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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走廊——走进土族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线 2011年09月06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族按方言分为互助、民和、同仁三个片区。
土族与其他民族同胞和谐共处，创造了多彩的民族文化。
近日，本报记者东赴民和，南下同仁，探访互助，走进黄河、湟水、隆务河边的一系列土族乡村，对土族进行了连续性的考察。

土族研究百年概观(图)

中国新闻网 2011年09月09日 17: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土族研究已经走过100年。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国外一些探险家、旅行家、博物学家和传教士来到青海、甘肃一带，对土族民间文学、语言文化、历史起源、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主要学者有坡塔宁、柔克义、鲁鸠阿恩克、施罗德、许让等。其中，比利时神父许让撰写的《甘肃土人的婚姻》、《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等四部著作影响深远。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记者、学者从土族的人口分布、民俗风尚、土司制度、民族族源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并撰写出了大量的游记、报道文章。如《青海之土人》、《青海互助县土人调查记》、《青海土人的婚姻与亲族制度》、《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互助县风土调查记》等。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当时土族的状况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与线索。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永龄、宋蜀华、照那斯图等一些学者先后深入土族地区调查，相继撰写完成《青海土族社会调查总结初稿》、《青海土族的政治演变》、《土族语概况》等研究成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土族历史、民间文学、语言等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学者们搜集整理完成《土族文学专辑》、《土族民间故事选》等，土族族源形成“吐谷浑说”、“蒙古说”、“土达说”等多种观点。1986年12月，新创制土族文字在互助土族自治县试行。此外，《土族中的萨满教遗俗》、《“会”及其来源探索》等文章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对土族原始信仰进行了拓荒性研究。


　　从1995年开始，土族族源历史形成了吐谷浑、蒙古两种说法，分别以《土族史》和《河湟蒙古尔人》两书为代表。此外，土族文学、政治经济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和相关论文纷纷发表，《土族文学史》成为一部研究土族文学发展历史的领头之作。《土族〈格萨尔〉》、《福羊之歌》、《三川土族婚礼歌》等一批土族民间文学相继得到挖掘和整理。土族民间信仰和民间艺术的研究成果也较为突出，主要著作有《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土族音乐文化实录》、《土族文化艺术》、《土族口头传统与民俗文化》、《青海、甘肃河湟地区民族杂居地土族民歌研究》、《土族民间信仰解读》等。

　　土族地区田野调查也得到继续深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云南大学等单位先后与青海学术界合作，对青海省同仁县藏族和土族“六月会”、互助土族村落、民和土族纳顿等进行了深入调查，完成《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丛书——土族·大庄村》、《互助县·土族卷》、《中国少数民族重点节日的调查与研究子课题：青海土族“纳顿”节调查研究》等成果。

　　此外，青海省民宗委、文化厅、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先后组织人员完成《中国民间音乐集成·青海卷》、《中国舞蹈集成·青海卷》、《青海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丛书》、《青海土族史料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族卷撒拉族卷》、《土族语言文字的应用与保护》等论著和项目。民和、互助等县搜集整理出《民和歌谣集》、《土族婚丧习俗》、《土族赞歌》、《土族情歌》等土族民间文学资料。

　　1992年青海土族研究会成立后，创办了《中国土族》杂志，构筑起了一个土族研究的交流平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兰州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培养了一批关注土族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生，完成《不同情景中的群体认同意识——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音乐文化交融环境中的个性与共性——青海互助土族民歌的调查与研究》、《土族民间信仰研究》、《土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研究》、《性别语境中的土族民间叙事研究》等一批优秀硕博论文。

　　纵观百年来土族研究，前半个世纪主要是国外学者和国内汉族学者对土族语言、宗教信仰、历史渊源、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客位的描述和研究。由于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绝大多数土族民众汉文化水平不高，鲜有土族知识分子从主位角度表述本民族文化内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培养了许多本土研究人才，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土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前土族学者已成为土族研究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形成李克郁、席元麟、吕建福、马光星、秦永章、星全成、马占山、吕霞、李美玲、乔生华、文忠祥、祁进玉、杨卫、王国明、白晓霞、胡芳、邢海燕、何吉芳、胡廷、鄂崇荣等老中青结构较为合理的土族研究队伍，他们在主位研究土族语言、历史、文学、宗教、音乐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土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许多著名学者的参与、倡导与鼓励功不可没。1949年以前，杨堃、韩儒林、陈寄生、卫惠林、许让、施罗德等一些国内外学者对土族历史、婚俗、宗教等问题的研究，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49年后，费孝通、宋蜀华、陈永龄、顾颉刚、照那斯图、周伟洲、芈一之、潘乃谷、高丙中、薛艺兵等国内知名学者对土族的关注和研究，提高了土族研究的学术水准，培养了一批土族学者。

　　目前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本民族科研队伍业已稳定，但要使土族研究不断创新、持续发展,还须不懈地努力，今后须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术界相互交流，深入田野调查，开展多学科、交叉性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鄂崇荣（作者单位：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 本帖最后由 Robot 于 2011-9-9 23: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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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1年09月09日 17: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们并不是孤立地对土族一个民族进行观察，而是将土族放在西北民族走廊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这是我们对本次土族考察报道的一个基本的观察定位。

　　因此，在青海学术界的帮助下，我们既考察土族及其族群（互助、民和、同仁）的人文风情，也注意土族与汉、藏、蒙、回等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关系。

