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11月：中心与边缘：一组观察研究的视角
一、主要文献概述
对于边缘与中心的研究，涉及这一话题的著述较为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研究领域中，并且纵横交织。笔者通过阅读和搜集，找到了许多书籍著述，而对于文章的罗列没有过多涉猎，具体名称放入文后参考文献之中。此处提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边缘是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
首先要提到的是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该书旨在于介绍族群认同与社会记忆理论，以及边缘研究（border or frontier study），并以实际研究为例说明在如此的研究中我们如何利用考古、文献与人类学资料，来解答一些中国历史中被忽略的重大问题。提出一种介于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民族史研究——边缘研究，简单得说，这种研究法的重点由民族的内涵转移到民族的边缘。作者的另外一本《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即是边缘研究的一个范本。类似的还有袁晓文《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彭兆荣《岭南走廊——帝国边缘的地理和政治》。陈衍德《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围绕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这个中心议题，论述全球化进程中东南亚民族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其中在第三篇论述了在泰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少数民族边缘化的现象，即在少数民族边缘化的总趋势下，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差异，出现了两种边缘化的类型——泰北落后的原住民型与泰南的跨境少数民族型。并对两种类型的少数民族边缘化进行具体的分析。
周建新等著《从边缘到前沿：广西京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变迁》认为传统的研究边缘族群的理论大多以中原文化为中心来探讨少数民族族群的文化现象，带有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偏见。其探讨也大多以构成此民族人群内部客观特征为依据，如体质、语言、文化等；或以地理学上的空间概念为分析依据，分析族群边缘化的地缘性因素；或以历史学的民族溯源法，从时间上探讨民族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书中还提出：在传统观念中，边缘似乎永远处于中心的外围，无法达到中心或成为中心。地处边陲的跨国民族地区，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论进行纯经济角度的分析，那么它们既不能回归中心，也不能融入中心，只能被一味边缘化。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观念中，治在中心，守在四方，而这种观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不重视边疆地区的建设与经营，甚至认为边疆地区是容易遭到破坏的地区，不属于发展建设的地区。因此，我们便无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一个曾经辉煌的边疆地区的“中心”。（页291-293）
朱爱东《城市边缘的彝族村落：云南宣威县庄子村调查与研究》是针对上面著述做的一个具体的田野调查案例，另外还有南文渊《可可淖尔蒙古:走向边缘的历史》，孙秋云《核心与边缘——十八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丁明俊《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考察》等。
“边缘是发现、研究社会问题的一个角度”
对于边缘和中心的研究除了集中在对于民族、文化等方面外，近些年更多出现了与城市化进程相应节拍所产生的成果。它们对于城市化发展中城市建设的问题、生态环境和特殊人群都有一定关注。安涛《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以金山县市镇为中心的考察》认为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今天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以传统的江南区域为核心发展而来的。近代以降，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在这里激荡交汇，开始了中国区域社会最早的近代转型。万向东《都市边缘的村庄:广州市北郊蓼江村的实地研究》，《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1858-1938）》，查尔斯•沃思《城市边缘：当代城市化案例研究》等都是对于社会转型中对于城市边缘关注的个案。
侯晓丽《边缘地区区域过程与发展模式研究》选择甘肃省宕昌县这一个多种因素交织的典型边缘地区，在对边缘地区、边缘化、边缘效应等相关要领进行辨析的基础上，首先明确了书中所指“边缘地区”，不仅仅是地学意义上的边界、边际，而是泛指那些交通不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发展速度以及未来发展能力均落后于区域中心，在区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上面临双重困境的特殊地域。边缘地区问题的存在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刘晖《珠江三角洲城市边缘传统聚落的城市化》对城市边缘传统聚落在当前城市化过程中的规划设计和历史资源保护中的若干形态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包括：旧村更新模式和具体形态方案示意、城市边缘村镇总体规划应对区域快速城市化，传统聚落整体风貌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策略等。另外还有如
邢忠《边缘区与边缘效应——一个广阔的城乡生态规划视域》，也是具体的规划和模式研究。
除此，边缘研究还关注了具体的生活对象，即各种特殊人群的关照和研究，在这方面的成果也是特别的丰富，更加强调了社会应用性，解决实际问题。《边缘的突破:云南社会性别探索与实践》汇集了“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多年来各项研究的成果。贯穿整个文集的共同点是作者们对底层和边缘群体的深切关注。出于女权主义立场，这些身处城市的知识女性和男性多年坚持往返奔波于云南偏僻的村寨乡镇，调查多民族妇女的健康状况、生育习俗、医药知识，访问受艾滋病影响的群体，了解农村妇女对基层管理的参与程度，探索底层妇女赋权的途径、手段和机制，还把对社会性别等级关系的研究伸展到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这样一个积极投入社会实践，努力参与社会变革的学术群体通过这本文集传递给读者的不仅是来自草根和边缘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信息，也为知识界建树了一个有意义的范式。以此展开，周大鸣《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中国东南沿海散工研究》，陈琦《边缘与回归：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排斥研究》，彭拥军《走出边缘：农村社会流动的教育张力》，杨斌《农村男性弱势群体的婚姻边缘化问题研究：以贵州为例》，李涛《农民工:流动在边缘》等等都是这方面比较好的研究著作。对于我们进一步拓宽视野，加强研究提供了借鉴。
以上是对于“边缘”与“中心”这两个关键词，作为一组研究视角搜罗到的代表性著述的阐释，对于我们的研究都是很好的典范，下文开始正式的切入和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