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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珩：以“跨界表述”获取民族志的权威性 (2013-05-13 08:30:30) 转载▼

标签： 民族志表述人类学跨界表述文化

分类： 人类学情缘

《越界表述的妇女》是一个墨西哥走街串巷兜售商品的妇女向人类学家讲述有关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将其称作个人历史。这一历史的叙述明显交织着另外几条若隐若现的深层叙述，其中包括母亲—女儿的故事讲述和男权历史（his-story）叙述的互动关系，故事叙述了跨界表述的关系（或者叙述者本身及其故事与潜在读者的关系，叙述者与表述者或作者之间的关系）。本书作者Ruth Behar最后以相同的方式尝试着回答James Clifford在《写文化》一书中体现出来的重要主题，即我们在表述他者时的权威性是如何获得的，也就是民族志对他者文化进行描述和阐释的权威性从何而来。


探寻民族志撰写者的权威性
当然，本书作者在质疑民族志权威性的同时，也认为将作者本人的个人经历、学术轨迹作为反思的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她在本书中也亲自践行了自己的这一主张。故事叙述的双方（故事的讲述者和作者、访谈者和人类学家、墨西哥印第安妇女和美国大学教授等多重的关系和身份交织在一起）都在进行一种“跨界”的表述。这一条界线既是政治的、经济的、国家的，也是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本书叙述者以现实展演的方式来讲述一种体验的历史（experiential history）。
因此，本书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权主义作品，也不仅仅是一部小说，一个人的故事或历史，它至少折射出20世纪初墨西哥革命运动中妇女的经历是如何嵌入到男性和英雄的国家历史之中的。总之，如同本书叙述者和作者跨界表述的身份一样，本书也是一部“跨界表述”的作品。
本书与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并不想从道德评判的层面来谴责墨西哥特定社会中存在的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也不希望读者有这样的道德立场。本书讲述者Esperanza作为女性在墨西哥社会中所受到的“暴力”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即因一个社会中有体系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一部分人（主要是弱势或者边缘群体）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使这群人长期处于不利的境地。种族中心主义、性别歧视等都可视为结构性的暴力。除此以外，Esperanza也长期受到象征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侵扰。象征性暴力更多地与生活在结构性暴力中种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的个体或社会参与者及其无意识的行为或者惯习有关，是在日常行为中无意识体现出的文化/社会优越感。此外，象征性暴力将一些类型的思想和观点强加给那些被统治者，而后者也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比如男性中心主义。
当然，最能激起人们道义和同情心的当属Esperanza所受到的身体暴力（physical violence），而这也是大多数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以浓重笔墨渲染的。同时，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对女性个人历史或故事的研究兴趣也主要集中于对结构性暴力和象征性暴力的关注上。对此，Behar在《跨界表述的妇女》中强调，她最担心的也就是Esperanza的故事被误读，使人们夸大地认为墨西哥人的生活充斥着暴力和怨愤。此外，她也不想让Esperanza的故事被人们视作另一种典型地反映了墨西哥男人的粗野以及墨西哥妇女的顺服和屈从的作品。