　　人数较少民族的厚重文化

　　在西北民族走廊有汉、藏、蒙、回等较大民族，也有土族、裕固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五个人数较少民族。据资料，裕固族约1.37万人，保安族约1.65万人，撒拉族约10.45万人，土族约24.12万人，东乡族约51.5万人。

　　一个民族的人数可能很少，但是承载的文化却很厚重，蕴涵的历史信息可能很丰富。

　　在西北民族走廊，每一个民族给我们打开一个观察的窗口，展现一个历史的侧面，为我们研究这一地区民族、宗教复杂交织的历史和现状多一个切入的角度。

　　当徜徉祁连雪山下、漫步黄河上游岸边，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族会促使我们思考一系列的问题：这些民族的族源究竟如何，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并如何迁徙到这里的？他们的祖辈们如何跨过北方大草原，有的甚至是如何横穿欧亚大陆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丝绸之路、河湟谷地的文化有什么影响？他们如何融入中华民族，对中华文明作出了哪些历史贡献？

　　学术界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就土族而言，土族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虽然许多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尤其是关于土族族源，“吐谷浑说”和“蒙古说”仍有争议，期待学术界关于土族族源问题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和冷静理性的讨论。但是在百年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开始可以对土族的历史和现状作初步的讨论。

　　土族的艺术和学术

　　记者此行走过一个个土族乡镇，官亭、中川、喇家、吾屯、年都乎、郭麻日、威远、五十等，在黄河及其支流湟水、隆务河的富饶河谷，土族或聚居，或与其他民族混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文风情让人沉醉。

　　不止一次，土族朋友给我讲起人们对土族的误解，有时来访者甚至分不清楚土族和土家族。通过此次考察，记者对土族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愿意与读者分享，希望大家能更多地了解土族。

　　其一，土族有很高的艺术创造力。

　　互助、同仁、民和的土族刺绣七彩缤纷，在技艺上又各有特点。民和三川寺庙的土族活佛亲自设计寺庙的建筑布局，甚至还有杨嘉活佛这样的古建筑工程师。三川纳顿节、年都乎跳於菟等土族民俗活动集中展示了土族文化的艺术魅力。近代以来，土族唐卡画师的作品已经非常精美，而少数保留下来的古代无名土族画师的传世杰作更是让人叹服。尤其是热贡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可以说是我国民间艺术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土族和藏族等民族同胞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热贡艺术，已经享有国际声誉。

　　其二，土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

　　历史上，以三世章嘉活佛、三世土观活佛等为代表的佑宁寺学者群体，在整个藏传佛教史上都影响很大，他们撰写的著作成为藏传佛教研究的必读典籍。近代以来，追随十世班禅大师的朱喇嘛、杨嘉活佛等高僧佛学造诣不凡。尤其是朱喇嘛在三川大兴文教，影响深远，惠及当代，至今在青海学术界、文艺界活跃着一批土族学者。

　　根据记者此行的走访，西北民族走廊五个人数较少民族都已经有一批本民族的学者，其中土族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是较好的，青海土族研究会在学会建设、刊物出版、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互动等方面都有成功的经验。

　　其三，土族对于中华文明有一系列的历史贡献。这方面，吕建福教授进行过系统深入的梳理。

　　在现代化进程中，西北民族走廊的每一个民族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一方面，现代文明极大地改善了生活状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传统在减弱、消失。用土族学者、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的话说，这是一种“痛苦的放弃”。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都在进行思考。应该指出，某个民族面临的问题并非仅仅是这个民族学者的事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记者此行遇到的各民族学者都为这一地区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共同努力着。

　　本报记者 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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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1年09月09日 18: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史料中吐谷浑人后来简称“吐浑”、“退浑”，也将“吐”简化为“土”，如唐代敦煌文献中称“土浑”，宋代《契丹国志》等也简称“土浑”，宋代文献还将“吐蕃”简化为“土蕃”。

　　关于土族的族源，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吐谷浑说”、“沙陀突厥说”、“阴山鞑靼说”、“蒙古说”、“匈奴—阻卜说”、“阴山鞑靼—蒙古说”等，可谓众说纷纭。

　　土族为吐谷浑后裔的史料证据

　　其他说法大多从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以及人类学角度立论，而“吐谷浑说”则通过历史学方法举证大量史料根据。

　　其一，现今居住于河湟及河洮流域的土族呈“孤岛”式分布状态，这是清末改土归流以后形成的格局，在此之前则呈连片分布，遍及西北各地及京师周边。明安塞王樗斋《灵州社学记》明确记载灵州土族：“唐尝徙吐谷浑居之，至宋僭有于拓拔氏，为其河南九州之一。大明有天下，既徙其部落于关右，苗裔之存者，俾杂戍卒以居，而统之于千夫长。”其铭文中亦称其人“鲜卑衣裔，耕牧其俗”。迁徙关右的就是分布于平凉及其以南的土人、土达，文献多有记载。

　　其二，土族旧称“土人”、“土民”，明代一度称“土达”，这是宋代以来文献中对土族的特定称呼，也是对吐谷浑人的略称。仍以灵州土人为例，宋陕西经略使张齐贤《上真宗乞进兵解灵州之危》称“侨置灵州，羁系蕃、汉、土人之心”云云。知制诰杨亿《上真宗论弃灵州为便》亦称：“且国家所惜者土民，所急者财用，岂可以骁勇之族委馁虎之蹊！”此灵州土人后为西夏所有，而西夏及元代之民族，李继迁时尚称“夏国之羌、浑述职”（辽张俭：《圣宗皇帝哀册》），夏亡后仍载“西夏羌、浑杂居”，其地除番汉之外可称“土人”者非吐谷浑而谁？

