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华与少数民族研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典范篇章
来源: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作者:潘守永 石颖川 张海洋
——为纪念林耀华百年诞辰而作
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摘要：林耀华先生作为民族学在中国的开创者，其民族研究生涯是始于华西南。从博士论文《贵州苗民》到终生钟情的凉山彝家，他不仅在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奠定了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范式。本文按时间线索概述林先生的华西南民族研究成果，兼及20世纪50年代林先生负责的云南民族识别和他参与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同时结合当前的学术视野和场景，重新阐释林先生的这些作品。
关键词：贵州苗民; 凉山彝家; 民族识别;民族志;学术范式
作者：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副所长
石颖川，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
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耀华先生是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也是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重要开拓者。他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深受吴文藻等燕京学派开创者的学术影响。功能学派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华讲学时，他有有幸作布朗氏的助教，此后成为用结构-功能学派理论研究中国农村宗族的前锋人物，直到接触美国当时流行的平衡论并将其概括于《金翼》最后一章。林先生去哈佛大学之前的研究主题和领域限于汉人社会，属于燕京社会人类学派，即学科史上的“北派”。1940年林先生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贵州苗民》》(The Miao-Man People of Kweicho, 1940)，当年并在哈佛大学《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 No.5, 1940)发表，获得广泛好评。1941年，林先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毅然回国，辗转到西南大后方，在昆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后转入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自此全面致力于中国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和人才培养，对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进行深入研究。1943-1946年间，他跟同仁和学生历尽艰辛对川康交界的四土嘉戎、凉山彝族做长期实地调查而形成的民族志研究论述，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划时代作品，更是人类学科的经典篇章。
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回迁北平后，林先生继续担任系主任，密切接触中共地下党，并因此作为学界代表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1950年，林先生跟陈永龄先生共同主持了“清华北大燕京内蒙古呼纳盟(今呼伦贝尔盟)民族调查”。内蒙古已于1945年解放，194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自治区政府对前来做实地调查的首都高校师生给予特殊的关照，负责全部食宿旅行费用。三校师生25人组成的调查队在当地工作两个半月，形成集体撰写的《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内容包括史地、经济、政治、家族、文教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呼纳盟境内少数民族所做的调查，具有真实性和资料价值。这部调查报告于1997年出版。
1951年，他作为少数民族研究专家，率政务院中央文委西藏工作队社会科学组进入西藏，进行了2年多的西藏民族社会调查。1949年之后的这两次调查，与当时的中央政府赴少数民族访问团平行，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民族研究与工作做了前期准备。1952年林先生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此后到他去世前长达50年时间里，他都在中央民族学院从事民族调查和研究。除了“文化大革命”这段特殊日子之外，林先生一直是中国民族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用当前的学术眼光看，林先生对国内少数民族的研究对其个人而言也是一种“他者文化”研究。后现代学者对“他者”研究充满质疑，但林先生作品迄今受到包括当地人在内的学界正面肯定。这是因为林先生在实地调查中始终抱着平实之心、平等态度和求实求知的朴实态度，因而能与包括凉山彝族在内的当地少数民族结下深厚情谊。
林先生告别人世前夜，还拉着子女和学生们的手说，凉山彝家的研究成果世界公认，后辈学者要继续下去。他还留下了将自己平生积蓄捐赠给凉山彝族教学研究的遗嘱。古今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而有成就者成百上千，但能像林先生这样对少数民族在研究中一往情深，在实践中且身体力行的人仍属凤毛麟角。他的学术境界和道德风范，值得晚辈永远师法。
一、贵州苗族和川康藏族的研究
