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复制时代：何为学术与学术何为
赵涛
最近，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哲学研究》前执行主编刘奔先生生前惠赐的《当代思潮反思录》一书，感慨良深。刘奔先生说，“当一名合格的学术刊物编辑，首先要能够独立地从事学术研究……其次，要能够撰写学术评论”，“哲学是最贴近人心的事业，只有那些和老百姓心贴心的人，能够以哲学的方式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疾苦的人，才堪称真正的哲学家”。这本书收录了刘奔先生当年作为《哲学研究》主笔撰写的大量学术评论，这些评论视野开阔、语言生动、说理透彻、言之有物、现实针对性强。他在这些学术评论中所展现的对中国历史与中国问题的独特把握和深刻思考，对当代全球政治经济走向的冷静观察和犀利剖析，即便放在今天，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独特价值。
例如，就在国内学术界人声鼎沸地宣称“新经济”和“网络经济”给美国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时，刘奔先生于2001年就撰文揭露了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不是实体经济的增长，而是由信息技术和金融赌博吹胀起来的泡沫经济、虚拟经济的增长。他提醒道：“在信息技术向全球金融业推广的前提下，必须警惕美国发生金融地震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大震荡。”可惜，这一理性的分析并未受到太多国人的切实关注，很多人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到美国金融业地震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危机，甚至还有不少天真的人正为所谓的“中美国”而沾沾自喜。又如，在解说不深入研究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的现实矛盾，不突破陈旧历史观的束缚，就无法把握学术理论的要害时，刘奔先生以亨廷顿为例，一针见血地指出，亨廷顿所鼓吹的“文明冲突论”本身就带有敦促美国政府“制造儒家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进而向中国发难的意味。
刘奔先生不拘泥于僵硬的学科分工的多学科、跨学科学术评论确实显得不那么“哲学”，以今天的编辑眼光和学术标准，我们甚至会以非哲学专业论文为由拒绝发表这些文本。然而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些非哲学的文本包含了最深刻的哲学洞见，它让我们彻底看穿了某些所谓“叙事”、“话语”、“概念”身上浮华的学术外衣。
和刘奔先生的那个时代相比，我总感觉现在的学术气韵有些不对味。当然得承认：一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和深度以及理论积累确实都大大超越了前人;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变得愈来愈经院化了，刘奔先生当年所批判的理论研究脱离实践的恶劣学风在某些方面似乎更加严重了。“学术，太学术了”，话语高蹈而真理不彰。哲学研究，特别是某些青年学子的哲学研究有逐渐退化成刘奔先生所揭示的“处理思想资料，摆弄哲学概念”的危险。造成这一悖谬后果的背景及成因是复杂深刻的，既与病态失范的学术评价机制密切相关，也是民族理论素养薄弱和创新能力钝化所致。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或许还跟我们所处的电子复制时代知识生产工具的转换有关。
电子复制时代，知识生产的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和载体，电脑和网络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文献检索工具、自由的思想交流平台。在电脑的运作下，人的记忆、联想、推理、归纳、演绎等能力都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但恰如哲学家德里达所言，传统的“线性写作”和“文本”已经走到了尽头。电脑、网络作为人类历史上发明的前所未有的无远弗届的巨型机器，注定要从语言和思维层面改变人类现有的基于线性印刷文化所形成的知识生产的社会机制。
知识生产工具的创新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转变是革命性的，既有机遇，更有挑战。特别是，那种非反思性地应用电子技术，盲目地数字崇拜正在从根本上侵蚀理论研究的活力，降低理论工作者的创造热情。技术依赖的结果是：理论成果不再是原创之思的自然绽出，而更多地表现为平庸思想的来回搬运，信息模块的复制拼贴。严肃的学术研究正蜕变为自娱自乐、卡拉OK式的文本狂欢，写作与编辑的界限日益模糊，学者、思者和贩者的角色转换难解难分。
在某些数字崇拜论者看来，学术研究等同于论文生产，多多益善;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就是引文(特别是外文)是否完备而充沛。在一种畸形的功利原则的外在驱使下，加之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的缺位，某些定力不足的学人极易放弃自身思维的至上性和超越性，在电子技术固有的复制逻辑的内在诱导下，关键词的检索限定了问题域，数据库的拓展遮蔽了思辨空间，深邃的理论探索逐渐幻化成叠床架屋似的资料堆积和操作主义意义上的文本处理，人类的思考日益丧失天真活泼的有机性和原创性。
