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多

《华夏边缘》读书笔记
云南大学2011级民俗学  杨梦晗  

    王明珂的《华夏边缘》是用一种介于人类学和历史学中间的视角去看民族的发展过程，更或者说作者是以人类学的观点解释着历史。他告诉我们:要回答究竟什么是中国人,只有从华夏边缘中去寻找答案,凝聚中国人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华夏边缘的维持,而不完全依赖华夏内部的文化一致性。正如他常用的一个比喻,即圆的形状总是由圆周的曲线来规定的,因此,正是边缘使得中心的存在成为可能,通过刻画边缘来凝聚中国中国人并不完全依赖内部的文化一致性来凝聚,凝聚他们最主要的力量来自于华夏边缘的维持。因此,从汉代华夏边缘形成以后,华夏政权便以通婚、贸易、征伐、封贡、赏赐等各种软硬手段,来羁縻边疆各部族与国家以维持这个边缘。
        1997年,华夏边缘在台湾出版不久,就受到了整个华文学术界的关注,不仅成为台湾学界的畅销著作,也引得大陆学者纷纷注目。人们不仅关心一个台湾学者在台湾出版的著作中诠释的中国人是什么,而且更关心他是如何诠释的。由此可知,当时华夏边缘在大陆的流传是多么地曲折传奇,甚而有点神秘。时隔九年之后,本书的大陆简体版得以正式出版发行。对于作者和关注本书的读者来说这都是一大快事,真正的阅读与交流可以开始了。王明珂一再强调自己的历史学家身份,而且也一直认为华夏边缘是一本历史学的著作。相映成趣的是,关注这本书的人,特别是接受和肯定本书方法与观点的人,却大多来自人类学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华夏边缘触及了族群认同这一大陆人类学界敏感的神经,特别是本书的第一章对当代人类学族群理论的清晰梳理,令大多数人类学的专业人士误以为这是一本地道的人类学作品。
        不过,细读本书之第一部分的三个章节,我们还是能够发现,王明珂的研究其实是带着深厚的历史学关怀的。通过点评主观论与客观论以及根基论者与工具论者之间的争执,王明珂指出, 将历史记忆这一概念带到族群研究中来,无疑是研究族群认同问题的上策,因为族群认同是建立在历史记忆之上的。当然,历史记忆的研究也并非是中国历史学的正统,特别是在民族史学界,出于对客观史实的追求,学者们大多会耻于谈论主观的记忆。因此,本书不仅要说服人类学家们相信以历史的视角可以解决族群研究的问题,同时还要向历史学家们说明我们赖以重建过去的文献与文物,其中所承载的是史实。汉代中国人对四方异族的意象,也就是以哪些人不是中国人来定义谁是中国人。由汉代中国人排除异己的方式,我们知道他们将自己当作是一些定居重迁,以农为本,统于皇帝,知礼尚义的人群。更重要的是,他们宣称有共同的祖先,并经常强调共同的历史记忆。
        然而,我们果真就可以从此做出什么是中国人的判断了吗？我认为这个问题仍可商榷。理解什么是中国人,首要的问题是辨析中国华、夏以及华夏等概念。已有学者专文讨论过中国古代上述概念的确切含义。中国一开始是周人习惯上对自己居住地的称号,是与京师互换的同义概念。以后中国二字逐渐成为周天子专用的名称,指代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夏的称号, 在西周初年与中国一样,仅指天子王畿以内的地区。周代封土建国,各诸侯与周王室同属一个文化体系,因此,当天子天命式微以后,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开始自称夏,各诸侯国则合称为诸夏。春秋时,中国与诸夏等概念合一,用以指称全境各诸侯国,也可用来特指地处中原的国家。当诸夏的称呼被广泛使用以后,华的概念随即被衍生出来，文献中有时称华,有时称诸华,有时又华夏并称。华和夏属于同义异称。像诸夏或华夏这样的称号多用于春秋时期，而到了战国时代,这些名号已不再常用,若用,也仅作为特指中原的地理名词出现而已。相比之下,“中国”却逐渐成为了称呼全境的通行概念。
        秦汉以后,世事时而统一,时而分裂,中国一词的含义也时松时紧,统一时多指全国,分裂时特指中原。当中国与海外交通发生后,中国又成了与外国对称的概念,这种情况在清代尤其明显。需要注意的是,诸如禹迹、禹域、九州、四海或天下等概念指代的是比中国、华夏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国或华夏只是它们中的一部分, 主要指中原地区。随着上述概念的变化,作为一个族群概念,中国人的含义也在不断改变。周时,中国人指的是居住在城内的国人,也指诸侯国国内之人或中原之人。两汉时, 汉朝人自称为中国人,此时受郡县管辖的民众又被称为汉人。起初汉人这个称谓不用于族称,到了魏晋时期,它逐渐成了从中国人中派生出的又一个族称,这个变化是边疆民族要求共有中国称号的结果。十六国时期,五胡相继建国,他们逐渐把原来称为中国人的人群称为汉人,把其所用语言称为汉语,而用中国人通称境内各族,于是中国成为了各民族所共有的称号。从此,汉人已不再是中国人里面的唯一族群了。以后当分裂时,中国人多指称中原之人,统一时指中国全境之人。同样,海外交通,特别是清代西方侵入中国，使得中国人成为洋人、外国人的对称。由此可见,与中国的指称含义不断扩大一样,中国人显然也有一个从狭义概念走向广义概念的过程,它从最初的国人变成了中原之人,最后涵盖了整个中华帝国全体民众。