　　吐谷浑人称为“土人”、“土民”，在宋代已是普遍现象，陕西安抚使王尧臣巡视环州时称，“土人”为当地“所管属户”，“其间向汉者居多”，“皆蕃族首领导致之力”（《续通鉴长编》卷一三二）。此环州土人正是吐谷浑人。宋代史籍涉及土人者尚多，兹不赘述。

　　吐谷浑人简称“土人”、“土民”，符合汉语简化原则，如同现今民间俗称维吾尔族为“维族”、蒙古族为“蒙族”等。史料中吐谷浑人后来简称“吐浑”、“退浑”，也将“吐”简化为“土”，如唐代敦煌文献中称“土浑”，宋代《契丹国志》等也简称“土浑”，宋代文献还将“吐蕃”简化为“土蕃”。

　　其三，依记载来看，现今仍居河湟流域的土族也是宋代以来的吐谷浑人。《武经总要》记载：“深入羌、胡习俗，全是吐谷浑可汗子孙。其先是狼种，今旌旗皆有狼形，备卫人亦称附离，即彼谓狼也。”此所谓“羌”、“胡”，即是“羌”、“浑”，“浑”音“胡”。所谓其先是狼种且旌旗皆有狼形者，应是主部落为狼姓。鲜卑叱奴氏后改为叱氏，意谓“狼”，在吐谷浑同语异译为“呼那”，今土族语仍称狼为“呼那”或“叱奴”。宋代鄯州后改西宁州，而元明时西宁一带土族势力最大者就是祁土司，史称“东、西二祁土司所辖之民各号称十万”，西宁“祁土司所辖十数万人”。祁土司姓氏在明代文献中亦作“祈”、“叱”，初无定准，但也说明其姓原由“呼那”或“叱奴”改简而来。

　　其四，土族中盛传的李晋王故事。清代以来的李土司家谱误认为沙陀李克用为晋王，但现在的研究表明，李土司之先是西夏崇宗乾顺之弟晋王察哥，他五次出征河湟，并夺取湟州、西宁州，置其子孙据守，遂为后世之东、西李土司。西夏王族拓跋氏原随吐谷浑西迁者，隋时有拓跋木弥为吐谷浑名王，后与党项羌先行东迁，故崔志远称拓跋思恭为力微裔孙，而不提代魏诸帝，充分说明其部很早就已西迁。西夏后族梁氏、河外王氏、府谷折氏等都是与拓跋氏同时东迁的鲜卑部落。当地土族被称为“西宁州土人”，也因宋代改置西宁州后，西夏、元朝沿用，元另设甘肃行省，西宁则隔甘肃而属西夏行省及后来的宁夏路、府，也是因为同族之故。

　　民间传说、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之证据

　　上世纪20年代，有外国传教士曾记录西宁土人从东北（吉林）由晋王带领十三支人马迁移而来的传说，后来兴起的边政调查中就有学者记载土人为吐谷浑后代的传说；上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时，在互助土族中搜集到他们祖先在东北胡斯井地方的传说；上世纪80年代，甘南地方志学者在卓尼土族中了解到具体的传说，土户家的故乡在遥远的东方，远祖临终时将军权交给大儿子，政权交给小儿子，但国王死后弟兄俩互不团结，为兄的便带着一批人马向西迁移到洮河边。这些传说显然是吐谷浑兄弟马斗相争而分部西迁故事的遗留。

　　土族自称“土人”、“土护”（“土户”、“土谷”），明代文献亦称“土胡”，近现代学者也多有记录。土族另自称“蒙古尔”，并不是因为自认蒙古族，而是其民族观念中“蒙古”是个族类概念，所以指称蒙古族时便自称“察罕蒙古”（白蒙古）以示区别。土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河湟语群，语言学界的研究表明，土族语一支早在中古时期就与蒙古族语分化，而鲜卑语一般也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语言，古今两相一致。

　　敦煌古藏文文书也记载吐谷浑的语言与契丹语大体相同，史籍上保留下来的吐谷浑语的汉文音译词汇和语句，大都可用今天的土族语解读，如“趉胡吕乌甘豆可汗”，意为“吐浑英明的可汗”；“乌地延拔勒豆可汗”，意为“吉祥富贵的可汗”；吐谷浑地名如“白兰”、“柏梁”为泉水、泉源之地，“吐屈真川”为盐碱之地等。

　　从民俗学来说，土族多保留鲜卑、乌桓姓氏及人名特征，“文”、“乔”、“闫”、“吴”等姓出自匈奴，自称“苏武老子匈匈娘”。土族歌曲有《鲜卑山之歌》，土族地名有“鲜卑山”之称。土族供奉神箭，应为阿柴折箭故事的遗留。人死后魂归赤地的说法与乌桓人的灵魂观念类似。土族信奉萨满教，也信奉儒释道三教，崇尚汉文化，也与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有关。

　　吕建福（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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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1年09月09日 1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土族是一个主要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土族的几个族群分布很开，在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将各族群凝聚起来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有许多文化因素，宗教信仰文化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三川、同仁、互助等地，观察各地土族人文风情的异同，深入考察各地寺庙。通过朱家寺、吾屯寺、佑宁寺等代表性寺庙，不但可以看到不同区域土族文化的细微异同，还可以看到土族在艺术、学术领域的成就，以及在汉、藏、蒙、回等民族文化交融地区，土族受到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

