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
作者：张伯伟 南京大学文学院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汪德迈以一个欧洲学者的眼光看到：“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的汉文化诸国和地区的历史，就是一部汉文化诸国和地区为发展而西化，由西化而日益淡化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历史。”身为亚洲地区的知识人，难道不应该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的勇气，付之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一个和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就不止是一个学术讨论方式的转型而已。
中国的现代学术，是在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冲击和启示下形成的。19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汉学研究尽管有从汉学（Sinology）到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转变，但当我们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史实的考辨以外，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说是“外来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西方中心观”为主的中国研究受到一些富有反省力的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在这里，我想举两部著作为例：一是美国学者保罗·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二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Mizoguchi Yuzo）的《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两部著作的共同点就是对学术研究（主要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观的挑战，强调以中国历史的内部为出发点，用中国的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即所谓“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对此问题，中国学术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因此，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命题——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用以概括十多年来我在学术上的一个努力方向，也试图对当代学术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作一个初步的回应。
什么是汉文化圈
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已经有了不少论述，这里姑且借用日本学者西嶋定生（Nishijima Sadao）的说法。他指出：“‘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而形成的。……随着中国文明的开发，其影响进而到达周边诸民族，在那里形成以中国文明为中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这就是‘东亚世界’。……这样的‘东亚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其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中间的河西走廊地区东部诸地域。……构成这个历史的文化圈，即‘东亚世界’的诸要素，大略可归纳为：一、汉字文化，二、儒教，三、律令制，四、佛教等四项。……其变化乃至独自性，是与中国文明相关联而呈现出来的现象。因而共通性并非抹杀民族特质，相反是民族性的特质以中国文明为媒体从而具备了共通性。”西嶋氏所说的“东亚世界”，大致即本文所指的汉文化圈。作为其本质的特征，列为第一的就是“汉字文化”。而在法国学者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看来，“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所谓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汉文化圈的同一即‘汉字’（符号signes）的同一”。由汉字所构成的汉籍就是汉文化圈的载体。以汉字为基础，从汉代开始逐步形成了汉文化圈，直到19世纪中叶，在同一个文化精神的熏陶下，表现出惊人的内聚力。
什么是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
汉文化圈的形成，其核心是东亚文明。尽管在汉文化圈中有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但人们内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观念、知识结构等，往往是根据某些基本原则展开的。作为其载体，就是今天在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地所大量存在的汉籍，站在中国的立场，我们把中国以外所存在的汉籍称作“域外汉籍”。将汉字材料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以汉文化圈为方法的文献基础。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出“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所使用的文献，就是超越了国别和地区的汉籍整体。这就要求研究者以更为弘通的眼光、更为宽广的胸怀、更为谦逊的态度来对待各类汉文献。对于中国以外的汉文献的认识由来已久，但在20世纪之前，中国人提及域外汉籍，仅仅是从证明自身“文教之盛”的角度去看待，未能摆脱“礼失而求诸野”的思想牢笼，未能消释“慕华”、“事大”的心理优越，未能超越“中心—四裔”的二元化区隔。而在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人建立起来的学术传统中，无论是揭示事实真相，还是提炼历史认识，都能打通中心和边缘，追寻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和体验。因此，将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求其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这样，域外汉籍的价值就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不只是“吾国之旧籍”的补充增益。它们是汉文化之林的独特品种，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对话者、比较者和批判者的“异域之眼”。因此，汉文化圈中的汉文献整体，就不仅是学术研究中必需的材料，不仅是古典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一个学术增长点或学术新领域，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以汉文化圈为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汉文化，更好地解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最终更好地推动东亚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为何要以汉文化圈为方法
20世纪的中国研究，是以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观念为中心。为了摆脱其困境，掀开历史的新篇章，21世纪的中国研究应该返回东方、返回亚洲、返回中国。然而从中国出发不是局限于中国，而是要以文化圈为单元，以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文化为参照，在更深入地理解汉文化的同时，提供一幅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图景。这是用任何别的方法所无法达到的。假如以现存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的汉字俗体字来研究汉字形体的演变，一定能比局限于某一国家的俗字研究发现更丰富的细节并总结出更有力的规律；以汉传佛教文献的整体来研究其特色，一定能比局限于某一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研究阐发出更深刻的内涵；以汉文学整体为背景的国别文学研究，一定能比局限于一国的文学研究引发出更加多姿多彩的话题并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推而广之，以汉文化圈为范围的朱子学或阳明学的研究，纪传体或编年体史籍的研究，乃至启蒙读物的研究，目录的研究，方志的研究，族谱的研究，绘画的研究，等等，都有可能因此而提出新命题、发现新视角并得出新结论。不仅中国研究是如此，韩国学、日本学、越南学的研究，很可能也是如此。这样，相对于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知识生产方式，就可能发现一个东方的、亚洲的、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
如何以汉文化圈为方法
作为汉文化圈之载体的汉籍，其内容是异常丰富的，即以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藏书而言，便已包括了历史上的朝鲜、日本、越南、琉球、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目录文献、文学文献、史学文献、儒学文献、宗教文献、教育文献、石刻文献、地理文献、艺术文献、医学文献等。这些文献不仅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似文献相关，而且各个不同类别的文献之间也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因此，以汉文化圈为方法的具体实施，就是要以汉籍文献整体为基础，以汉文化圈为视野，以综合与比较为手段，寻求其内在联系和结构。
我想以传统文学研究为例对这一方法做一说明，但限于篇幅，只能是具体而微的概略性说明。
例一，文学典籍的流传。典籍的流传就是考察某一部书在何时何地通过何人以何种方式传入，在传入后又如何被阅读，从而引起何种反响并产生何种结果。研究典籍流传的方法，我归纳为十个方面，即可从书目、史书、日记、文集、诗话、笔记、序跋、书信、印章和实物来考察。从汉文化圈整体着眼，同样一部书，由于各国各地区文化环境的差异，也往往拥有不同的命运。
例二，文人学士的交往。文学的历史不只是由纸上的文字，更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注重文人学士的交往，就能够动态地把握文学史的运行，呈现出一幅活生生的文学图景。
例三，文化意象的嬗变。在持续了大约两千年的汉文化圈中，形成了许多富有文化内涵的意象，深入分析这些文化意象，有助于把握汉文化圈诸国和地区间精微的文化异同。“骑驴”与“骑牛”就是其中一例。
此外，有关汉文化圈中的文学读本、文学典范以及女性文学等问题，限于篇幅，就无法在此一一展开了，但如何以汉文化圈为方法，其研究策略和途径是可以举一反三的。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汪德迈以一个欧洲学者的眼光看到：“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的汉文化诸国和地区的历史，就是一部汉文化诸国和地区为发展而西化，由西化而日益淡化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历史。”身为亚洲地区的知识人，难道不应该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的勇气，付之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一个和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就不止是一个学术讨论方式的转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