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6月22日 14 版）
章克标
一
1933年5月，一部名为《文坛登龙术》的著述，在上海出版。这部作品一问世便受到人们瞩目。赞赏者有之，申斥者有之……大约也由于此，书销得很好，当年便重版两次。
作品以杂文的笔调把当年文坛的种种状态不无调侃地描述出来。实为揭示，名却“指示”：“文坛登龙术！多响亮，又是多美好的一个名词，音节好而且看起来也好，在你心神上引起的联想又是好。你不是会想到文坛要招一个乘龙快婿吗？你不是会想到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吗？你不是会想到龙潜于渊龙跃于天吗？不能有再好的名词了。”（《文坛登龙术·解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并未从这部畅销书中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可作品造成的影响却因为有名人的参与，并且“得罪了所有的文人”，所以很大并较长远（甚至迁延于今），这在今天看来，颇有意味。
《文坛登龙术》的作者是章克标。章克标是浙江海宁人，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数学系。求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后来出版过散文小品集《风凉话》；长篇小说《银蛇》、《一个人的结婚》；短篇集《恋爱的四象》以及译作《菊池宽集》、《夏目漱石集》、《现代日本文学选》等。《文坛登龙术》写作于1932年，可是，如何想起写这么一部谐谑之文，时间却可以追溯得较早一些。
据章克标记忆，在上中学之前，除去读了《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这些古典作品外，他还读到了不少坊间流行的笑话书：《笑林广记》、《梦笔生花》、《文章游戏》之类，看了大感兴趣，颇受这种诙谐、讽刺笔调影响。他后来说：“读了……这一类文章，觉得也是一种极好的文章格式，其好处在于不打官话，不代圣贤立言，完全没有庙堂气，宫殿气以及闺阁气、妖艳气，跟我们这些志不在圣贤、也不想为官作宰的平凡人，倒很相宜。”
可是，直接引发《文坛登龙术》写作的，却是一位日本作家的作品《一唱三叹当世书生气质》。这部书的作者是早稻田大学的坪内逍遥，此人曾费去几十年功夫，用日本古旧诗词体文辞，翻译出《莎士比亚全集》。由于看不惯日本文坛新文学运动的一些弊病，以充满冷嘲热讽的长文大篇，予以抨击声讨。章克标当年在日本留学时读到此书，留下很深印象，回国后数年，虽然具体内容已记不大清楚，可文章的笔调和气息，却一直存在。后来章克标还肯定地说：“但是一定，我写《文坛登龙术》，有点受他这本书的影响的教唆，更确切的说是感应。我写这些谐谑之文在1932年，读那本书已十多年了，但影响和感应可能会相隔愈久远而愈强烈……”
《文坛登龙术》的出版，说起也还有些意思。章克标当时在邵洵美办的时代图书出版印刷发行公司工作，作品交给他们出版当然很方便；或者还可以交开明书店，因为这家书店的同仁与他也相熟。可是，章克标却采用了自己出版的方式，将书以“绿杨堂”的名义印了出来。这样做，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当时时代发行公司不大宽裕，书出版后或许拿不到酬劳；再是书稿交出，又须编辑部，出版部几道手续，不及自己拿来印刷方便。这样的想法和做法，从后来结果看，并未奏效。
此外，章克标这样做，还基于一些实际条件。当时的一些印刷所，为了得到生意，装订费用可以欠账，纸张也可以赊上一点，这样作者可以不拿本钱，等书印出销售后再还本。章克标当时对此书还是颇有信心的，所以他用了虚拟的“绿杨堂”作出版机构名。据他解释，用这个名字，是想到了“洛阳纸贵”的典故。“绿杨”，“洛阳”谐音也。当然是希望书出版后，能如左思《三都赋》那样风靡。
《文坛登龙术》印出后，第一版发行还不错，可以立刻再版。可这次得先付清前面的纸张、印刷装订费，还得付第二次印刷纸张费，所以章克标并没有收到什么钱。后来书虽然销得不错，可由于是交书店代理发行，有点余款也不能方便取出，结果直到章离开时代书店，账仍未完全结清。这样，为此书出版，章克标自己费了许多心力，又多做了编辑校对工作，结果不但没有捞到他想象的收益，老板邵洵美还认为章克标这是不支持书店“闹独立”，可谓两面不讨好。
二
不仅如此，这部书还引发了章克标尔后一段岁月的境遇，这是鲁迅借此书作文《登龙术拾遗》带来的。鲁迅当时虽没读到《文坛登龙术》，可文坛现象却见得多多。于是，仅从报刊广告见到其中一点文字，他就以作家邵洵美为对象，写出一篇《登龙术拾遗》的讽刺之作，来为章克标此书增补：“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邵洵美之妻，为著名实业家盛宣怀的孙女。
鲁迅为何要写这篇文章，从表面看去，目标针对邵洵美。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其中对章克标，文笔也颇有调侃意味。近些年来，有研究认为，鲁迅仅仅借《文坛登龙术》，作了个搭题文字，与章克标没有什么干系，甚至还推断出鲁迅对章克标之书，还“很表赞赏”，这一点，无论从现实情况及鲁迅行文看，都不切实。
鲁迅与邵洵美以及章克标之间的矛盾，是十分明显的。仅从《登龙术拾遗》一文，便可看出鲁迅对邵洵美的讨厌。章克标，鲁迅之所以借他的《文坛登龙术》，绝不仅仅搭个题，对章的不满意，语调中也看得很清楚。这除去章克标替邵洵美做事，被鲁迅牵连外，还有其他缘故在。
章克标在与邵洵美编《金屋》月刊时，曾写有对鲁迅小说集《呐喊》的评论文字。虽然章克标不是学文学的，并自谦：“根本不懂文艺批评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对鲁迅《呐喊》中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都予以评说。文章中，章克标主要观点即认为鲁迅有点心理问题。在《狂人日记》及其他几篇作品中，都有这种征兆。他后来曾解释：当然不是说患了某种精神病，只是说在某些地方，有这种征兆。这些看法，显然是受了当时流行的弗洛伊德变态心理学的影响，他将这种领会用在文艺批评上，应当说在当时还有些新鲜的味道。可是想想，鲁迅读到这些，会有怎样的感受。