　　朱家寺：在汉藏之间形成独特的土族风格

　　元明以来，中央政权在三川地区实行“授土司民”制度，直到民国才逐渐废除。各土司都在衙门附近建有中心寺庙，成为小片区政教关系的中心。如今，这里有一系列藏传佛教寺庙，朱家寺是最有代表性的寺庙之一。

　　站在寺庙最高点，南望黄河，远眺积石山，平畴沃野之中，飞檐翘角，金瓦青砖，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

　　记者发现，这些寺庙受到藏族、汉族文化的多重影响，形成了当地土族藏传佛教寺庙独特的建筑风格。其一，三川寺庙多为砖木结构，外墙不抹齐上色，保留砖砌形制，外立面观感与其他藏区的寺庙明显不同。其二，屋檐宽阔舒展，窗户外形虽为藏式风格，但每个窗户又有汉式小檐，这可能与三川降雨充沛有关。其三，重视细节装饰，殿顶、山门建有精美的歇山式庑殿顶，脊兽、鸱吻、滴水等精工细构，使三川寺庙的外观与一般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寺庙都有所不同。



　　朱家寺土族僧侣朱小明（僧名扎西多吉）取出钥匙，打开主殿大门，带记者进殿参观。走上大殿二层，朱小明指着西边一片草地告诉记者，那是当年朱土司衙门旧址。

　　朱土司系统始于元代西宁州土人癿铁木，明初其子金刚保随明成祖朱棣出征，因功升为千户，金刚保的儿子袭任后，赐朱姓，称朱荣，此后在当地世袭17代。

　　站在二层俯瞰，全寺布局谨严，严格对称，各组建筑环绕主殿，院内鲜花盛开。朱小明告诉记者，这个建筑格局是该寺高僧洛桑多杰大师自己设计的。

　　走进二层的房间，佛龛中一个舍利塔映入眼帘，看上去地位非常高。朱小明告诉记者，这是朱喇嘛的舍利塔。朱喇嘛是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土族学者，对三川地区土族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记者早闻其名，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他的舍利塔。朱小明见记者有所了解，便告诉记者，在青海省有三份朱喇嘛舍利，其中一份供养在此。



　　三川土族学者徐秀福向记者介绍，朱喇嘛原名朱福南，字海山，俗名天喜禄，僧名索南达吉，是官亭镇结龙庄人，生于1894年，1980年在尼泊尔圆寂。他自幼出家，曾拜佛学大师喜绕嘉措为师，精通汉、藏、梵、蒙四种文字，是著名的土族高僧。他追随十世班禅大师，民国时期曾任班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朱喇嘛十分关心三川土族文教事业的发展，30年代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完全小学、七所初级小学、一所女子学校，还创办了官亭图书馆，并出资购置了一套民国时期商务版《万有文库》，至今仍是青海省唯一的一套。

　　朱喇嘛还利用自己的名望，通过各种渠道招收青海籍青年到内地学习深造，包括土族、藏族、回族、汉族等，为各民族培养人才。

　　朱喇嘛在三川的工作影响深远，惠及当代。今天的青海学术界，有一批出自三川的土族学者、诗人、画家，他们有不少在青海高校、政府文教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包括记者遇到的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吕建福等。他们告诉记者，今天的成就与朱喇嘛在三川的化育之功直接相关。

　　面对这样一位学问精深、心胸博大、惠泽乡梓、竭力报国的土族学者，记者礼敬再三，才离开朱家寺。

　　工巧明是藏传佛教五明之一，建筑及装饰技艺属于工巧明，三川土族的工巧明水平很高。像洛桑多杰大师这样亲自规划设计朱家寺的例子，三川有很多。在朱家寺东边的文家寺，记者了解到，该寺的杨嘉活佛不但佛学造诣不凡，追随十世班禅大师创办佛学院，而且还学会了建筑工程技术，是青海全省唯一获得古建筑工程师的活佛。

　　吾屯寺：土、藏、汉文化交融的藏传佛教艺术殿堂

　　隆务寺及其属寺郭麻日寺、年都乎寺、吾屯寺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隆务河谷诸寺庙富丽堂皇，与格鲁派六大寺等著名寺庙相比也不遑多让，在许多方面甚至超出一筹。

　　吾屯分上下两庄，各有一寺，分别叫吾屯上寺和吾屯下寺。寺内建筑华美，文物众多，目不暇给，堪称艺术殿堂。

　　在藏传佛教寺庙常见如来八塔。吾屯上寺的如来八塔，依地势一字排开，塔刹高耸，塔身白色，遍布彩绘，周饰梵文，是记者所见的最为华丽的如来八塔之一。经过吾屯上寺，不入寺就能感受到浓郁的宗教氛围。



　　走进吾屯下寺，在寺口的画室，记者遇到唐卡画师桑科才让正在绘制唐卡，只见他屏息凝神，一笔不苟。他请朋友带领记者进寺参观。吾屯下寺不仅以唐卡著称，泥塑水平也很有名。千手千眼观音殿的主尊为镏金泥塑，高达10多米，而细节却极其精致，看管观音殿的僧侣说，这是全寺泥塑高手合力塑成的，代表着当代吾屯下寺最高的泥塑水平。

　　近代以来吾屯走出的最有名的唐卡画师是夏吾才让大师，他1921年出生在吾屯上庄，早年出家，在吾屯寺学习藏传佛教艺术。有的资料说他是土族，有的说是藏族。今天，由于民族混居、文化交融，同仁一带的土族和藏族有时很难区分，这也是同仁土族与其他地区土族的不同特点之一。