林先生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专门研究始于1940年的哈佛博士学位论文《贵州苗民》。当时因条件所限，这部论文主要基于历史文献梳理，亦可谓“历史人类学”一个类别。林先生的论文围绕着罗绕典等著《黔南职方纪略》，梳理当时研究华西南少数民族的华、英、法、德、日、韩六种文字的古今文献，并加以考释论辩。他首先考证《黔南职方纪略》的成书过程及此书与《黔南识略》、《贵阳府志》的关系，接着研究《黔南职方纪略》中的苗民部分，详解了苗民姓氏或支系名称的由来，继而按各群体的地理分布、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特征分出了52族群类别，再详细研究各类别的渊源，步步细致稳健。该论文在综合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又把贵州苗民分类做成附录，极见精密确当。由于华西南古时“苗蛮”是一个类别名称，其中不仅有今日苗族、侗族、仡佬族和布依族，还有一些彝族支系，因而涉及到华西南的百越-壮侗、苗蛮-苗瑶、百濮-南亚和氐羌-藏缅等所有少数民族。我们据此认为林先生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肇始于1940年的《贵州苗民》。1980年代中期，美国密执安大学的戴瑙玛教授(Norma Diamond)循林先生著作回实地“按图索骥”，对林先生的开创之功多有赞誉，拟另文评介。中国人民大学胡鸿保教授近年曾发表《从林耀华到路易莎：贵州苗民人类学研究视角的变换》，颇可参考。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燕京大学等内地著名学者为避敌锋辗转西南。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林先生老师的吴文藻教授入滇执教于云南大学，后因时局到重庆任职，倡导边政研究。吴先生关于战时治理开发西南边疆，形成各民族统一战线以增强抗战建国实力的主张见用于当局。林先生1941年应恩师征召，毅然放弃哈佛大学教职，在中国抗战最艰苦时期辗转回国，出掌成都燕大社会学系，遂凑成林先生后来研究川康少数民族的机缘。
在1943年调查凉山后，林先生又多次冒险考察康北白马和川康北界嘉戎藏族。[①]先生1944年对康北藏族历时2个多月的考察成果见于《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一文。该文基于康北藏族资料，提出了与凉山彝族的父系家支制度截然不同的，以家屋为认同单位，不分世系、辈分和性别，家产单传一人而不分家的继嗣方式。[②]现在看，这种模式是对包括中国主流社会在内的传统单系宗族概念提出的挑战，也是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一次重要呈现。
1945年，林先生又赴川康北界嘉戎藏族地区调查，发表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论文并集成了《四土嘉戎》书稿。林先生在书中对藏族婚姻家庭和社会制度等做了系统探讨，其内容当可与《凉山彝家》媲美。可惜的是，《四土嘉戎》一书在解放前夕交由商务印书馆后因战乱遗失，实乃学界的一大憾事。
二、《凉山彝家》研究奠定中国人类学研究少数民族的新典范
林先生1943年对凉山彝族研究是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代表作。此后5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本人重访凉山三次，委托彝族学者潘蛟教授重访一次，即可谓死而后已，又形成了薪火相传的团队传统。
1943年之前，学界对凉山彝区关注已久，也有各种报导和记述。种种记述显示，凉山是一片国家法律不能进入之地，里面的彝族头人常常掳掠外人去做奴隶。西方传教士还说那里的彝族是雅利安人后代。这激起了林先生的探险考察之志。1943年7月，他在中国抗战垦殖社、美国罗氏基金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联合资助下，对凉山腹地做了87天调查。调查途中，他曾数度遇险，最终成就了《凉山彝家》这部实地考察报告。林先生擅长家族研究。他认为“一方面，不同的个人构成了家族乃至社会;另一方面，家族能够决定个人的地位。家族中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为利益调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为相互依从。”[③]在凉山彝族那种无政府社会中，家族家支的作用更为重要。林先生的《凉山彝家》一书就是以家族为叙事主线，讲述了凉山彝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和内部关系，特别是彝族亲属制度、政治经济、语言宗教等文化特点，是为当时最详尽的实地考察报告。林先生还克服文化障碍，对凉山彝族，尤其是其贵族黑彝做了体质测量，证明彝族实属蒙古人种。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评价《凉山彝家》：“实将罗罗社会学上之事实完全网罗无遗，据此书则读者对罗罗之民族社会文化等，宛如身临其境，故余推荐其为近年来之佳著也。”[④]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胡先缙女士在《美国人类学家》上发表长篇评介文章，引起当时国际学界极大反响。
解放后，林先生对凉山彝族的研究曾经长期中断。1975年文革后期，林先生在学校安排下，由工宣队师傅陪同，第二次上凉山考察。文革中动荡的凉山社会带给林先生很多惆怅，但几十年动荡带来的变化仍然使他惊叹。1982年，他加入一些新材料，写成《凉山彝族今昔》一文，强调了凉山彝家的30年间巨变。他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了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性质，也对《凉山彝家》作了一些纠正和补充，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痕迹。林先生在《今昔》篇末简略提到凉山彝族的现代化问题，为他三上凉山埋下了伏笔。
1984年5月至6月，林先生携吴恒、金天明两位教授和四名研究生第三次到凉山，回京后写成的《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新课题及展望》一文。林先生这篇文章对凉山彝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大加赞许，同时指出了社会文化变迁可能导致的各种后果，并对凉山彝家的现代化途径提出了五点建议，每条都凝聚了林先生对凉山彝家的深切关心。
