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纪录片大师镜头中的中国往事：从忘却到记忆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1月20日 09:21 来源：文汇报
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
新中国诞生之后，曾有一批西方电影人到访，并以中国为主题拍摄电影纪录片，其中包括安东尼奥尼、伊文思等大师级的人物。不过，文化和制度的双重差异，让西方人眼中古老“东方龙”焕发朝气的景象，也在不经意间成为误读的影像。
由上海文广新闻中心制作的纪录片《看懂中国——外国影像里的60年》，梳理了建国60年来一些曾经引发争议的关于中国的海外纪录片。通过截取纪录片的镜头，以及拍摄者的回忆和讲述、经典重访，回溯30年的变迁，再现中西文化从误读到理解的过程，以及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认识。
——编者
《北京的星期天》，错别字挡不住激情 克里斯·马克——写给儿时向往的回信
从《北京的星期天》海报和片头错误百出的汉字中，不难看出那个年代，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认知的缺乏。不过在20分钟的篇幅里，法国导演克里斯·马克处处流露出对中国的爱慕，《北京的星期天》几乎就是导演写给自己儿时向往的回信。
影片的开头，他就以讲述者的身份直陈了对中国的热情，说北京其实是他童年时最向往的地方：30多年来，身在巴黎的我一直向往着北京，尽管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天马行空的想象从书本里得到了一些依据。
糖纸上的形象 现实中的孩子
20分钟的《北京的星期天》中，克里斯·马克以他一贯的电影散文风格，展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将他所见所闻浓缩成一天的影像记录。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朴素温馨的生活、街头艺人的精彩表演，以及天真无邪的孩子，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影片用父母的语言为北京孩子的影像配解说词，而且将中国孩子的形象和法国儿童的幸福类比。“这些孩子是如此惹人喜爱，他们的形象曾出现在我们父母的巧克力糖纸上。很难让人相信在25年前的北京，每天早晨都能在街上发现死去的儿童。”
“运动员矫健的身姿完全颠覆了所谓‘东亚病夫’的中国形象。”在影片中，克里斯·马克用大量的篇幅拍摄体育运动的场景，让西方民众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同时，克里斯·马克还拍摄了195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盛大游行。影片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玩具和动画的形象，其中包括剪纸、皮影等，从这些画面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工艺与民间艺术对法国摄制组的强大吸引力。克里斯·马克还在自己名字旁放上了他最喜爱的动物——猫，在他后来的影片里，猫的形象千变万化，成为克里斯·马克的一个标志。
“当时所有的旅社都叫差不多的名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法国巴黎，几经周折，来自上海的电视记者找到了已经89岁的克里斯·马克。不过这位倔强的老人一贯排斥媒体，最终只答应接受口头采访，拒绝拍摄和录音。对于那次到中国的经历和感受，影片顾问法国著名女导演、“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记忆犹新。
阿涅斯·瓦尔达回忆说，1956年，克里斯·马克邀请我拍摄一部纪录片。第二年中国政府通过友好协会正式邀请了我。当时小组有七八个人，中国政府认为这部纪录片很有用。“当时联合国还没有承认这个伟大的国家，就好像她不存在一样。现在我们当然可以对此一笑而过。”
《北京的星期天》完成之后，阿涅斯·瓦尔达在中国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从北京的天桥，到上海的戏院，再到三峡，一直走到云南，1957年才回到法国。当时中国人的封闭、羞涩、好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到住处的时候，发现当时所有的旅社都叫差不多的名字。有一个服务员过来送热水，之后过了没多久又有人来送水。其实送水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只是想来看看外国人是什么样子的。”
在中国旅行期间，瓦尔达拍摄了大量照片。半个世纪后的2005年，法国电影回顾展在北京举行，瓦尔达带着她的9部电影参加了展映，同时她在1957年拍摄的100多幅照片也在北京展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我的孩子们都去过中国。我的孙子奥古斯丁去过北京、昆明。另一个大一些的孙子在美国读书，也在中国待过一年。我觉得，以前学生大都喜欢去美国，而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想去中国，我所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的。”
从《愚公移山》到《风的故事》 尤里斯·伊文思——从忘却到记忆
1970年代，和《中国》一样具有影响力的，是荷兰的伊文思和罗丽丹的《愚公移山》。前者历时22天拍摄了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影片。后者则历时4年完成了总计长达12小时的12集系列纪录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值得玩味的是，拍摄32年后，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以在中国首次公映的形式，彰显出跨越时代的理解和宽容。但是在经历了当时短暂放映之后，《愚公移山》却逐渐被遗忘。安东尼奥尼和伊文思，在中国特殊的年代，几乎同时到达。一个拍了4年，一个只待了22天；一位是老朋友，一位是观光客；一个努力寻求理想，一个试图理解真实。最终的结局为何相去甚远？
《愚公移山》，4年素材12小时影片
从1972到1975年，伊文思用4年的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包括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接触了中国的工人、农民、教师、学生、 演员、解放军、售货员等各种人群。《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上海电机厂》，《一位妇女，一个家庭》……通过12集的分标题，就可以看到《愚公移山》取材之广。在这部最终长达12小时的纪录片中，伊文思努力地理解当时中国出现的新的思想，新的语言，以及新的社会面貌。伊文思想用几乎中国人都知道的愚公移山，形容当时他看到的新中国的变化。
1972年3月，伊文思和罗丽丹来到北京开始准备影片的摄制工作。虽然拥有共和国总理的批示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协助，拍摄过程仍困难重重。伊文思夫人、助手罗丽丹回忆说：“起初周恩来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带摄像机来中国。我们回答说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周恩来说，你们不一定要光拍中国美好的东西。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回到法国做好了准备工作，再次来到中国，开始拍摄《愚公移山》。”
