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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线 2011年06月02日  

    在一个可预见的未来，在多元文化中融合和发展的跨文化研究，不是简单的西方中心或东方中心的文化，也不是中国中心的文化，而是超越了各民族地域性狭隘性的共同的普遍性文化。

　　现在国内主流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是跨越东西方文化。其实质在于，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讲，是跨越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文化，从权力关系论来讲，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与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再分配。

　　仅跨越东西文化是不够的

    即使是在同一种文明内部，同一个国家内部，也经常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别，以及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差别。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界定和延伸，除了跨越东西方文化和跨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跨文化研究还应当包括：

　　第一，跨越同属东方文化内部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对亚洲国家来说尤有必要，因为亚洲国家众多，宗教多样，文化各异，语言不同。就地理范围而言，有近东、中东和远东；就文化圈而言，至少有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儒家文化。和国内学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相比，对于亚洲各国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显得非常薄弱，作为学术体制建构的亚洲研究或东方学研究的系科，在国内大学也不多见。

　　第二，跨越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这种研究尤为必要。过去理解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文学史，过去理解的中国文化基本上被理解为汉文化甚至是儒家文化，丰富多样的多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长期处于被压抑、遮蔽的状态且正在流失。

　　第三，关注后发展国家之间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现在国内批评中国文化全盘西化的呼声很高，这种批评缺乏和其他后发展国家之间的比较。如果比较印度、加纳等西方前殖民地国家就会知道，中国历史上从未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英语或法语等外国语言从未成为中国的官方语言。中国的情况和西方前殖民地国家差别很大，不宜简单等同。即使是印度这样的西方前殖民地国家，也依然保持着自己浓厚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对其他后发展国家我们关注不够、知之不多，这不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定位与把握。

　　国内目前流行的跨文化研究，尽管以“反西方中心论”为宗旨，但是由于基本围绕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恰恰带有较为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我们的跨文化研究还需要向其他多方面纵深拓展，特别是向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化拓展，向多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拓展。

　　坚持文化的普遍性立场

既然是跨文化研究，那么“跨”不是目的，仅仅“跨”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思考的是，跨过去之后怎么办？情况又是如何？到底跨向何处？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多元文化碰撞的复杂情况，必然产生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冲突，这正是当前跨文化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选择最终将决定我们跨向何处。对于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的后发展国家而言，文化相对主义是用来对抗居于文化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文化的有力武器。但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作用还需要做具体辨析。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强势文化，文化相对主义具有限制西方中心论、消解西方霸权、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积极意义，而对于后发展国家及其弱势文化，文化相对主义的非西方价值取向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与现状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阻碍后发展国家与世界强势文化的交流，不利于后发展国家吸收多种异质文化以迅速提升和壮大自己，反而使自己走向凝固化和定型化，继续居于弱势地位甚至有可能因此永远居于弱势地位，而这一点却往往为国内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学者所忽略。

　　在跨文化研究中，坚持文化的普遍性立场，这比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相对性及不可通约性更为可取。放弃这一立场，走向相对主义，跨文化研究将会面对多元文化传统而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进入知识的无序化和混沌化状态，实质上是从根本上取消了跨文化研究作为学科知识本身。这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回到话语权力关系，我们还可以从知识话语的普遍性立场，重新整合目前尚处于割裂状态的关于知识与权力的叙述，为什么某一种知识话语享有话语权呢？从根本上讲，只能是这种知识话语掌握了普遍性的真理，才能说服人，一种理论由于掌握了真理就会具有征服人的力量。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把真理与话语权联系起来思考并形成一个连贯和完整的叙述。在学术研究中否认真理与正义的永恒主题，把学术研究高度简约化为话语权力之争，这是国内学界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但是难以令人信服。

推动中国文化主动积极融入世界主义话语建构

     “和而不同”较富学理性，但也不宜作简单化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因为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和”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和”中既有不同，也有相同。只有“同”即相通相近之处，才能构成“和”的平台和基础，如果彼此完全不同处处龃龉，截然相反，做到“和”也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更深的层次讲，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承认客观知识体系的普遍有效性，意味着在跨文化研究中，通过来自不同民族文化知识体系的逐渐交融与累积，进而达到知识的不断进步。在一个可预见的未来，在多元文化中融合和发展的跨文化研究，不是简单的西方中心或东方中心的文化，也不是中国中心的文化，而是超越了各民族地域性狭隘性的共同的普遍性文化。

　　“9·11”事件后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11月在巴黎举行会议。在会议通过的《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把“文化多样性”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在承认文化差异现实存在的同时，明确指出：“不能把文化多样性视为一种一成不变的遗产……《宣言》的目的还在于防止那些借文化差异之名把这些差异神圣化。”这对于我们仅仅是强调文化差别甚至认为“文化冲突”必然导致“文化战争”、否认文化融通的观点，对于国内流行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潮以及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已经凝固化了的中国古典文化的观念，应当说是一种警醒。随着人类从远古彼此隔绝的历史发展到现代多元共生的世界史，生机勃勃并具有极大阐释空间的世界主义话语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衰退，跨文化研究逐渐兴起并出现了一个“东方转向”，但是东方仅仅是包含了中国而不能等同于中国。在当今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作为东方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所占据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在跨文化研究中自觉推动中国文化主动积极融入世界主义话语建构的历史进程，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与形式，这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学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代迅　　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