1991年，商务印书馆拟重版《凉山彝家》，希望林先生再增补有关社会文化变迁的新成果。年逾八旬的林先生委托来自当地的博士生潘蛟前往调查和收集资料，并由潘蛟执笔合作写成《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一文。该文记述了凉山彝区的解放过程，展示了国家和民族整合、民族界限和矛盾化解等方面的问题，是为先生及其团队对凉山彝家1956 年以来社会发展最为系统深刻的描述和分析。1995 年，收录了《凉山彝家》、《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和鸟居龙藏评论的《凉山彝家的巨变》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延续了凉山彝家长达半个世纪的人类学故事。中央民族大学参加林先生凉山彝族研究团队的学者概有吴恒、邵献书、潘蛟、滕星、巴莫阿依、侯远高、胡英姿、胡迪娅、张海洋等。其中吴、邵两位前辈的彝族史、潘蛟关于彝族等级制度、巴莫阿依关于凉山传统信仰、滕星和胡迪亚关于凉山多元文化教育、张海洋关于凉山彝族社会制度和生计方式、胡英姿关于凉山彝族婚姻制度改革的研究、都有一些新知卓见。更为突出的是，侯远高、木乃热哈、沙呷阿依和张海洋于2005年率学生团队在彝族学者帮助下组织NPO开展的凉山彝族妇女儿童救助活动，正在产生积极影响。
林耀华先生研究凉山彝族的成就不仅在于资料翔实分析精辟，更在于他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和理论本土化的开创性实践。燕京学派奠基人吴文藻先生最早倡导学科中国化和乡土中国研究。他因此选择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范式。林先生受先师吴文藻影响，在研究中注意理论上中西合璧，实践上经世致用，学科建设上有团队传承。
传统的功能主义要求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他们把特定小社区看成功能相关的统一体，通过了解各部分的功能来理解整个社区部落的整体形貌和意义。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关注由文化要素构成的结构实体。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人在制度规范约束或行为模式支配下的关系配置组合”[⑤]。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社区制度规范或行为模式往往是单一的，因而不能反映多样文化要素间构成的多重互动关系，从而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文化变迁。
应该承认，林先生对少数民族村落社区的参与观察时间远未达到功能论范式要求的长度，但因为他注意运用文献典籍资料，同时注意跟翻译合作，因而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缺憾并呈现历时过程。林先生熟谙学科规范和前沿问题，所以能在跨文化比较中看到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林先生的早期的民族志写作一般把家族组织作为社区文化的核心，再把目标文化的不同方面归入不同章节，分别探讨各个文化丛结，最终使整部作品形散而神聚。例如在剖析彝族社会家支组织的功能时，他不仅看到了转房制度在保有家族家支财产上的功能，同时看到这一制度对于消除鳏寡的作用，以及这一制度安排如何支配了彝家的日常行为及社会生活。但林先生自己后来也承认，他“习惯于把社会当作是一个仅仅由规范和制度组成的世界”，而忽视了其具有的“主观意志的活动空间”。[⑥]。林耀华先生所持的社会均衡理论认为, 人与人的互动关系无论如何变动, 都始终趋向维持一种均衡状态, “像竹竿和橡皮带的架构一样, 人际关系的体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人类的生命无不摇摆于均衡与不均衡的状态之间。而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影响, 反之他也受其他个体变动的影响。[⑦]这种观点，与中国道家或《易经》的极其相似。
林先生研究凉山彝族的一大特点是他处处注意彝汉文化交流现象。例如《凉山彝家》第一章就介绍了彝汉互市、双方文化权势在小凉山的消长，介绍乌角乡时，他更指出乌角地处彝汉文化的交接带，其社会文化前程将取决于彝汉关系调整。这种观点在西部大开发浪潮席卷西部中国的今天，对我们仍有指导和借鉴价值。林先生在“经济”和“冤家”两章中说明了汉地枪支的输入对彝族经济生活及对家支械斗方式变化的影响。林先生笔下的凉山是一个与周边民族有交流往来的联系体而非封闭社区，反映的是学者的使命感和的自省观察。
林耀华先生的民族志写作是过程重访式研究的典范。早期民族学人类学强调学者做实地调查要用客观眼光，从而加剧了研究者与目标社区群体的主客体两元对立关系，最终否认了人际互动中的“互主性”。林先生的《凉山彝家》则呈现了精彩的互主互动。它不加掩饰地记录了作者本人的情感变化，从启程时一波三折的焦虑，途中的担忧恐惧，到见到汉人娃子的心酸和同情，听见彝人想修建小学时的惊喜和作者对彝人可亲可信的感觉。我们由此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凉山：它与汉地有着紧密接触，匪患中的“夷汉勾结为害者更多”，如此等等。[⑧]林先生的实践和描述证明了田野考察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不可替代性：它不是简单的资料收集过程，而是调查者接受现实洗礼而改变对目标社区群体刻板印象的过程。正是这种过程，而不是任何抽象理念，能成为任何民族和任何体制相互接触并结合为“多元一体”的依据。林先生在凉山也曾遇到道德难题，应怎样看待目标地区的伦理和人权等问题，例如彝族主人对他的友好款待与汉人奴娃对他的身份和影响力的期待。林先生在两难中认识到，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唯有先做好田野工作，以客观的研究找到问题的源头和解决方法，正是民族学人类学者的任务和使命所在。林先生在陌生的“异域”和“他者”面前，没有通过捕捉奇风异俗来确定“自我”，也没有把凉山作为不可转换的“他者”。[⑨]他用交流实践和对彝族文化主体中的承认和彝族文化互动的叙述从主观上说明四海同心的道理，同时又让人看到文化差异乃自然之理，克服差异的办法不是你死我活而是相互适应。这正是林先生在对凉山彝家研究和民族志写作对今日中国民族现象的启示。
三、云南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当代民族研究与民族工作的新篇章
1950-1953年，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重建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先后采取了中央政府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国民族识别、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等重大措施。林先生是这些活动的重要参与者。1952年，林先生在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专业师生一起转来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
