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娟

洪先生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某些不为“代”所囿的品质。他较少地受制于他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学风与文风，赋有那一代人中较为稀有的对作品细腻的审美感觉，这种感觉曾经是备受压抑的。与自己生活的时代的风尚保持距离，毋宁说是一种罕见的禀赋与能力，禀赋系于先天，能力也赖有后天的努力，甚至是自觉的清醒的努力。　

　　王瑶先生曾断言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当时洪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尚未出版。如若王先生能读到这本书，或许会校正他的说法的吧。洪先生的著述，示人以当代文学研究作为“学术”其应有的品质，也示人以当代文学研究作为“学术”区别于其他学科（即如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特有品质。　

　　对当代文学作史的叙述，于史才、史识外，较之其他时段的文学，还要特具现实关怀与学术勇气。当初读洪先生的当代文学史，曾惊叹于该书某些章节表述的“直接”与犀利；在我看来，那决非故示“勇气”。在洪先生，大概只是在尽可能准确地传达自己的理性判断而已。我由此惭愧于自己久经训练的“表达技巧”，往往不过将敏感问题模糊化；而起初有意的“技巧”，渐成本能以至所谓的“风格”。或许要有一点天真，一种“迂”，才更有可能保有“纯正”的？倘若真的如此，实在让人悲哀。　

　　洪先生的书写方式，多少也赖有北大这个特殊环境。京城与某些“外省”，北大与北大之外，言论环境确有不同。北大的某种放任，有助于造成“人物”的气象。最近在关于北大的一篇文字中，写到“校园人物”。北大校园中的人物，由环境所滋养，校墙于此是限制也是庇护。　

　　洪先生不曾自命“公共知识分子”，但他的学术工作有类似的担当——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且有诸多敏感点的文学史，承担叙述的责任。他与几位老师的《回顾一次写作》也是承当。某种意义上，为当代文学写史就是承当。其他时段的文学研究也有与现实的对话，但“隐含着”与直接处理仍然具有现实性的当代议题，不消说是不一样的。你由洪先生的那部文学史正读出了这种承当。有此承当的学术和没有承当的学术，有品格的不同。我不同意那种将学术与“参与”、“干预”对立起来的看法，不认为不直接参与某项公共事务即不具有“公共性”。这尤其可以当代文学这一学科证明。我也不同意将“参与”、“干预”作为标准滥用，将其与其他价值对立起来。我注意到了2004年洪先生接受《南方文坛》访谈时提问方的说法，即洪先生的论著对于一些“互异”的方面“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给予处理，赋予一种持续的张力”（《回答六个问题》，《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在我看来，没有表演性，审慎，尊重自己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才能有此“温和”。　

　　“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在目前高校、科研院所的学科格局中，难免遭遇尴尬，有时不得不面对学科壁垒与学科间因于无知的偏见甚至歧视。“当代”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对于“当代”的学术表述，对当代问题的学术化，本应获得广泛的关注。1980年代的文学与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就曾焕发过魅力。到1990年代，当代文学这一“界”，令旁观者心情复杂。似乎重心南移，京、沪间失却了积极的呼应。在“界”外人的观感中，它有时更像推销会、“卖场”，供一批人走会、拿钱，但你也看到，仍然有谢冕先生、洪子诚先生们的“庄严的工作”，使人对这一学科不敢小觑，对从事者保有敬意。　

　　我对洪先生的文体的兴趣，始于读《1956：百花时代》的前言后记。即使他的学术文字，也较少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八股气，那种文章套路。直至前不久读他关于契诃夫的阅读经验，仍然有感于此。在所属的一代人中，洪先生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某些不为“代”所囿的品质。他较少地受制于他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学风与文风，赋有那一代人中较为稀有的对作品细腻的审美感觉，这种感觉曾经是备受压抑的。理论兴趣与审美感觉，有助于自我更新，也借此保持了与年轻学人间的呼应与沟通。与自己生活的时代的风尚保持距离，毋宁说是一种罕见的禀赋与能力，禀赋系于先天，能力也赖有后天的努力，甚至是自觉的清醒的努力。我其实不知道洪先生是否“清醒”与“自觉”。　

　　洪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作为凭借的，就应当有他本人对文学的直觉。在这个因意识形态的挤压论述空间狭小的学科，他的这种直觉，以及保有直觉的能力，尤为难得。当然，“直觉”的背后，有知识储备与审美素养，经验与阅历。洪先生的经历似乎并不复杂，即不那么“苦难”——或许可以证明曲折复杂的经历不是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必要条件。作为条件的，应当更是体察与反思的能力。在这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天差地别。　

　　无论学术还是文学，境界都系于其人。学术文字也可能有所谓的“性灵”。我想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位大学者，王瑶与唐弢，想到校园人物与非校园人物。唐先生后来进入了研究所，身份已变，较之王先生，仍然更是文人；直至其晚年，大块的学术文字透出的，仍然是文人气息。校园对于其间人物的影响，是我感兴趣的题目。洪先生的特别之处，在我看来，也在学人而有文人气习——直至近期发表的一组“阅读史”，不大像出于久在校园的学者之手，或许也得益于一种保存早年文学气质的能力。人总难免于环境的改造，但人与人仍然互有不同。洪先生常会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这种“坚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尤其可贵。　

　　保护较为“自由”的心灵，保存生动的感性、直觉，保有内心深处“柔软的”部分，使免于过早地硬化，同时又不失必要的“坚硬”——这很难很难，却值得努力。

　　转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