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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南开大学报 　发稿时间： 2012-03-16 15:11

　　□王 昊

　　抗日战争期间，南开大学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组织开展一系列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活动，油印出版了《边疆人文》学术期刊，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边疆语言、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这一学术机构存在的时间虽不足5年，却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史上书写了重要的篇章，彰显着南开学人追求学术进步，探索科学真理的执着精神。更具学术意义的是，“边疆人文”学人群之于私立南开有着“旧邦新命”的含义，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实际上承载着南开久已存在却并不十分鲜明的另一种西学传统。

　　缘起与旨趣

　　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惨遭兵火，损失颇巨，虽与北大、清华合组联合大学，但大伤元气，师资流失严重，南开籍教师不足联大教师总数的五分之一。与北大、清华相比，南开依旧倚重经济研究，学科发展单一、学术班底薄弱。不过，对如何化解“才荒”问题，张伯苓、黄钰生、冯文潜、陈序经等人始终牵挂心怀。上世纪40年代初，黄钰生、冯文潜、陈序经等人在如何发展南开学术，重新安排学科布局上达成了初步的共识，那就是要发展边疆人文研究，该项研究中“人类学与人文地理”专业方向的选定即与南开早年的学术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1923年，南开大学就在文科中设有人类学系，开设有“人类学”和“进化史”两门课程，并聘请到李济出任人类学教授，尽管这个系存在的时间不长，却“开了中国学术机构设置人类学系之先河”。人类学系在南开校史上有如昙花一现，但与社会学、民族学相关的教学工作、学术研究及社会调查活动却成为南开教学及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南开学人较早开展起来的社会学性质的调查活动，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需要，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以促进社会进步、改造中国社会和服务民生为目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以致用理念成为南开教育的核心，后来南开学人投身的西南边疆田野民族志工作与抗战前所开展的社会调查实践均源于这一理念。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大批学术机构、大学随之西迁，诸多人类学民族学学人辗转到了西南地区。这次转移为中国学人开展大规模本土田野调查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使民族社会问题的研究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变成为现实。南开能够顺利开展边疆研究计划，一方面得益于南迁学人的“人才准备”;另一方面，恰逢云南地方政府设立石佛铁路社会经济调查队，决定拨款委托南开大学代为组织，以开展筑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族风俗、语言和地理环境的调查活动，为南开开展边疆人文调查平添了助力。1942年初，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应运而生，它担负起了为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建基铺路的使命”。同年8月，南开大学正式聘请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为主任主持工作。随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毕业生邢公畹，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生高华年等人相继加入，后来联大毕业生赖才澄，联大教师袁家骅也充实到研究队伍中，壮大了“边疆人文”学人群。按照与云南政府的约定，南开学人“调查及研究所得材料与结果由研究室整理编辑，以供石佛铁路主管人员之应用。其有关学术者，研究室自行发表”。南开因势利导，再一次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融入到边疆社会的建设中。

　　研究室成立伊始，南开的学术团队便在陶云逵教授带领下开展起田野民族志工作。研究室的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直观地反映出南开学人的学术旨趣和倾向，即希望通过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活动来积累民族志素材，并以此为手段对“边疆教育”展开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来达到改进边疆教育制度及内容的目的，进而“对此边区人群之各人的思想态度、行为上，并其整个文化上之可能发生影响”。南开为何会对“边疆教育”研究情有独钟?这隐然与主事者的学术经历和兴趣大有关联，更牵涉着西方人类学对中国人类学的影响和传播问题。陶云逵教授曾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专攻人类学6年，获博士学位，是在华传播德国人类学理论及方法的重要人物。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的记载中，陶云逵曾被视为“德奥民族学派(播化派)”在中国的继承者，他对边疆教育与民族文化的关注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边疆人文”学人群的研究取向。

　　学人与流派

　　如果将“边疆人文”学人群置于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大情境之中来比较的话，其成绩和意义显而易见。“出色”的成绩若以研究成果论，该室同仁贡献于世的成果多集中于《边疆人文》，主要以民族语言调查和民俗研究为主。陶云逵的研究，不仅被公认为足以名垂史册，而且还体现出“德国理想主义中的阐释学和价值哲学的论述特点”。邢公畹的《诗经“中”字说》，讨论诗经“中”字倒置问题，受到李方桂等著名学者的肯定，高华年的黑夷语法研究之“关于借字之分析及语法之结构”，被认为是“为前此中外学者所未道及”。其实，“出色”的学术表现背后一定蕴含了更为“出色”的学术品格和人格魅力。因此，同行及后辈学者对南开学人的关注就不只具有学术评价的意味，更体现为与他们的同仁相惜和对他们所坚守的学术理想与治学态度的敬佩。费孝通曾回忆他与陶云逵在魁阁论学时的往事，称“云逵和我二人师承不同，因之见解也有不同。因为我们在基本出发点上有些不同，所以讨论时也显得有趣味。有人误解魁阁，以为它是抄袭某某学派，其实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各学派的混合体;而且在经常的讨论中，谁都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费氏将这种讨论的益处形容为“反对”的建设性，尽管他们在讨论中互不相让，各抒己见，但目的却很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情”。

