看待，我们才能得出比较公正的结论。”[1]在这里，黄现璠从中得出的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思索”，而是尝试借助于论述壮族历史和人物时所汇集而来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等零散的素材，重新建立一种科学化的思维体系——壮人看待民族和世界的哲学观念，以解脱中国民族学长期背负着20世纪上半 期那些偏见构成的沉重包袱，让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民族学研究“轻装上阵”。换言之，这种观念便是壮人重新认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观念。它亦即黄现璠所说的“文明精神”和“科学态度”。[2]可见黄现璠是一位在自己的时代唤醒壮人使命观的启蒙智者。靠了“黄派”草根学者们科学化的民族思维以及开创性民族研究成果和第一线的实践工作，20世纪“多元观”与“一元观”的分庭抗礼明争暗斗终以当今前者的大占上风而告一段落；靠了他们的思想启蒙和深入基层的工作，人们保存住了对那些正在销声匿迹的民族群体的记忆，拥有了对那些正在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珍惜情操以及对那些回归自我本真的自然合谐生活方式及其精神文明的憧憬，洗耳恭听到了那些已经不在人世或仍然在世的民歌手们吟唱的原生态天籁之声，还有那充满历史韵味的铜鼓声回响。
3.自觉意识
中华民族的振兴不是单一民族的振兴，而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这是“黄派”成员共有的民族自觉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民族文教事业和学术实践中，便是“黄派”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草根学者”，他们长期扎根生活和工作在八桂地区，为八桂民族文教事业和学术事业做出了毕生的贡献。可说没有这种长年累月立足于民族地区为振兴广西各民族的自觉意识传统，便不可能出现 “黄派”这一学术群体。这种民族自觉意识还意味着“黄派”的草根学者们发现了“自我”，进而为一门新学问或新学科确立了一个历史“起点”，为传统的“文明”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为一种民族精神升华创造了无限的历史“机遇”。而任何“发现自我”的民族意识和思维，无疑为构筑本土化民族学理论提供了最高智慧的思想启迪，显然超越了那些沉迷和醉心于不断引进和喜言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又顶礼膜拜的思想观念体系。正是这些“草根学者”具有这种振兴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传统，从而促进了以壮族学者为主体而由壮、汉学者结合形成的充满民族团结气氛的“黄派”的不断壮大发展和“壮学”的逐步兴盛。
4.研究方法
黄派主要活动地-广西师范大学“黄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绝大多数为壮族人，他们皆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大都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长期从事教育和民族科研工作，因而他们拥有的学问整体研究水平非同凡响。这一切皆为“黄派”善于将“史志结合”（历史文献与民族志田野调查资料的结合）、“文史志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和民族志的结合）、“文史诗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和神话史诗结合）、“语史结合”（壮语与历史文献的结合）等等多重研究方法运用于壮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为“黄派”勇于突破传统大民族中心主义史观的蕃篱，克服借用西方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时难免存在的一些偏见弊端，大胆地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壮族的历史文化有机地进行“本土化”结合提供了去伪存真的科学认识基础。以致在“黄派”长年累月的民族研究和调查实践工作中，逐步模索出了一套适合壮学发展的科学化综合研究方法，这就是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指导思想、壮族固有的历史、文化、语言与汉文古籍融会贯通，注重运用民族志和田野调查资料、考古学的文物史料、本民族固有的壮语和古壮字以及历史文献等综合研究手段，结合现代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心理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壮族展开多维性研究。这种“本土化综合研究方法”，既克服了西方传统人类学或民族学通常只注重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资料而不运用历史文献的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弊端，同时还克服和解决了中国传统民族学研究大多站在大民族中心主义同化立场而出现的“一边倒”史观及其论述以及过于偏重历史文献与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资料而忽视考古新成果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等方法上难免的局限和缺限。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黄派”成员逐步模索出的这套与众不同的科学化“本土化综合研究方法”，从而使得当代“壮学”以崭新的面目逐步走向了世界。
5.开拓创新
正是由于“黄派”成员对国内外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以致在他们的壮学成果中，大多突显出富有开拓创新价值的特色。这从“黄派”宗师黄现璠对壮族历史、文化、人物开拓性的研究；“黄派”老帅黄增庆对壮族考古开拓性的研究；“黄派”老帅粟冠昌对壮族土司的创新研究；“黄派”老将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对壮族文学史的开拓性研究；“黄派”新一代主将何龙群对壮族教育史的开拓性研究等等成果中可见一斑。正是“黄派”具有的这一学术传统，从而造就了它作为“八桂学派”第一代支派的开拓性学术成就。任何新学问的建设，从来都是以拒绝旧思维旧观念开始的。“黄派”对壮学这门新学科的开拓性建设，同样没有例外。
6.对外交流
“黄派”成员十分重视对外交流。早在1962年，“黄派”宗师黄现璠即开始与越南河内师范大学历史教授陈文甲通过书信展开了“侬智高国籍和起兵性质”等问题的讨论，陈文甲教授还寄给了黄现璠教授不少越南方面的史料，以证明黄现璠教授主张的侬智高是中国人而非越南人以及侬智高起兵正义性的观点正确性。当时的《桂林日报》记者针对这两位中越学者的学术交往曾以《珍贵的友谊》为题进行了报道。稍后，陈文甲教授又到广西各地参观访问，专程到广西师范学院拜见黄现璠教授，讨论侬智高问题。[3]1981年，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教授多次登门拜访黄现璠教授，虚心请教壮族神话、传统诗歌等方面的问题，黄现璠教授的热心授教解惑，无疑对马克教授后来成长为一位美国当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专家助了一臂之力。[4]“黄派”新一代主将、广西民族大学校长何龙群教授近年来领导展开的与国外大学的频繁学术交流。这一切皆反映出“黄派”成员十分重视对外交流的学术传统。