　　夏吾才让大师与汉族画家张大千的艺术因缘传为美谈。40年代抗战时期，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夏吾才让随行，在敦煌临摹三年，大开眼界，此后又游走藏区，博学多能，转益多师，成为一代大师。今天在同仁有四位唐卡画师被评为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中斗尕、更登达吉（夏吾才让的儿子）、西和道都在吾屯。

　　热贡艺术是土族和藏族共同创造的。热贡艺术馆副馆长侃本塔是藏族学者，他告诉记者，在古代，许多艺术家一辈子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他们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这至少有三个方面：高度的佛学学养、虔诚的信仰态度、精熟的艺术技艺。即使到今天，也极少有人能够达到当年这些无名大师的艺术水准。只是由于他们不重视宣扬个人，声名不显。热贡艺术馆珍藏了一批老一辈大师的艺术珍品，当代的土族和藏族艺术家们还要继续努力，把热贡艺术发扬光大。

　　同仁县近代著名的藏族学者更敦群培被誉为“划时代的藏族学者”，是热贡艺术和拉卜楞学术这一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藏族大学者，不但学问精湛，富有创见，而且艺术修养很高。他是双朋西村人，自小生长在艺术氛围浓郁的热贡艺术之乡，后到邻县夏河县的拉卜楞寺修学沉潜，由此走出藏区，走向世界。

　　作为藏传佛教艺术的热贡艺术也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青海民族大学教授马成俊是撒拉族学者，出生在同仁县的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对热贡艺术有深入研究，他告诉记者，据清代《循化志》等文献记载，“保安四屯实内地民人，久居番地，染其习俗，竟指为番人，似误矣”。“故今有日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亦多河州人。历年既久，衣服、言语渐染夷风，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为番民矣。”

　　吾屯艺术之由来，反映了热贡艺术为土、藏、汉等各种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

　　佑宁寺：名扬蒙藏、学者辈出的土族圣地

　　佑宁寺位于互助县五十镇的大山中。作为学术重镇，学者辈出，走出过三世章嘉活佛、三世土观活佛等著名学者，在藏传佛教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记者决定前往这一圣地。

　　这里是汉、藏、蒙文化交汇的地带，在历史上，作为蒙藏民族地区之间的藏传佛教大寺，佑宁寺活佛对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作出过贡献。据记载，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去蒙古参加俺答汗藏历路过此地，在此讲经传法。四世达赖和班禅派弟子嘉色活佛来此建寺，时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此，佑宁寺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地位很高。

　　佑宁寺建筑布局很有特色，依山势而建，自下而上，主次分明，在半山腰和山顶都有重要建筑，青山翠柏之间，梵宇宝刹雄踞，整体呈现为立体的佛教中心。走进寺内，记者发现这里正大兴土木。与三川寺庙的细致清秀、同仁寺庙的富丽堂皇有所不同，佑宁寺虽也融汇藏、汉、土的建筑风格，但相对较为大方庄重。



　　爬上半山腰，有章嘉国师寝宫。寝宫右首有一世章嘉活佛的灵骨塔，塔前山腰有三株高大的柏树，参天挺拔，树身系满哈达，备受当地人敬爱。

　　走进寝宫，殿内陈列着历代章嘉活佛的塑像，其中三世章嘉活佛的帽子与众不同。看守寝宫的僧侣告诉记者，这是国师帽，因为三世章嘉活佛曾任清王朝国师。三世章嘉活佛若贝多杰（1717—1786）是一位土族僧侣，雍正时期就被奉为“国师”，自幼侍从乾隆皇帝，前后近60年，与乾隆关系极为密切。清朝注重藏传佛教，扶持若干活佛系统，到乾隆与三世章嘉活佛时关系达到顶峰。乾隆将雍正潜邸改为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三世章嘉活佛即为第一任堪布（主持）。

　　章嘉活佛系统在蒙古地区影响很大，三世章嘉以国师身份奔波蒙藏，参与解决民族宗教问题，为我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出历史贡献。这些方面学术界已做了不少研究，土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秦永章研究员撰写的《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对此有系统论述。

　　三世章嘉活佛佛学造诣精深，精通藏、蒙、汉、满、梵等语言，他奉乾隆之命，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翻译成蒙文，对蒙古王公影响很大。

　　三世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2）是佑宁寺另一位著名的土族学者，著作颇丰，其中的《喇钦贡巴饶赛传》、《章嘉活佛若比多杰传》、《塔尔寺志》、《佑宁寺志》等都很有学术价值，而《土观宗教流派镜史》尤为有名，不但被翻译为汉文，还被翻译为英文、德文，常常被简称为“土观佛教史”。佑宁寺三世松巴活佛益西班觉（1704—1788）撰写的《印藏汉蒙佛教史如意宝树》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常被称为“如意宝树史”。这些著作都是藏传佛教研究界必读的重要典籍。

　　同行的互助人汪君告诉记者，一位佑宁寺系统活佛不久前回寺讲法，轰动一时，当时整个山谷内全是闻声赶来的周边土族、藏族、汉族等信众。汪君是汉族人，他说在互助一带，土、藏、汉通婚很普遍，他的一个土族叔爷是佑宁寺的一位活佛，家族中各族人都有。

　　在互助、民和、同仁等地区，土族不同族群的文化略有异同，有的受藏族文化影响较大，有的吸收汉族或其他民族文化更多，在此基础上，土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灿烂文化。在汉藏蒙回的西北民族走廊上，各民族间文化交融的现象特别耐人寻味。