1953-1956年，中国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识别。中国民族识别的背景是：辛亥革命颠覆清朝建立民国以后，中国西部发生严重的边疆危机，最终引来日本侵略之祸。抗日战争中，当时的国民政府昧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现实，打着抗战建国的旗号推行大民族主义，用中华民族概念包装汉族并否定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存在，导致中国的各民族称谓混乱。中国共产党则在延安提出“民族区域自治”方针并于1947年在内蒙古率先实施。新中国建国后，中央政府倡导民族平等团结，中央访问团处处表示善意，国家大力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发展，从而极大地唤醒了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政治的自觉意识。加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于1954年召开，所以识别和确定少数民族以体现各民族政治权利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识别刚开始时，各地上报少数民族族称400多个，光云南就有260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决定委派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家组成调查组进入不同地域，与当地政府和少数民族代表共同协商确定各个少数民族的名称，以便用法律形式维护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
林先生于1954年5月-10月，作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组长深入云南文山、大理、丽江等6个大区，对彝、壮、哈尼、傣等不同族群进行识别调查，最终确定了彝、白、傣、苗等13个民族。时至今日，云南是中国民族关系最和谐和文化相对论气氛最浓郁的省区之一。
中国的民族识别既参照了苏联经验和民族学理论，包括灵活运用斯大林关于当代民族“四个共同”的定义，又结合中国各民族的历史的现实处境，注意在当地政府、学者专家和少数民族代表之间相互协商。在实践上，因为语言在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相对最为稳定的部分，故而从语言学入手，以其调查统计来划分不同民族和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地域是各民族文化传统生成的共同生存背景，但是因不断的历史变迁和民族融合迁徙，并不能以地域作为判断民族归属的标志，故地域和历史在识别中起到了基本的判别作用。各民族主观认同的因素也通过“名从主人”和各方协调而得到体现。
由于云南民族历史悠久支系众多，林先生当地民族识别中也遇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如彝族和壮族在云南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支系复杂。林先生曾经根据语言资料配合社会经济、文化习俗推断出20多个分属于彝族和壮族的支系单位。但经过多方协调，这些称谓在彝、壮两个民族中各得其所。云南民族识别的成果为云南各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林先生基于这些经验撰写了《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向外界介绍了中国的民族识别。1956年，他与费孝通先生合写《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显示出学科领袖的地位和气派。1984年，他根据切身经历和工作实践，在庄孔韶教授配合下写成《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一文，从缘由、理论方法、工作进程等方面详细的阐述了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情况。此时的林先生也指出，有些问题是当时注意到但没有解决，或是因条件所限没有充分认识的，如对基诺族就因无文字、无成文历史的复杂情况，在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被承认为单一民族。而有些更为复杂的族群如克木人、僜人等，还有待进一步的识别，还有不断出现的新的认同要求，这些问题都有待后人的进一步研究。这是林先生作为前辈学人的经验之谈。他看出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民族工作、民族关系只能与时俱进地不断维护创新和解决问题，而没有一劳永逸的道理。
1990年代后期，林耀华先生在反思早年民族识别工作的基础上指出，当年中国的识别中，学者虽然因地制宜的调整了斯大林有关民族的定义，但学术界没有认识到文化对于民族识别的核心作用。在历史进程中，民族成分和族称的变化有可能使一些民族共同体失去原有的经济生活和居住地域，甚至可能失去语言，但只要保留文化特点和社会记忆，就有着维系共同体意识的纽带，因而就有可能构成一个民族。因此从实践来看，比较合理的民族识别标准应该是语言、文化特点和共同体意识。但当前有些地方的识别工作套用“四个标准”，或是过分强调语言或族源历史等单一特征而缺乏综合考虑，致使某一民族没能在初期得到国家承认(如土家族)，影响了少数民族政策的落实。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后期，少数民族地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设法的出现开始发生迅速变化。全国人大民委为系统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状况，从1956年开始组织大规模的，以经济社会形态为重心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同时涉及语言、简史、简志、自治地方概况，兼及科学纪录片拍摄和历史文物搜集。