　　令人感叹的是，在当年并不理想的研究环境中，“边疆人文”学人群克服艰难，深入不毛，通过田野调查，积累下大量的民族志素材。1933年，陶云逵留德归国，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任专任编辑员(责任与待遇与专任研究员等同)，就职后不久即偕技术员赵至诚深入云南调查人种。这项工作，持续了3年，“获得材料不少，直至抗战军兴，尚未整理完毕，然凌(纯声)陶(云逵)二氏已有零星专文发表于地理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及该所人类学组出版之人类学集刊第一集，颇为精当”。由于陶云逵在德国受到过良好的学术训练，“颇有德国学者风度”，他勤慎的治学态度在当时学术界中有口皆碑。有学者指出，陶云逵是从学习生物学转而体质人类学，进而又转到社会文化方面，不仅根底好，而且“治学最勤，用功最深，构思最慎”。1943年初，费孝通、潘光旦、陶云逵、罗常培等人赴大理讲学，其间他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便是“有似从前所称的輶轩使者，到处采风问俗，他兴趣最博，对任何比较有意义的景物，都要作细密的端详，详实的记载”，“比徐霞客的还要周到”。从归国至逝世的10年间，尽管陶氏学术兴趣有所变化，但治学的态度却不曾有半点马虎。尤令人感佩的是，“他没有许多专家所有狭窄不容人的习气，对自己的科学用功极勤，对其余的学问求知之心极切，虚心接受不同的意见，他之所以会从体质方面转到社会文化方面，也就是由于这不满足和求知的心情而发轫的”。

　　对学问的“不满足”与“求知欲”正是推动学术不断精进的原动力。与书斋学者不同，战时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人们在田野民族志工作中付出的艰辛最大，还不时地会受到疾病和死亡的威胁。追随陶云逵的邢公畹、黎国彬、高华年等人的调查足迹也遍及云南的山山水水，而且他们大都单枪匹马地从事工作。黎国彬回忆称，当时“遇到不少麻烦和困难，学术调查实际上成了一场探险考察”。邢公畹也经历过类似的磨难，更甚者，他们还会随时受到土匪的劫掠和地方武装的刁难。那时候的中国学人，孜孜以求，如燕子衔泥一般，一点一点地构筑起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殿堂，他们“从基础资料的搜集做起，开始对中国各民族的群体及其文化进行研究，意义在于表现出学者们的民族自尊，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国人开始真正地、务实有效地从事中国民族学研究。

　　值得深思的是，支撑起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殿堂的学人们实际上分属不同的流派，他们师承不同，学术倾向或相近、或相异，分别归属于功能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但与欧美人类学界各流派间学科壁垒分明所不同的是，“中国人类学这三大流派之间其实并没无太过分明的界限，只是一种学术倾向而已”。这一概括在陶云逵身上得到了印证，他被视为德国人类学在中国的传人，是“应用‘文化历史’的观点来研究云南的民族”的代表，但在同辈和后辈学者看来“尽管他在德国的确是学习过传播论，回到中国后他主要是从事民族史的研究，这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单纯地遵循传播论的轨迹”。这种超越，实际上体现了南开学人对德国学术传统中理想主义的继承和发扬。

　　理念与传统

　　客观地说，“边疆人文”学人中多有“德式”教育与学术背景，其中，陶云逵自家学术中的“德国色彩”自不必说，其他如高华年、邢公畹亦深受北大、中研院的德式学术训练，但若以德国人类学特征来综括南开边疆人文研究特色的话，还略显牵强附会。南开人类学学科的开辟，看似新颖，实则早有渊源，“旧中出新”只是表象而已。“边疆人文”学人群承载着私立南开的一种“有而不在”的学术精神。所谓“有而不在”，是指在南开学术传统中早已孕育了“以学术为志业”、“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只是未曾得到充分彰显。以传统评价言，私立南开因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大学理念的影响，教学、科研多以服务社会为本位，重“术”轻“学”，专业设置瞄准社会需求，教学、科研绩效要求立竿见影，将培养学生比喻为“出货”，不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相对忽视以学术为志业的个人本位教育，所以文科建设十分不尽如人意。以往研究者多视私立时代的南开为“美国化”的大学，诚然诸多教师有留美背景，美式教育元素充斥校园。其实，在这种表象之下，南开还氤氲着一股隐而不彰的理性主义的学术气质，这种气质的养成实与欧洲，尤其是德国经验大有关系。皮相之见，往往多关注南开仿美，而忽视了南开在学习欧洲大学方面的表现，至少德语与法语课程曾是南开传统的教学科目。

