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在意念理性上展开思想
朱寿桐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美国文学评论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他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过于强调“物的原则”而损害了人文艺术“人的原则”，主张应回到人的本源立场上来，崇尚人的道德想象和人文理性，反对功利主义的审美观。白璧德曾教授过梅光迪、汤用彤、吴宓、梁实秋等中国学生，他的思想通过《学衡》传入中国。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强调人的道德完成，强调教育和文化的人文关怀，反对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甚至反对20世纪初渐行渐快的现代化进程。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理念，在其最初引人注目时即一直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包括对此种理念持同情态度的学者亦这么认为。
白璧德本人同样深知其理念的不合时宜，但以某种类似于中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依然故我地论证并健全新人文主义理论，不谋求在现实中付诸落实或产生影响，甚至不希冀以此进行号召，而只是完善理论本身，即便使之常处于“意念状态”也在所不惜——这便是走向意念理性的精神现象。
意念理性：作为价值理性的前摄形态
自法兰克福学派将人的思想范畴从功能意义上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表达似乎又一次得到了有效的激励与解放;在文化学、文学研究这种从来都向前沿理论倾斜的学术领域，马克斯·韦伯等倡导的价值理性概念及相应表述大行其道。遗憾的是，倡导者是在解剖社会、经济问题时提出了这一命题，用以表述文学或文化的观念形态，则未免显得过于粗略。如果说工具理性立意于社会操作和经济运作，价值理性立意于理论倡导和思想号召，那么，在价值理性形成之前，应存在尚处于其积累、探讨和锤炼过程之中的意念理性形态。
作为价值理性的前摄形态，意念理性类似于古典哲学中的理念命题，实际上是价值理性尚未形成普适性价值或在未定型时的意念基础，其直接结果体现为观念形态。在“对一个特定的目标形成抵达的意愿与意志”之前，应有某种不可回避的意念的准备，这便是被忽略了的意念理性。意念或理念形成本身需要一定的价值作为基础，不过，在此的价值基础往往表现出个人的或流派性相当强的特征。当一种价值观念未拥有足够的力道成为一种社会理性之前，便尽可能以意念的形态引起世人关注，寻求作为一种理性精神而被承认，这便是意念理性或者理念。只有当这种意念或理念定型并形成某种倾向性、意志力之后，才凝结成为一种试图诉诸社会影响的价值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若意念理性是观念形态，则价值理性便是“观念之力”，而工具理性则是“观念之力”发挥作用的方法与途径，其结果或可表述为目的理性。
发现并始终注重价值理性阐述的马克斯·韦伯，虽未明确提出价值理性之前的意念理性这一前摄形态，但对此也并非全无觉察。在提出“理想类型”概念的同时，他还在相对意义上提出自然理性的命题。自然理性虽不能等同于意念理性，但在理论层次上同样是作为价值理性的前摄形态或基础而存在，可见，韦伯并未排除价值理性在作为“理性类型”形成之前的前摄形态和意念基础存在的可能性。
在意念理性上展开思想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意念理性意义大于价值理性特性。人文主义一向体现为价值理性的观念特性，它或以人本倾向作为社会运作和文化建设之尺度，或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作为个人权利与尊严之标杆，在社会文明的批判与设计中表达着强烈的价值主张。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当然也有所主张，但更多倾向于在意念意义上批判、建构与调适，并不奢望这种意念在社会实际领域产生影响。因此，新人文主义虽然积极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却始终立足于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相当程度上，体现的仍是文学批评流派特征。
白璧德认为，“文学批评家应特别乐于与哲学家相遭遇”，“哲学家已经走出了冷冰冰的抽象观念的阴影，他们已经变得文人化了。实际上，他们的文学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好像到了文学家们反过来赞美伟大的哲学家、要成为最好的文学家就要先成为好的哲学家的时代。”白璧德在此想表述的是，哲学家已呈现疏离价值理性趋势，而以文学化的姿态涉足于意念理性的营构，这样的理性离文学越近，便离社会实践越远。几乎所有新人文主义者，包括白璧德的中国传人(如学衡派文人等)，都常常围绕着文学问题展开其批评理论乃至文化或社会思想。文人视角和文学情怀使他们往往仅擅长于内宇宙的审视与意念理性的营构，而不擅长于把这意念打造成“观念之力”，提升为价值理性。
白璧德阐述其人文主义思想时，也侧重强调该思想的意念理性品质与形态。他认为“人文主义者(正如我们从历史中所了解到的)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游移，并根据他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立足于人文的意念境界而不是人文的社会实际内容：“人通过这种融合自身相反品质的能力来显示其人性以及高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本质。”“人是一种注定片面的造物，然而人之成为人文的，就在于他能够战胜自身本性中的这个命定之事;他所能达到的人文程度，完全取决于他调和自身相反德行的程度。”需要什么样的德行呢?在这个意念问题上，白璧德与中国的儒学传统命题有着很高的理论契合度：“一个人文主义者在警惕着过度同情的同时，也在防范着过度的选择;他警惕过度的自由，也防范过度的限制;他会采取一种有限制的自由以及有同情的选择。”在意念理性上展开思想，立意于儒家克己修身式的内在道德，正心、诚意、内在修身的意念理性，正是儒家文化与新人文主义相吻合的精神内涵。
儒学所代表的“中国人文主义”
事实上，中国儒学中本就有意念理性的精神现象。像一个异教徒对上帝的一切隔膜莫名，韦伯把儒学所代表的“中国人文主义”理解为“仪式主义”。当然，中国传统伦理包括儒学思潮中存在许多富于礼仪内涵的思想理念，然而，且不说中国传统文化将礼仪与忠信、孝义、廉耻相提并论，赋予“礼仪”的是意念与价值的意义，而不是所谓“仪式主义”的形态;即便是在遥远的往古，中国儒学“礼”的中心概念也更多地强调价值理性层面甚至更沉潜的意念理性层面：“与古伊斯兰的封建武士所具有的热情与炫耀相反，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是警觉的自制、内省与谨慎，尤其是对任何形式的热情(包括欣喜在内)的抑制，因为热情会扰乱心灵的平静与和谐，而后者正是一切善的根源。”
中国传统儒学内涵相当丰富，远非白璧德从新人文主义意念理性角度所认同并张扬的那些关键性命题所能概括。儒学传统包含着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意念理性等多个层次的精神素质，而传承给现代新儒学家的，则主要侧重于意念理性的观念层次，正是在这一方面，新儒学显示着人文主义的思想特质，且与新人文主义有着诸多契合与兼容。由此，我们可以认清新儒学人文主义与新人文主义的共同点，从而从一个有效的观察点区分传统儒学与新儒学的思想差异以及新人文主义与旧人文主义的原则分别。(作者单位：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
朱寿桐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