就在写了《登龙术拾遗》后不久，鲁迅为日本《改造》杂志，写了一组三篇短论。章克标见到后，便翻译出其中之一《谈监狱》，发表在邵洵美编的《人言》周刊上。文章前面，章克标做了一点说明：“惜译者未知迅翁寓所，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亦言未详，不能先将译稿就正于氏为憾。但请仍用翁的署名发表，以示尊重原作之意。”在章克标看来，因为鲁迅有号召力，发表他的文章，不过想借重大名，多招徕几个读者。不料文章后面的一节注，却大大激怒了鲁迅。注中说：
“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
该文的译者，虽用了“井上”的署名，可被鲁迅一眼看穿。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说：“姓虽冒充了日本人，译文却实在不高明，学力不过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对于文章后面的注，鲁迅认为：“这编者的‘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话，是和译者的‘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相应的；而且提出‘军事裁判’来，也是作者极高的手笔，其中含有甚深的杀机。”人们知道，鲁迅晚年一直深居简出，文章也不断变换笔名，应该是为了保护自己。可这段注中，既指了内山书店与鲁迅相识，又用了“军事裁判”这样的语言，这不分明暗示当局动用家伙收拾作者吗？所以鲁迅说：“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明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
其实，这中间有一点误会。此文虽然是章克标翻译，前面的附白也是章克标所写，可文末的注，却是邵洵美写的。鲁迅一路看去，自然认为是章克标所作。不仅如此，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一封信中，还为此事直斥章克标：“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虽然这一点有所误会，但鲁迅对章克标的看法态度，显现得再清楚没有了。
三
今天看来，《文坛登龙术》以或深或浅的调侃方式，平白流利的笔调，对当时文坛的种种情态，进行了描摹和集中陈述。一些内容，虽并未点出名姓，可明眼人还是可以看出所指；有些则指明人物、文艺团体，以及出版人等。大家为这样颇为不恭的口吻描写，想来都不很愉快吧。多年后章克标也这样认识：“《文坛登龙术》一书，得罪了所有的文人，因为书中全没有指名道姓（笔者注：还是指出有许多姓名及文艺团体的），也没有具体事例，所以人人可以自动对号入座，认为所说的就是他老先生。”
尽管如此，倘若章克标自己不在乎，别人对他也莫可奈何。可到了1949年之后，情形不同了。鲁迅的地位被迅速提升，章克标因与鲁迅的这些过节，便成了他的某种罪过。“土改”（上世纪50年代初）时期，工作队中的文化人对章克标与鲁迅的关系，虽也不十分“拎得清”，可他被鲁迅文章提及，被讥讽的大致事实还略知一二，所以，这作为一条罪名给章克标算上，再加上抗日战争期间章曾在汪伪政权做过“文化”工作，两两相加，他被定为“地主”成分。接下来，土地被没收，家产成“浮财”，拿出来重新分配。到了1958年，章克标又被宣判为“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管制三年。这一时期，章克标的命运，与《文坛登龙术》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仅从1981年《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就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的看法：
“章克标，浙江海宁人。他的《文坛登龙术》，是一部以轻浮无聊的态度，叙述当时部分文人种种投机取巧手段的书……”
章克标的处境一直到“文革”后才有了改观。1985年，上海杨浦区法院撤销对章克标“反革命分子”的判决，改为“无罪”。再往后，章克标被接纳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海宁市政协委员。百岁高龄，还被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这两家协会年事最高的作家。
一个人，因为一部写作笔调、手法较为特异的著述，不仅受到时人纷纷议论，还在之后的生活中受到牵连，所幸章克标见到了越来越开放的时代，社会地位有了改观，他的《文坛登龙术》还能为几家出版社重新出版，让世人通过著述本身去建立起自己的认识，这完全有赖于整个社会的长足进步。
从《文坛登龙术》本身看，作者自己所承认的“此书结构基础已有问题，是不稳固，不牢靠，不健全的。”是基本事实。从行文看，章克标自认的“明快、清新、流利……”该书也承当得起。自然，如作者自承的，我们对《文坛登龙术》的成绩，也不宜估价过高，说它多么有益社会和人心……实事求是看去，该书以一种特别的谐谑语言，以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叙述方式，对当时的文坛，进行了扫描；对一些不良作为，予以了揭示和批评，这应当是《文坛登龙术》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