7.收集文物
早在1953年7月下旬，“八桂学派”导师黄现璠在广西大学组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时即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他领导的这一工作组深入到了桂西壮族自治区辖地的南丹、天峨、河池、罗城、忻城等5个县，先后访问调查了白裤瑶、背篓瑶、毛难族、苗族、红苗、壮族、水家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沿途收购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乐器（铜鼓）、农具等文物40多件，交给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保存。[5]
8.田野调查
这一学术传统在“八桂学派”导师黄现璠于解放后多次组织和领导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晚年他依然老当益壮，“以八十岁的老迈之躯，拄着拐杖，领着他的学生和助手，到本区的百色、靖西、宁明等地，还到了四川省的一些地方，去进行综合考察并搜集资料。”[6]至于“黄派”老帅张一民、粟冠昌带领学生频繁下乡进行的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周宗贤、李干芬多次参与的广西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田野调查；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覃德清为完成《壮族文学史》和《壮族文学发展史》的编撰任务多次带领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组成“壮族文学调查队”深入广西壮族地区三十多个县、市进行的大规模田野；黄增庆、萧泽昌、何英德频繁下乡进行的民族文物古迹调查；玉时阶带领学生深入广西各民族地区进行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民俗调查，这一切皆充分反映出“黄派”具有重视田野调查的学术传统。
9.密切合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区内外各民族学者不同程度地积极投入到了壮学的研究中，由此造就了“黄派”重视密切合作的传统。虽然“黄派”以不同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学术活动中心而展开共同的壮学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黄派成员各自为阵。派内成员之间遥相呼应，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密切合作，例如“黄派”宗师黄现璠拟定编著《壮族通史》提纲和完成部分内容撰写后，由于感到年事已高，个人撰著如此大着力不从心，便先后邀请了自已的学生黄增庆研究员和张一民教授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壮医药派”老帅班秀文及其助手撰写了“壮族医药”一节。由此扩大了“黄派”的影响，正如“壮医药派”主将们所言：“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余万字的巨著《壮族通史》（黄现璠等编著——笔者按），为壮医尤其是壮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参依据。”[7]至于“黄派”成员黄现璠与学生张一民、萧泽昌、黄伟城、何英德、周作明等教授相互之间的学术合作；“黄派”老帅张一民与黄增庆以及何英德之间的密切合作更是自不待言。“黄派”老将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则是一个汉壮学者密切合作的典型群体。他们多次合作完成了多项壮族文学史的编著工作。这一切皆表明重视壮学研究的密切合作，已经成为“黄派”的一个显著学术传统。正是由于“黄派”成员密切合作共同进行壮学的研究科研工作卓有成效，进而又强化了“黄派”成员之间亲密无间的民族团结，可说两者相辅相成。
上述黄派具有的特点和传统，在二十世纪90年代后相继形成的“八桂学派”的支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中同样有着充分的体现。作为“八桂学派”的开拓性支派，黄派具有的这些学术传统同样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八桂学派”的其他支派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四、成员
“黄派”的学术活动中心以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为主，成员大多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除此之外，还有广西博物馆、柳州博物馆、桂林市博物馆、广西民族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的教授或研究员，可谓涉及面广，影响广泛。黄派成员包括黄派宗师黄现璠和“黄门十八贤”（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他们皆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学术界的资深教授、研究员或学科带头人，大多在壮学的研究逐步兴盛过程中取得了开拓性的学术成就，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研究壮族历史、人物、文艺、考古和教育为对象的“八桂学派”开拓性学术群体，当中尤以“黄门六老帅”（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欧阳若修、李干芬、黎国轴）于壮学研究中贡献突出。
相关信息
Title：Huang Group
Author : Frederic P. Miller , Agnes F. Vandome , John McBrewster
ISBN: 10:6134073520
Binding : Paperback
EAN : 13:9786134073523
Publisher: Alphascript Publishing
Language : English
Publication date：9 September 2011
Price
34
书名：黄派
作者：Frederic P. Miller , Agnes F. Vandome , John McBrewster
书号：10:6134073520
装帧：平装
条形码：13:9786134073523
出版商：Alphascript Publishing
语言：英语
发行日期： 2011年9月9日
价格：34美元
［书封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