        而像华夏这样的概念,它的内涵也经历了由窄变宽的道路,它要么是一个地理概念,要么是一个族群概念,要么两者皆是。尽管华夏这个称呼同样也能用于指称整个帝国的子民,但仍多指向帝国境内的中原之民。这样一种边缘的研究方法和以往的研究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王明珂认为, 他所采用的边缘观点和过去的典范观点存在明显差别。文献所保存的往往是一种正统的、典范的历史叙述,这种叙述忽略了许多个人的、社会边缘人群的历史记忆,而借助多元的、边缘的、微观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典范观点之所未见。以往的历史学、考古学在回答谁是华夏谁能代表华夏时, 都采用定义族群内涵的溯源研究,尤其持有族群客观特征论的观点, 即认为族群可以用客观的特征诸如体质、语言、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来标志。而在王明珂看来,客观论者将每一族群视为被特定文化界定下的人群孤岛,忽略了族群认同变迁的问题。王明珂认为, 要解决这样的困境,必须寻求另外一种更能反映现实的族群定义。他采用了巴斯的族群定义, 将族群视为一个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非一个特定的语言、文化与体质特征的综合体。人群的主观认同(族群范围),由界定及维持族群边界来完成,而族群的边界是多重的、可变的、可被利用的。因此,在族群关系之中,一旦某种主观范准界定了族群的边界,族群内部的人就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 反而是在族群边缘, 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边缘因此成为了观察和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
        在这个族群的定义中, 我们看到边界和认同是两个关键因素, 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 而边界的产生则是族群成员对内的认同和对外的排斥, 这种认同和排斥是人们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中, 一个人群通过强调自己的文化特征, 来限定我群的边界, 排除他人。说到底, 族群认同是资源竞争的工具。¹ 在王明珂的论证中, 存在着明显的工具论色彩, 那么, 认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王明珂并不认为族群的认同来自根基论者认为的族群是亲属的延伸, 是深植于我们生物性中的亲亲性, 而相信族群的认同是依赖 结构性的失忆 和集体记忆0 来实现的。族群认同的工具性、现实性是其最基本的本质, 所谓由共同的历史记忆产生的根基性, 仍只是现实利益下凝聚人群的工具。
        王明珂民族史的边缘研究就是奠基于这样的族群观念之上, 他所关注的是族群边界形成与变迁的问题。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中, 王明珂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论证了, 华夏边缘的形成其实是一个资源争夺和维护的过程, 最终形成了内诸夏, 外夷狄的生存格局。
        王明珂在资源竞争和族群历史记忆方面的论述颇为丰富、翔实, 最终要说明历史上因资源竞争, 并通过历史记忆而形成的华夏边缘, 一直延续到近代以来蛮夷转变为国家少数民族的过程中, 在近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 中国知识分子以扩大的中国民族概念将华夏边缘纳入到国家疆界内, 以维系在历史上与华夏有着长久依存关系的边缘人群和地理空间。这被王明珂视为一方面是国族主义下国际资源竞争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华夏仍需少数民族 这一边缘来维系其一体性。王明珂在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一文中表明近代的国族建构有着古代的历史基础, 所谓近代建构只是长远的历史建构与想象的一部分。他以炎黄子孙为例说明, 近代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基于长远的族群形成过程 。他认为在战国以后, 由于一种普遍的心理与社会过程攀附, 在血缘记忆或想象上可与黄帝联系上的人群逐步向两种华夏边缘即政治地理的华夏边缘和社会性的华夏边缘扩张。最后, 在此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基础上, 并在国族主义影响下, 晚清知识分子终于将黄帝与每一个中国人系上想象的血缘关系。清末诸贤受到西方国族主义的影响, 重新集体回忆黄帝并赋予新的意义, 以创建中华民族。如果不以近代断裂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族群想象可以经历2000年而形成当代的炎黄子孙。
