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5月：家乡与他乡：“我们”与陌生人
家乡与他乡：“我们”与陌生人
在不同的时代，“我们”都代表着一种认同。这种认同，可以大至国家，小至家庭。个人在其中应该是可以自由转换的。而在现代社会，“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中却遭遇着不小的困扰，尤其是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备感迷茫。
以笔者为例。笔者作为一个农村人，长期生活在农村这种生活环境中，“我们”的父辈作为农民工的经验早已深入骨髓。这种经验既有传统农业社会给他们遗留下来的记忆，又有现代社会他们闯荡他乡所带回的新经验重新注入了乡土社会。
“我们”是作为个人活动时的支持力量。农民工初至外地，往往会以地域为单位形成认同。如笔者某亲戚只要一听说河南人和外地人打架，就积极地去帮“老乡”。亲戚当包工头之后，他的弟弟在工地上对包工头老丈人的儿媳妇的娘家小伙子们不甚待见。一次，他在经过当地人的门口时，人家不让他从那过，还被人家骂了一顿。他回工地一说，那群不受他喜欢的小伙子就一起去了，吓得那个当地人搬了家。从此包工头的弟弟就对这群人和气多了。在遇到特殊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认同会格外显著，并进而协调日常生活中的关系，陌生人在此时充当了促进我们认同的推动力量。
“我们”对于陌生人的力量也是充满畏惧的。在家乡经常会碰到陌生人，如乞丐、算命先生、货郎等。和他们的交往也是比较容易的。不知从哪一年起，家乡和他乡就盛行某个故事：一个打工者在路上走，突然看见前面地上有钱，正好旁边有个人也看见了，这个人就对打工者说：咱俩把这钱分了吧。打工者如果同意，这个人就说自己没带零钱，让打工者拿走一百元然后给他五十。最开始讲这个故事的结尾通常是拿回的一百元是假钱，后来就成了另一种结局，打工者说自己身上没带钱，骗子没得逞。这种故事的流传速度是非常快的，打工者也很需要他人的经验以应对在外地遇到的突发情况。可悲的是，作为农民工的子女，我们也受到了这种经验的强烈影响，容后再述。
当他们打工回家时，陆续听到了来自家乡的经验。比如一个路人看见他的族人匆匆回家，就问怎么了，族人回答：有事。后来才知道是这个族人被迷住了，回家拿了全部的辛苦钱给了迷住他的人，等醒过来后已经追悔莫及了。通常的模式就是：你走着走着，后面人拍你一下，你就得乖乖听他的，把你家里的存折之类的全给了他。更恐怖的说法就是：即使陌生人和你当面说话，你也可能被他绕晕，眼睁睁的被骗走钱。笔者假期回家经常听到这种事，有时还发生在自己家里。家里只有爷爷一个人，某次一个自称电工但不是本地口音的人进到我家院子，说要买开水喝，爷爷说不用掏钱，给他烧一壶就行。该人想进到屋子里，爷爷说家里没人，有事就在院子说。他又想拍爷爷肩膀套近乎，爷爷躲开了，此人没得逞，寒暄了一会就走了，再也没返回来喝水。骗子曾两次对家里只有妇孺留守的家庭行骗，都成功了。
笔者强烈的感觉到家乡经验的影响来自于前天的经历：偶感微恙，从医院返回学校的路上晕头晕脑的走着，突然后面有人在“哎哎”的喊，我回头一看，是一位中年妇女，她问我：“你掉东西没有？”我的精神立即高度紧张，连忙说没有。因为在老家经常听到族人讲在本地和外地碰到的类似事情。她走到和我并排时，又问了我一遍，我赶紧离她远点，连说没有。她就步履匆匆地往前走了。我正纳闷呢，就掏了掏自己的口袋。这时候后面又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问我:你真没掉东西吗？我说好像没有，心想怎么她们问同样的问题。她对我说：“那个女的捡了一百元，你真的没掉钱吗？”今天过得太乱，我都没来得及数我的钱。她笑着说：你的钱都没数啊！我总算知道了我还真是掉钱了，可是那个中年妇女已经消失了。原来她是个雷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完全被家乡的经验控制住了。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在家乡，陌生人越来越受到警觉，这似乎从打工潮开始。大多数家庭的男人都出去挣钱了，只有老弱妇孺，缺乏应对陌生人的力量。另一方面，她们也没有组织起来，都是各顾各的，“我们”意识日趋淡薄。当听到别人家被骗以后，普遍的评价就是：他家今年运气太低了。
在乡村的治安越来越差的情况下，如何唤起人们的团结和自治意识，有效维护后方安定，让在外的人们少些担心，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同时笔者也想到，打工者作为流动人口，也是以陌生人身份进入他人的社会，他们或许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在缺乏有效的理解的情况下，大家如何保持各自的安全感呢？一个日渐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势必让大家都寸步难行。农村或许还是一番净土，长此以往，可能连这片净土也消失了。那样的话，大家在去做田调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也只会越来越多。我说得个人的感觉可能有些悲观，也算是自己的一个反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