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
——回忆父亲郭沫若
郭平英
父亲是接受过系统医学教育的，从1915年夏天进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到1923年春季获得九州大学医学部医学学士学位，他和近代基础医学差不多打了8年的交道。尽管走进大学校门不久，他就以“沫若”的笔名泅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潮水，并且从结束大学生活的那一刻开始告别了医学专业，但是时隔多年以后，每当谈论到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的时候，他总会联想到学生时代接受过的那些科学而严谨的课程训练。可以说，是系统的基础医学科学，使他更加真切地理解了什么是对个人和人类的大爱。
在基础医学的专业课程中，最令父亲记忆深刻的恐怕要算人体解剖学。他和所有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学生一样，在大学实验室里解剖过八具人体。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的创作灵感，就是在这容不得半点含糊的实验课程上获得的。小说题名为《骷髅》，写的是由一具解剖尸体上的刺青引发出的一段曲折诡异的故事。可惜这篇处女作投寄出去不久就遭遇了退稿。《骷髅》被父亲“火葬”了，可是人体解剖课程给予父亲的身心体验直到大学毕业20年之后，仍然不时会重现在他眼前。
其实，人体解剖学也是现代医学植根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难关之一。在西方国家以及日本被视为医学常规的尸解，在那时的中国实施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由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国内医学院校能获得的尸体数量少之又少。有资料记载，从1913年人体解剖得到中国政府认可以后的十余年间，北京国立医学专科学校每学年只能得到一具供解剖的人体；江苏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和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只能得到三至四具；南通大学医科更可怜，开办近二十年，尸体解剖总共不过四具。无怪乎中国近代医学界长期哀叹，医校的学生要学习解剖，只好“狂走郊野坟中，觅取暴露之骨髅，为实习材料”。1943年，重庆报界报道了一位医学教授为进行科研，掘墓寻骨，因而遭遇状告的事件，使父亲大为感慨。他写了一篇杂感《死的拖着活的》，疾呼改革中国厚葬成风的旧习，提倡火葬，不要让死去的人争夺活人的世界。文章详细阐述人体解剖对于现代医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性：医学院的学生需要通过解剖来掌握人体的骨骼、筋肉、神经系统和各个内脏系统的构成，局部解剖学、病理解剖学、比较解剖学等等都是必修的课目、基础的基础。父亲还在文章里立下遗言，用实际行动来声援那些在战争年代坚持医学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教授们：
将来我如果是死在故乡，
我绝对不愿意我的家属或朋友把我土葬。
烧成灰，多干脆！起码还可以替中国的国土施肥。
再不然送到医科大学去解剖，
还可以让亲爱的学生们朝夕摩挲。
父亲对身后事的安排简而言之，可以归结为两句话：遗体献给医学事业，骨灰撒到田间去肥田。
1978年6月，父亲走完86岁的人生之路。在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春天里，赶上了科学界与文艺界的两次盛会，一是中国科学技术大会，一是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对于早已把生命和真情同祖国的更生、繁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父亲来说，这真是极大的欣慰。
他把对祖国未来的憧憬、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期望，倾述在《科学的春天》和《衷心的祝愿》这两篇书面发言里。3个月之后，他别无大憾地和我们告别，去做在生命终结以后要去完成的最后两件事。父亲去世的当天晚上，母亲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方毅同志写去一封信，表述了父亲的意愿——遗体可以根据医学的需要进行解剖实验；骨灰不要保留，把它们当作肥田粉撒到大寨去肥田。治丧委员会经过研究作出安排：病理解剖的时间定在遗体告别仪式以前；追悼会之后，派飞机把骨灰撒往大寨的农田。后来，我们得知，父亲骨灰所搭乘的飞机，正是1976年1月把他生前无比敬重的周恩来总理的骨灰撒向江河大海的那架国产安2型农用飞机。母亲代表全家感谢治丧委员会帮助父亲实现了他的遗愿。父亲可以安心地走了，他的遗体被送进医学实验室，经过病理解剖，再次证实大叶性肺炎是足以使人致命的疾病，由于肺炎在4年中多次复发，已导致大约三分之二的肺叶纤维化，失去呼吸功能。父亲可以安心地走了，他的骨灰同黄土高原上那并不肥沃的土壤结合在一起，化作了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
一段时间过去，常有人发问：郭沫若为什么要把骨灰撒到大寨？我以我所知道的告诉他们，对于骨灰的处理，父亲一贯的意思是不用保留，更无须立碑。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最好的选择就是把骨灰当作肥料，让它们回归自然化为土壤。至于撒向何方，并不重要。1976年年底，“四人帮”被粉碎后不到半年，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发展农业、解决吃饭问题是当务之急。大会上洋溢的艰苦奋斗、大力发展农业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父亲写了一首调寄《望海潮》的词表达他的心情，并且在会议期间闲谈时说：“就把我的骨灰当作肥料，撒到那里去肥田吧。”那时，父亲已经连续住院多次，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就这样，他非常放松地道出了一个平实的想法，希望身后能为自己深爱的国家再作一点微不足道的奉献。
清明在即，大地重沐春光。父亲离开我们30年了。如今，改革开放已经给中国的农村经济带来今非昔比的变化。退耕还林、合理耕作等一系列农林政策和农业科技在帮助黄土高原提高控制水土流失、控制沙化侵蚀、增强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百年基业防涝旱，千米山头待柏松”，这是父亲生前参观大寨时留下的诗句，也是他的期望。愿西北地区赤裸的黄土地真的能覆盖一片柏叶松针，覆盖一片郊原的青草。那青草是坚忍，是和谐，是父亲所赞美的“柔和生命的歌声”。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3-26 14:4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