　　资料链接

　　三川纳顿：黄河边的土族传统文化遗产

　　纳顿是青海省民和县南部三川土族的传统节日，是每年秋收后为了感恩神灵、喜庆丰收而举行的一种民俗活动，在土藏、土汉杂居的村庄轮流举办，从农历七月十二持续到九月十五，历时63天，三川地区70多个村约4万多土族群众参与其中，规模之宏大、场面之隆重，实属罕见，堪称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

　　纳顿是土语“玩耍”、“娱乐”之意，融合土族历史、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文化艺术等众多文化内涵，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形态。纳顿这一天，人们在绿茵茵的草滩上扎起雪白的帐篷，供奉土族心目中的圣像。在“大好呀”、“大好”的呼声和欢乐的锣鼓声中，拉开纳顿大幕。

　　“会手舞”是纳顿的开场节目，是几十人乃至数百人参加的群众性集体舞蹈，象征着一支古代军队。

　　“面具舞”是土族原始艺术的遗风、傩文化的延续，是娱神、娱人的节目。包括“五官舞”、“庄稼其舞”和三国“五将舞”、“关王舞”。

　　压轴戏是“杀虎将舞”，杀虎将是土族人民心目中的天神，这是一出古老的傩舞，被称为“古代戏剧的活化石”，其中有土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遗风。

　　“五大民族舞”是一种奇特的面具舞，由汉、满、蒙、回、藏五个角色组成。据说最初是清代后期开始在民主沟纳顿中表演。五个演员身着各自民族服饰，舞蹈节奏明快，舞姿细腻别致。这是一出反映民族团结的傩戏，体现了三川土族人民同周边兄弟民族和睦相处的互助关系。

　　纳顿这一天，三川土族走亲访友，家家宾客满座，人们品着清香的酩馏酒，唱着祝福的“道拉”，讲述着一年的所见所闻，交流着亲朋间的感情。

　　这一天也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日子，黄河边、田野间，“花儿”悠扬，男女倾吐着相互的爱意。有意的青年男女则利用纳顿的日子派媒人上门说亲。

　　纳顿也是排解纠纷、化解恩怨的吉祥日子，人们如有什么矛盾，互敬一碗酩馏酒，问一声“阿门贤”，所有恩怨在“大好”声中烟消雾散。

　　土族纳顿自始至终贯穿着和谐的主题，是一个增进友谊、增强民族团结的吉祥盛会。

    （资料文图由青海省民和纳顿艺术研究会会长、土族纳顿传承人徐秀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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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江

2011年09月06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20期








　　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黄河及其支流湟水、隆务河日夜奔腾，形成一个个美丽富饶的河谷，这里是土族同胞生活的家园：民和土族生活在黄河边的三川土族之乡；同仁土族在隆务河谷与藏族一起创造了灿烂的热贡艺术；互助等地土族则主要聚居在湟水以北地区。

　　土族居住的地区都是多民族共居的地区，从县名就可窥见一斑。互助、民和、同仁等县都是1930年前后建县，据有关资料记载，取县名考虑到这些地区各民族混居的情况，“互助”取“互助友爱”之意，“民和”取“民众和睦”之意，“同仁”取“一视同仁”之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族按方言分为互助、民和、同仁三个片区。土族与其他民族同胞和谐共处，创造了多彩的民族文化。近日，本报记者东赴民和，南下同仁，探访互助，走进黄河、湟水、隆务河边的一系列土族乡村，对土族进行了连续性的考察。

　　民和土族：甘青边界独特的三川土族文化

　　黄河水从积石峡内冲出，打着旋儿向东流去，水浪拍击着岸边的鹅卵石。远望对岸，小积石山横亘南天，烟雾弥漫，山顶在伏天仍有残雪。

　　记者漫步在喇家村南的黄河边，大河这边是官亭镇，属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对岸是大河家镇，属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官亭盆地是河湟谷地的一个小气候区，气候温和，水量充沛，自然环境非常优越，与汉中和川北有些相似。民和三川的土族同胞就生活在黄河北岸官亭盆地的台地上，大约有4万人，因为有三条小河自北而南注入黄河，所以这里叫做三川地区，近年来以三川土族之乡著称。

　　回到借宿的喇家村土族老乡喇虎家，记者和家里人聊起家常。喇虎家是一户典型的三川土族民居，木柱高大，空间宽敞亮堂。邻居豆哥说，“木屋住着舒服，我们这里建新房还是喜欢使用木柱建架”。

　　院子正中有一个大花坛，这是土族民居的灵魂所在。花坛里鲜花怒放，院子里色彩明艳，令人心情愉悦。村子里的花坛多是方形的，听说有的地方是圆形的，原来立有经幡。“盖房子先要考虑花坛，在花坛下埋有宝罐，内装宝贝、经书等东西”，喇虎说，“花坛原来有不少禁忌，比如小孩子不能在花坛上玩，近年来没那么讲究了。”

　　老奶奶刚刚参加完村里的嘛呢会回来。嘛呢会是三川地区土族的一种民间信仰文化活动，近年来也引起民俗学者的研究兴趣。虽然言语不通，老奶奶还是比划着向记者介绍今天嘛呢会的情况。

　　第二天，记者来到三川一带的乡镇。乘车在乡间穿行，山间树丛里常常看到白塔、经幡。土族是一个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在三川地区有一系列寺庙，铧尖寺、文家寺、朱家寺、喇家寺都各有特色，沿黄河一线排开。