1975年，当时伊文思一行回到中国来补拍一些镜头时，他们已经完成了《愚公移山》12个章节中的7个。罗丽丹说：“我们遇到了很多阻挠，江青是当时的电影协会会长，向我们提出影片中61个地方需要删减。这并不是出自周恩来的意见，他当时病得很重。周恩来通过别人告诉我们，尽快结束电影的拍摄，并且带到巴黎去放映。”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伊文思悲痛万分。同年3月，《愚公移山》在巴黎上映，随后伊文思又带着影片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最终捧回了金狮奖。美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电视机构争相购买播映权。
《风的故事》，和孙悟空一起看中国
1980年代，已年近90岁的伊文思再次来到了中国。这一次他选择了中国西部苍凉悠远的沙漠，历经沧桑的他将摄影机对准的是一个几乎无法拍摄的对象——风。
《风的故事》的主角是位老人，在上个世纪末诞生于一个努力驯服风和大海的国家。带着一台摄像机，老人游历于整个20世纪。他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将自己拍下的展现给世界。暮年，他启程前往中国。他那疯狂的念头就是去拍摄风。这部带有自传意味的纪录电影，将伊文思对中国的激情展露无疑。
生于荷兰的伊文思，从小就在和风赛跑，熟知风的力量。风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力量，甚至是一种精神。在电影界，伊文思的绰号之一就是“飞翔的荷兰人”。为了寻找这种力量，他来到中国，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寻找这种风。罗丽丹说：“伊文思在法国也拍过关于风的影片，但拍不出想要的感觉，于是我提议去中国拍，比较中西方的文明，通过风在两种文化间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我们的观点是，风在摧毁事物之后，也创造了条件去建立一些新的事物。”
在影片中，白发苍苍的伊文思和孙悟空一起，在中国的历史和传说中任意穿越。李白、嫦娥、长城、兵马俑，这些古老的意向和现实的中国不断叠加，组成了一幅幅超现实主义的画面。中国文化中最有生命力，也最为西方观众熟悉的孙悟空，成为风的使者。伊文思认为中国形象中孙悟空是最有创造性的。经过和中国半个世纪的交往，他最后跨越了现实的意识形态，进入文化层面的融合，成为欧洲文化评论界认为是“对中国认识最深刻的西方人”之一。
经过4年的艰苦拍摄，1988年电影《风的故事》在第45届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并荣获金狮奖。90岁的伊文思用他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将他在半个世纪里所领悟的中国文化展现在世界面前。次年6月28日，伊文思在巴黎去世。从193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在随后的50年中，他继续着同中国人的往来。在西方电影人之中，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伊文思这样。
相关链接 以新中国为主题的海外纪录片
《北京的星期天》(1956年 法国)
导演：克里斯·马克
简介：影片在20分钟的篇幅里，将时空浓缩到一天中，多角度地展现了共和国诞生之初首都北京的朝气蓬勃的面貌。
街道上老式的人力车和马车，天桥耍着大刀的艺人，天真活泼的孩子以及热闹的国庆游行，这些镜头是那个年代的珍贵历史写照。影片的中文顾问是被誉为“新浪潮祖母”的法国著名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充满浓郁中国情调的北京传统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两位大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仅从影片海报上的错别字就能看出那时的西方电影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知半解。
《中国》(1972年 意大利)
导演：安东尼奥尼
简介：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有争议的一部中国题材的西方电影纪录片。《中国》以及其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名字为许多人所知晓，影片本身直到2004年才在中国国内首度公映。
1972年，曾包揽金狮奖、金棕榈奖等众多奖项的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到中国，他称自己为“一个带着摄像机的旅行者”。在22天的时间里跨越北京、林县、苏州、南京和上海，最后将自己的所见集结成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尽管影片深深烙上了西方人对于“神秘中国”的惊异目光，甚至带有夸张和误解，但是岁月流逝，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今天越发为世人所了解。
《风的故事》(1988年 荷兰)
导演：尤里斯·伊文思
简介：伊文思是国际著名导演，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经在半个多世纪里4次来中国拍摄电影，《四万万人民》、《愚公移山》、《风的故事》等作品已经成为世界电影史的经典，伊文思与中国长达50年的交往塑造了一个电影人与一个国家的传奇。
1938年，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伊文思第一次到中国拍摄电影，结识了中国共产党领袖周恩来，并把摄影机送给了正在筹备的延安电影团。新中国建立后，伊文思多次来中国拍摄电影，并担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顾问、中国电影资料馆顾问，为北京电影学院授课，因此被誉为“对于中国认识最深刻的西方人之一”。
1984年至1988年，年近90岁的伊文思又多次来中国，拍摄他酝酿已久的电影《风的故事》，这部电影是伊文思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的总结。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将他对于中国的理解和热爱融进这部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诗意的哲思的影片之中。这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1988年威尼斯电影节把金像奖颁给90岁的伊文思。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1979年 美国)
导演：默里·勒纳
简介：美国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是文革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西方音乐家。他1979年的中国之旅被美国最负盛名的音乐传记片、艺术纪录片导演默里·勒纳拍摄成新闻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是一部流淌着美妙音符的纪录片，它记录了中国由闭及开的那个时刻，记录了那段交流中感人至深的一段故事，一流的制作和剪辑为影片赢得了1981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电影。(记者 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