电子复制时代，技术的进步似乎与人的退化恰成正比，被技术俘虏的人们更倾向于将认知等同于符号操作，以浏览取代阅读，以下载放逐记忆，以建构掩盖反思，人类高深莫测、狂放不羁的思维方式正面临格式化的危机。具体到学术研究中，就是以传播代替生产，以复制湮灭革新，以来料加工悬搁独立研发，以理论反刍冒充思想原创。电子复制时代，书写好像成千上万倍地增加了，但文本材料的极大丰富并未带来思想的升级换代，反倒是过于饱和的信息使认知者逐渐失去深入思考的兴趣。过分强调对资料的收集占有只会加重他们述而不作的创造惰性，而对共享的隐秘欲望则进一步吞噬了他们独立创新的热情，在继承和依附他人的创造成果时，或者因为有所创造而不再创造，或者因为遗忘创造而不再创造。就这样，文化的“力比多”在超文本的高速旅行中逐渐消耗殆尽，严肃的学术研究正变形为一场没有问题意识的、“不及物的”、碎片式的写作竞赛。
海德格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痛苦地预感到，他的著作终将会被上涨的信息大潮所吞没，他说：“也许历史与传统将平稳地顺应信息检索系统，因为这些系统将作为一种资源以满足按控制论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类的必然的计划需求。问题是，思是否也将以信息处理事务告终?”中国作家张承志则对这种没有节制的速度文化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学科发展的不节制导致了印刷垃圾正危害人类，在论文专著成堆的黄土高原之下，真正科学的金脉已经被深深埋葬了。”这真是“云海深处水茫茫，速度至上无故乡”!刘奔先生说：“避免使哲学成为愚弄民众的工具，应该是有良心的哲学家的最为神圣的使命。”电子复制时代，的确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何为学术”与“学术何为”的问题了。
如果套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典论述，似乎可以这样简单比附演绎一下，电子复制时代，由于知识生产工具的转换导致了知识生产力的急剧膨胀，现在是到了要考虑转变知识生产关系的时候了：是到了要休养生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时候了;是到了要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删繁就简的时候了;是到了慢就是快、少就是多、无胜于有的时候了;是到了学习不能被忽悠，创新不能入迷途的时候了。一句话，是到了该结束这种如同开挖山西小煤窑般一哄而上，抢占学术山头，乱砍乱伐，私搭乱建，自乱阵脚，破坏学术生态的学术乱象的时候了。不转变电子复制时代的知识生产关系，我们所收获的将只是空前热闹的学术场域中的一地鸡毛，中国学术、中国思想则会在这种所谓的文本繁荣中彻底走向迷失，不知伊于胡底。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开始愈来愈认同《江海学刊》推出的“原创学术空间”栏目了。关于这个栏目，本刊创刊50周年所编选的《原创学术空间论文集》的出版前言是这样介绍的：我们开办此一栏目，并不意味着就天然地具有裁定学术原创与否的特殊权力，而是想给国内尚且稚嫩的原创研究提供一个可以试错的实验空间。进而言之，希望在这样一个“能指泛滥”而“所指衰减”的时代，能够开风气之先，激励原创思绪，激发思想活力，力挺学术自信，催生中华民族自己的学术大家和思想巨人，从而实现学术思想创造的“再中国化”。
一路走来，我们鼓吹原创的动机是朴素而单纯的。在素有“文人相轻”传统的当代中国学界，我们甘冒“好高骛远”、“守株待兔”、“拔苗助长”之讥，高擎“原创学术”大旗，想的并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抢占学术话语权，瓜分所谓的“文化资本”，搅乱既有的学术等级生态，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在目前原创学术尚处于地下与边缘、“原创”二字被大多数自视严谨的学者目为悖谬与不祥的学术语境下，为摆渡原创提供一叶木舟，为国内微弱的原创星星之火提供力所能及的救济与保护。与那种拘泥于原创概念原创定义的做法有所不同，我只想强调的是：“有为才有位，有位才有为。”为中国原创学术拉票站台，这是中国学术期刊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是，由于中国学术原创与否事实上与中国立场和中国根本的政治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中国学人可以谦卑，但中国学术不能谦卑!
我们的工作或许有失误，选稿有些过分偏重基础理论研究和逻辑形式构造，部分论文晦涩难懂，缺乏即时的现实感。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远离中心，眼前的问题会淡化;视角拉开，历史感增强，思想的洞察力就会增强。”我们所属意的其实正是在这种原创所必需的思维距离和审美张力中以一种更深刻的形上方式来反映和观照现实的写作。当然，和这种基础理论研究的原创相比，我们更欢迎那种能够直接从生活世界中、从3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提炼出重大理论问题的、凝聚了“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体现一个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时才具有的宏大气概的石破天惊的黄钟大吕之作。在我看来，新中国60年百折不回的艰辛探索之路与改革开放30年所形成的独特发展模式和生动实践,是一个比一切理论文本更为巨大的无形文本，它已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的原创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空间。
面向新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努力挣脱电子复制所固有的如同“黑洞”般的逻辑引力，像刘奔先生那样在理论文本和社会文本的阐释互动中，站在自己的大地上,说自己的话,建立自己的言说方式,努力促成从“学习的文明”向“立教的文明”的嬗变，从而最终实现学术思想的“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范式转换和层级跃迁。
(作者单位：《江海学刊》杂志社)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