　　三川土族还普遍信仰二郎神，而这种信仰既有土族本身的文化传统来源，又受到汉族和藏族信仰文化的深刻影响，表现出这一多民族共居地带宗教信仰的复杂状态。三川的二郎神主庙位于中川乡。走进庙门，记者发现，主持寺庙事务的是一个藏传佛教僧侣。此人叫土丹多吉，来自附近的朱家寺，他为记者打开殿门。走进大殿，二郎神塑像是藏族格萨尔王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二郎神额头上并没有第三只眼这个最为重要的外貌特征。墙上的壁画内容也完全是格萨尔神话。土丹多吉告诉记者，在这里有两尊二郎神像，另一尊抬到三川各乡镇参加“游神”活动去了。

　　二郎神在三川又称“河州帝帝”，据文献记载，民国时代三川还曾从河州（今临夏）请来神像，当时也还应当是具有第三只眼的道教二郎神信仰，到今天则已经完全转换为格萨尔的形象，反映了信仰文化的变迁。而按照土族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吕建福的观点，“河州帝帝”的原型是葬于河州的吐谷浑王，后来才与二郎神信仰混合。

　　二郎神信仰来源很早，起源于四川汉羌交接地带。在宋代，四川灌口二郎神信仰非常盛行。今天在甘青交接地带普遍存在二郎神信仰，又受到藏传佛教和藏族苯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二郎神信仰在这一带呈现出多元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青海下四川的这条历史悠久的文化通道。

　　记者来到位于官亭镇的三川科技文化中心，这里是三川土族文化的陈列馆和研究室。土族学者邓西银是青海民和刺绣协会副会长，他取出钥匙，打开三川刺绣展室，带记者参观。邓西银介绍说，展室收藏的清末民国时期的三川刺绣，主要使用盘绣技法。各地土族都擅长刺绣，互助土族服饰和刺绣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仁土族的年都乎堆绣也特别有名，三川土族刺绣的魅力还藏在深闺人不识。

　　土族学者徐秀福是喇虎的老师，是土族“花儿”研究专家，他告诉记者，三川花儿是河湟花儿家族的一员，又有三川土族独特的风格。说着说着，徐秀福唱起一支三川花儿来，曲调悲伤，情绪低沉。唱罢，徐秀福告诉记者，这是“水红花令”《阿尕们黑峡里受苦着哩》，是民国时期被军阀驱赶到黑峡干苦工的土族老百姓唱的。在三川地区，除了用汉语演唱的“花儿”，还有用当地土语演唱的情歌“库咕茄”（土语，意为葫芦搭架），曲调较为古老，低缓婉转。在记者提议下，徐秀福唱起“库咕茄”，果然与“花儿”不同，在情绪上更为欢快，连一旁的“花儿”高手喇虎也不由跟着低声吟唱起来。

　　同仁土族：隆务河谷奇特的“同族异语”现象

　　隆务河是黄河的支流，汉语意为“九条溪流汇成的地方”。同仁县境内的隆务河畔，藏语称为热贡地区，这里以热贡艺术享誉海内外，是隆务河谷的土族、藏族等民族同胞共同创造的。

　　到达同仁，记者才得知，虽然同仁土族大约只有8万人，却分为吾屯村和年都乎乡两个方言小区：吾屯村土族使用吾屯话，为汉语和藏语混合的一种土语；年都乎乡土族使用保安语，与保安族的语言基本相通。这些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王远新称之为“同族异语”现象，他指出，这反映了土族“族源多元”的复杂状况。记者分别前往吾屯村和年都乎乡进行实地考察。

　　隆务河流域有一系列的古寨堡，保安古城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保安族原来就居住在这里，族名也来源于此，清代中期才从这里全族辗转迁徙到今甘肃省大河家镇一带。当地的藏族朋友索南多杰带着记者来到保安城。走进保安城的关帝庙，殿内的关公泥塑还没有完工，尚未上彩，保持着黄泥本色。二郎神坐在旁边，这里的二郎神额头正中有第三只眼。而两厢墙上则是藏传佛教明王的图像。一位泥塑师傅正坐在殿前石阶上仔细地塑造关公的双手。

　　记者和师傅攀谈起来，师傅名叫三智，是吾屯上庄的土族，父亲斗尕是国家评选的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三智是斗尕的大儿子，“我父亲唐卡、雕塑都很擅长，我向父亲学习的主要是泥塑。父亲现在就在家里，你去拜访他，他会很高兴”。

　　告别三智，按照他指点的路线，记者和索南多杰一起来到吾屯上庄。斗尕家里有五六个远方而来的唐卡学徒。斗尕一共教过50多个学生。“我年纪大了，眼神没原来好了，要用放大镜，不过手还没问题。现在，我把我的技艺传给了我的儿子和徒弟们，有的徒弟在当地名气还很大，还有个侄子已经接近我的水平了。对于热贡艺术的前途，我不担心。”斗尕说。

　　在二楼的画室，斗尕揭开保护唐卡的绢布，为记者逐一介绍他的唐卡作品。形式上，从一般的彩色唐卡到黑唐、金唐、银唐都有；内容上，有一般的世俗内容，也有反映藏传佛教学术谱系的唐卡，还有藏密修持使用的唐卡，斗尕都一一道来。看完唐卡，已是日色偏西，斗尕和小儿子尕藏尼玛一直送记者到村口。夕阳西下，吾屯上寺的宝塔七彩灿烂，一位土族妇女推着婴儿车走过塔前，宛若画中。

　　索南多杰有亲戚在年都乎乡郭麻日村，他带着记者去走亲戚。来到郭麻日，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寨堡，寨墙保存基本完好，形成一个完整封闭的生活空间。