        作者认为, 以客观的文化特征为内容的民族溯源研究在方法上存在着偏差与限制, 因而在对这些理论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从而把民族史边缘研究的重点由民族的内涵转移到民族的边缘。这一理论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 作者认为, 民族是一个人类群体主观的认同范畴, 而不是一个特定文化与体质特征的综合体。以此, 作者又认为人群的主观认同即族群范围是由界定及维持族群边界来完成, 并且族群边界是多重的、可变的, 他主张利用边缘来观察、理解族群现象。其次, 与民溯源研究者强调某一民族在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上,以及史料上的客观特征不同, 作者认为族群边缘研究应该借鉴工具论和根基论者的理论, 从造成族群边界出现或改的资源竞争背景和集体历史记忆出发,考察边缘人群如何维持、传递历史记忆,如何假借、扭曲、遗忘历史记忆以造成族群认同或认同变迁。
        再次,作者主张进行结合人类学的历史研究, 即将历史记载当作田野报告人们的陈述, 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态度对比、分析史料。作者认为历史文献并不是史实库, 而是一种社会记忆,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组织, 记录当代或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 以诠释自我群体的本质, 族源史料和每个民族的溯源研究, 本身就是一个族群的起源记忆, 应成为我们探讨族群认同与变迁的材料。同时, 通过比较民族文化特征和研究族称, 对于我们探讨族群边界在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人群中的界定与变迁, 表现族群体系结构以及认同的变迁是有所帮助的。综观全书, 作者对文献、考古及民族资料的占有相当充分, 运用得也很准确、恰当, 阐述观点言而有据, 令人信服, 理论严密,构思精巧,分析精辟入里,我们要认识自己,却总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无奈,人们囿于中心认知图式而不能自拔。
        当追问谁是中国人时,每个中国人兴许都会给出一个答案。然而,答案的多样无助于真正清晰勾勒出中国人的面貌。什么能助我们冲破思维结构的桎梏,真切地看清自己?一个最简便的方式大概也就是山外看山了。王明珂先生的论著华夏边缘正是一条指点我们全新认识什么是中国人的山外之路。《华夏边缘》一书试图透过对中国人这个族群现象及其本质的认识,去理解为何人们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为何又有认同矛盾或认同变迁。有别于此领域的以往研究,王先生另辟蹊径,选择站在华夏的边缘看中心,从理解什么是华夏族群去解答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他认为,只有当族群边缘形成以后,作为一个明确整体的华夏族群的身影才会清晰起来。那么,什么力量使得族群边缘得以形成、维系,甚至改变?王先生认为,除了因环境引发的资源竞争是族群边缘形成的基本背景以外,更重要的力量是身处边缘的人群建立或是改变了的共同历史记忆。共同的历史记忆如何塑造了华夏边缘,也是本书中的核心讨论。书中分析了三个案例:周人族源和太伯奔吴的传说论证了非华夏如何修改，制造共同记忆以吻合华夏条件,然后成为华夏整个过程。
        综观全书，作者意识到在近代中国之建构中，华夏及华夏边缘合而为一。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蛮夷”，在今天变成了“少数民族”。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和共和国时期的民族政策相比，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心态更为开放。但是民族地区经济资源的不平衡仍然是国家面临的问题。最急切的调整已不在于汉与非汉之间，而在于整体体系内有资源等差的地域、城乡与职业群体之间。
　　    民族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是当今各世界民族内外冲突与暴力的渊薮。他所强调的是将历史记载视为人类资源情境下社会结群的一种表征。因此对一个“历史”的指责、纠正与争辩，不如将之视为“历史记忆”而去理解它产生的背景，历史书写背后的资源情境、社会认同与个人情感。王明珂的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资源分配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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