　　率先实现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德国，能将教学和研究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发展成为近代学术和科学的中心。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美国正是以德为师，万余名的美国留学生远赴德国深造，诸多德国学者亦来美讲学，德国的学术风格在美国教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直至1936年，“美国学术所拥有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某些分支领域所拥有的主导地位，直接和间接归于许多在德国大学接受先进训练和吸取灵感的美国人”。远绍德国的美国学者们十分尊崇的理念就是，大学教育在追求科学真理的同时，亦须对人的个性与修养发挥作用。在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理念的相互作用下，美国大学最终成就了融职业性和学术性为一体的特色。基于这一特点来观照近代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史，就会发现近代留美中国学人身上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绝非一元，而是欧美多重学术传统与文化的复合，其中的“德国色彩”是不能忽视的。且不说以蔡元培、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留德学人对德国文化教育经验的直接传扬，单是留美学人通过间接方式传播的德国学术及思想的影响就不可轻视。

　　平情而论，以美为师的南开，因规模所限，侧重于教学，间或涉及学术研究，培养学生多考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社会需求，所以学校风格凸显了实用性。上世纪20年代末期，正是南开大学寻求自身教育特色的形成与确定学术风格的关键时期，“土货化”教育方针的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人才培养理念的确立，回应了时代与国家的需要。其实，学校风格虽凸显实用的职业性，却并不妨碍学者们保留个人的学术倾向及其对大学理念的持守。“以学术为志业”的理念也深植于南开学人的心中。冯文潜、黄钰生就对欧洲古典大学和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方式表示过浓厚的兴趣，早年有过留德经历的冯文潜“非常推崇在我国由孔子开创的与学生问答的教学方法，在古希腊哲学家中相对应的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对话方法……引导学生自己一步一步地思考，直到问题得到解答为止”。在他们看来，那种能对学生心性修养起到直接作用的教育或学术活动，最明显的益处便是“学校的功课，不在死板地听讲，而在学生自己研究。自己读书之后，与院长或教师讨论。这种个人的注意与人格的接触，是教学中理想的情况”。

　　抗战军兴之后，南开迁播云南。其间，张伯苓因远在重庆，尽将校务委托于黄钰生、冯文潜、陈序经诸人，因为他们学术倾向相近，诉求一致，深知人文学科在大学之中的重要意义，因此在重建南开的过程中，他们多能便宜行事，边疆人文研究团队的组建，可谓于看似无可能条件下部分地实现了那些抱有心无旁骛地游学与治学理想的南开人的梦想。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心无旁骛地治学对学人们来讲近乎侈谈，可是我们依然能够感触到，连天的烽火与动荡的时局并没有影响学人们致力于学术的平静心态。

　　刻意地追求“以学术为志业”的理想，在乱世之中恐非易事，但一个稳定学人群的出现又必然有其基本一致的原则持守，保持相当一致的学术志趣。南开边疆人文研究的领导者，除了主持研究大计的陶云逵外，另一核心人物就是冯文潜。陶、冯二人一个主持研究工作，一个负责后勤工作。冯文潜在筹建研究室时用力最著，对研究室的贡献并不亚于研究室内的各位同仁。“他对南开大学有极深厚的感情，事业心非常强烈。他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不担任职务，而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包下了研究室的一切后勤事务。与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打交道的是他，与联大有关方面打交道的也是他”。在研究室成立之初，为开创研究条件，冯文潜不辞劳苦地奔忙，采购笔墨，租借房屋和用具，虽然他没有具体参与到边疆人文研究工作中，却是这一学人群的灵魂人物。在与邢公畹的一次谈心中，冯氏对南开“边研”表示了十足的信心，认为“就南大言，局面虽小，亦有其长”，“边研现已成为文科研究所之语言人类学部门。室之名义为念旧思源与保存……将来研究亦不限于西南。西北、中亚、南洋皆在研究范围之内”。1944年1月陶云逵去世后，冯文潜更成了研究室同仁的主心骨。面对诸多接踵而来的困难，他不断给大家鼓气：“你们都知道这点小小的研究调查工作的产生是不容易的”，“什么打击我都搪过，对于什么打击都有个还击”，“云逵的死，我并未料到。能搪过去吗?我有这个心，果能搪过吗?只要大家都有这个心，同仁皆曰‘有’。”此后的3年间，冯文潜依然默默地为邢、高、黎等人做着“幕后”工作。抗战胜利后，南开北返复校，冯文潜、黎国彬、邢公畹北上，高华年、黎宗瓛、赖才澄等人分别他就，“边疆人文”实已星散。然而，对于边疆人文研究工作，冯文潜仍然抱有一线希望。直至解放后，他还在南开园内组织举办过“边疆人文”的文物展览。可惜的是，这一丝努力并没有改变“边疆人文”的最终命运。

　　“边疆人文”学人群及其学术研究，之于德国人类学传统在华的传播与发扬显然有着重要的学科史价值，而对于私立南开大学而言，更有为其争得“大学资格”的现实意义。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构和发展不是线性的过程，而是多层次的混合渐进过程，作为其中重要构成部分的私立大学之学科制度及思想的形成，显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个案的形式开展分析研究，势必能丰富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研究的内涵。反之，在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发展的大背景下，由学科与学人的角度切入去观察私立南开的学术特色，亦可真切地感受到另一种西学传统在南开学术发展过程中的脉动，这对于重新描绘私立南开大学的学术源流图实在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