　　索南多杰的亲戚家是一个保存较好的古代民居。木门上贴着汉族的门神，钉着新月形的铜牌，还挂着辟邪的树枝，两边是藏语的对联，门额横幅是藏语的吉祥用语。走进院子，可以看到房屋为土木结构，分为两层，占地很小，非常紧凑，没有三川土族民居那么宽敞，也没有美丽的大花坛。家中的媳妇尕玛措告诉记者，她是蒙古族姑娘，来自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会用蒙古语、年都乎土语（保安语）、藏语、汉语交流。这可真是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的现象。

　　包括郭麻日在内的年都乎乡使用的土语是一种保安语。保安语分为两支，一支是聚居在大河家镇的保安族使用的保安语，他们生活在三川地区的黄河对岸，另一支就是年都乎保安语。保安族学者马世仁、马沛霆告诉记者，他们来这里进行田野调查时非常震惊，因为这里的农民所说的语言和自己的语言几乎完全一致。“听到这里乡下的土族老太太嘴里蹦出和自己语言一样的词句，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表。”马沛霆说。

　　回到西宁，记者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他正要去同仁吾屯上庄拜访他的朋友——唐卡画师娘本。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对热贡艺术近年的发展很了解，“2008年，国家批准成立‘热贡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这是我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这里有许多东西值得保护和研究”。

　　互助土族：湟水北岸的七彩人文

　　互助片区的土族主要居住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县以及甘肃的天峻等县，这些地区大都在湟水以北。互助片区位于西宁的东北方向，元末明初的史籍中开始出现“西宁州土人”的相关记载。

　　夏天来到互助，让人流连忘返。南边属于湟水谷地，是青海最重要的农耕区之一，北边是祁连山脉的达坂山崔嵬高峻，峰顶云雾缭绕。在路边的青稞或麦地里，土族妇女在辛勤劳作，进入五十镇、丹麻乡一带，有的还穿着土族民族服装。因为是油菜花渐次开放的时节，路边不时可以看到整齐的蜂箱和远道而来的养蜂人。

　　到互助，记者才惊讶地发现，一个县竟然有六七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丹麻土族花儿、土族婚礼、土族轮子秋、土族服饰、安昭舞。在互助有一些新建的土族风情园，集中展示这些文化遗产。虽然大都是一些商业开发，但是作为民族文化资源，得到了合理的开发利用，直接服务于当地社会的发展，也是值得肯定的。

　　记者和一些国内外的民族、民俗学者来到一个土族风情园，一起观察这个土族文化产业项目，也颇有意思。来自匈牙利的青年民族学者大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德明研究员一起参加土族游戏活动，引来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空地上正在表演的“轮子秋”是一种互助土族特有的传统体育活动。简单地说，是一种转动的秋千。随着圆盘转动，土族阿姑和小伙做出“雄鹰展翅”、“孔雀三点头”、“春燕串柳”等造型，看上去动作舒展，也有些惊险，让人不由捏了一把汗。

　　一位学者告诉记者，近年来，在西宁周边地区，互助县的文化产业发展是最好的，这和青海省这些年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关，互助合理利用土族文化资源，打造出七彩互助的文化品牌。这是目前互助土族地区发展好于民和和同仁的原因之一。

　　西北民族走廊大家庭中的土族文化

　　土族的族源、土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差异、土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等一系列学术问题都广受学术界关注。土族与西北民族走廊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关系引起记者极大的兴趣，记者发现，在各地土族的民间故事中也有不少有意思的传说。

　　徐秀福告诉记者，在三川土族有这样关于“河州帝帝”的民间传说。河州帝帝的母亲“阿姑琪尔当”吞食山果受孕，生下十二个儿子，分别成为三川附近汉、回、土、藏、蒙、东乡、撒拉、保安等十二个民族兄弟。后来，河州帝帝拜阿舅成为当地正月初一拜阿舅习俗的来历。徐秀福认为，故事反映了三川土族自古以来同周边兄弟民族和睦相处的情景。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在1986年进行的一次学术调查中，同仁县年都乎村村长曾经讲过这样一个同仁土族的语言传说。很久以前，年都乎住着土族、藏族、汉族、蒙古族四个民族，语言不便，沟通困难。大家选出人一起去学习。土族走累了在路上休息，醒来后发现别的民族都走远了，就在路上等他们回来。等藏族、汉族、蒙古族兄弟学习归来，土族就从中各学了一些，所以至今同仁土族的语言中有多个民族的语言成分。

　　在西宁，记者拜访了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青海土族研究会会长鲍义志。鲍义志是出生在三川土族之乡的土族学者，在他的办公室，鲍义志向记者介绍了青海土族研究会近年来的发展，谈了他对土族文化发展和所面临问题的思考。

　　鲍义志赠送给记者最近四期《中国土族》杂志，这是由青海土族研究会定期公开出版的刊物。其中一篇文章介绍了互助设县时一个有意思的掌故：当时因为这一带是多民族共居的地区，当地文化人引经据典，最初建议县名为“互乡”，取《论语·述而》“互乡难与言”。按旧注，“互乡”是乡名，这里的人习于不善，难与言善。当年应该是按字面取的引申义，表示这里因为语言差异，彼此难于沟通。

　　记者此行看到，从过去交流困难的“互乡”到今天团结友爱的“互助”，如今的土族已经融入民族大家庭，同时又保持着自身奇异独特的文化，绽放成西北民族走廊上的一朵绮丽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