践行“跨界表述”
与传统的民族志作品不同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加入了自己的个人历史和学术轨迹，以便与讲述者的个人故事形成一种印证，从而说明民族志撰述者的权威性从何而来。她引用Gelya Frank在《找到共同点：生命史方法的现象学批判》一文中的观点，认为生命史也应该被视作一个将调查者和叙述主体的意识融合在一起的过程，二者绝对不能截然分开。因此，如果调查者主要依靠个人的经历和背景来将生命史的讲述主体当做另外一个人来理解，那么在某种意义上，生命史可能也体现了调查者本人的形象和经历，并以一种影子传记（shadow biography）的形式出现，就如相片的底片一样。
所以，在作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中，我们也隐隐约约地看见了Esperanza的影子。虽然作者本人没有受到Esperanza所遭受的身体暴力，但却亲身经历过结构性和象征性的暴力。首先，作者一家是古巴移民，居住在纽约皇后区拥挤和嘈杂的环境之中，父亲是推销商，母亲则是打字员。这一时期的矛盾显然来自作者想读书的愿望与家庭的经济状况。脾气暴躁的父亲最初打算让女儿将来做一名打字员，但喜欢在安静环境中读书的女儿显然让其大失所望。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通过一些“软暴力”（soft violence）的形式让作者刻骨铭心，比如父亲有一次当着作者的面将她写给自己的信撕碎并扔进垃圾箱中。在这种条件下，书成了作者救赎自己的唯一方式，也是她认识阶级差异并谋求社会改变的手段。她说，“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读书，常常手不释卷。尤其对小说、诗歌和哲学类的书籍感兴趣。书读得越多，我就越发对自己的身份和来自的国家感到羞愧。书就是我的护照，可以帮助我进入到我神往的世界，那是一个思考、写作、人人都细声细语、安静读书的世界”。书写、纸张、推理、思想、逻辑等书本世界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中结构性暴力和象征性暴力的媒介——书本中的思想和观点以一种不容质疑的权威性强加给了它的接受者，所以Behar才在书本中体验到最初的身份意识、阶级差异与社会不平等。而将书本作为权力的象征来进行自我救赎，这一点同Esperanza将潘乔·维亚（Pancha Villa）这样一个墨西哥男性主义的权力代表作为自我救赎方式的行为非常相似。此外，当作者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父亲的责骂声中进行阅读时所承受的痛苦可能也会成为Behar个人历史叙述和文化书写的手段。在一个移民家庭中埋头读书的女性显然是在有意挑衅这个社会的性别歧视以及男性中心主义等基本社会制度，Behar不被鼓励读书从根本上而言与Esperanza不被鼓励上街没什么两样。当作者最终考上大学，如愿以偿地来到她所向往的另一个世界时，不得不再次感受到女性在学术界中的边缘地位。
作者将这些展示出来的目的在于表明，虽然针对作者的暴力是心理上的，没有刻在自己的身体上，但是与Esperanza遭受到的身体暴力一样，都标定了各自的阶级地位。

“作者的负担”：主流文化中的“文字偷渡者”
正是因为作者拥有女性、移民以及少数族裔的多重身份，她能够更好地反思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的“作者的负担”以及James Clifford所谓的“民族志的权威性”（ethnographic authority）的问题。作者坦言，很长时间以来，自己一直试图做一个“二等白人”。如果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少数群体并处于边缘地位的话，那就可以宣称占据了这一空间并可以说点什么，但作者的这一立场需要对语言的权威性和种族的纯洁性发起挑战。对于少数族裔、移民群体而言，虽然他们已经进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但是那种跨越边界之后的摇摆不定的身份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的。这种跨越按照玛丽·约翰（Mary John）的话来说就是从摒弃地方性和个人经历开始的。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这群人的身份被不停地塑造着，最后，他们记住并声明自己拥有了特定的知识，同时贬低并遗忘其他知识，也就是那些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竭力压制的知识，即这些人所接受的教育要求他们必须对自己的知识“无知”。
因此，Behar对作者的身份以及民族志的权威性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她说，“我们各自都背负着记忆以及各种各样必须接受的无知来从事民族志的写作。然而作者背负的最沉重的负担莫过于如果你在主流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尤其是当你被告知在你的一生中都不可能成为书写者并且可能没有权力进行书写。这就意味着你的书写没有被认可，也没有任何名义。这样的书写是一种‘文字上的偷渡者’，等着接受主流学术界的审视”。
Behar有一段自我剖白间接地表明了人类学家的个人经历和学术背景，应该作为这门学科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认为，将一个女人如何进入主流学术界的故事讲出来，使我感觉到我应该为这个女人找一个理由，为什么她会长年累月地在墨西哥的一个狭小的厨房中听另外一个女人讲自己的故事。我清楚地看到这个女人一直隐藏在另一个女人的生命中。我明白她写下这个墨西哥女人一生的经历的兴趣就在于这些与她自己的痛苦、迷惘以及与学术界的经典主流的对立有关。她尝试着去确认Esperanza书写的身份和权力，尽管她的文字是以口述的形式书写的。总之，这一传记是在另一传记的影子当中，同样，民族志作品可能也在民族志撰述者的影子中。


文章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17期 2011-03-29


本文转载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fd1ad101018nj4.html

英古阿格

“我们各自都背负着记忆以及各种各样必须接受的无知来从事民族志的写作。然而作者背负的最沉重的负担莫过于如果你在主流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尤其是当你被告知在你的一生中都不可能成为书写者并且可能没有权力进行书写。这就意味着你的书写没有被认可，也没有任何名义。这样的书写是一种‘文字上的偷渡者’，等着接受主流学术界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