林耀华先生再次主持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当时云南22个世居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从原始公社、农奴制到资本主义因素交错并存，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调查组通过细致考察，采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弄清了云南各族的人口分布、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这些资料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丰富了民族学研究的鲜活事例。林先生后来与陈永龄、宋蜀华等合写《对我国藏族、维吾尔族和傣族部分地区解放前农奴制的初步研究》和主编《原始社会史》都基于这些资料。林先生从事的中国民族识别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还成为他与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共同撰写《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的资料基础。正是基于这些成绩，林先生在1984年提出在中央民族学院创建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时，得到了国家民委和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从而形成了当今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重镇。
中国的民族识别对国家统一起到了重大作用。但1980年代以后，经历过后现代思想革命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家开始用他们的理论视角，对中国民族研究做反思性的研究。例如，美国的苗族专家路易莎女士在2000年基于贵州西江苗寨田野调查出版的《少数民族规则：中国文化政治里的苗族和女性》等。其实，这些学者的研究理论视角与林先生那代学人帮助政府做民族识别的实践视角完全不同。中国民族学家当年的关怀是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体系里获得主体身份。当前美国年轻人类学家的关注点则是少数民族与政府和市场博弈时表现出的能动性。总之，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对于塑造多民族统一国家和落实少数民族平等权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但如同前述，民族群体既然是能动主体，就会随着时代进程和现实处境不断地向政府和主流社会提出与时俱进的要求。很多人因此出来否定中国当年民族识别的正当性，甚至要否认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仍然按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眼光看待中国，因而期待中国少数民族及早消亡。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中国当年的民族识别不仅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且还是对中国历史的价值的回归和对中国生态平衡的维护，因而也是保护多元文化和少数民族人权的措施。至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民族关系问题，那正是主流社会需要不断做出反思和进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之处。
四、小结
林先生一生奉行“把种子埋进土里,即知我思我学故我在;将薪火传之后人,何患人生有涯知无涯”的格言，终生没有离开大学教职，不仅培养了一批批民族学、人类学的种子，更激励和提醒着后来者肩负民族学、人类学使命。林耀华先生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硕果累累。他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研究队伍的培养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今天重读林先生的作品，仍然能感受到他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以及民族工作、地方发展等的指导意义。多年来，学人不断从林先生著作中发现新的见解和分析框架，显示出林先生作为中国学术典范的地位。当代学者对林先生研究成果的思考和评述，更能启发我们针对当前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需求，更加深入地理解林先生和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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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海洋：《林耀华教授与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研究》，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月，第1期(总22卷)。
[③] 潘守永、张海洋，《“新经典时代”：林耀华早期学术思想发凡》，《炎黄文化研究》2007年5期
[④] (日)鸟居龙藏，《凉山彝家》书评，载于林耀华著，《凉山彝家的巨变》，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⑤]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
[⑥] 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⑦] 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⑧] 林耀华：《川边考察记行》，《凉山彝家的巨变》，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⑨] 李列：《人类学视角下的学术考察与文化旅行——以林耀华<凉山夷家>为个案分析》，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第24卷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