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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 2013年1月11日

□ 时雨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未能给中国农村带来一个大的变动。不过，中国农村在民国时期仍然出现了许多变化，特别是一些接受了国外先进农学理念的农学家们回国之后，开始把从欧美学到的先进技术运用到中国农业生产中去，并在中国农村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践。他们的这些思考与实践，不仅让当时的农民得利，也可为当下的农村改革提供借鉴。

　　辛亥革命为农业带来了变革的契机

　　辛亥革命后，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都有增长。粮食的商品量，1910年为212.1亿千克，1919年增至263.4亿千克。经济作物中，大豆的商品量增长最快，1910年为3237万担，1919年增至5738.5万担。仅次于大豆商品量的是棉花，1910年为490万担，1919年增至790万担。即使是增长较慢的烟叶，到1919年也从辛亥革命前夜的172.4万担增为226.8万担。随着这些农产品的商品量不断增长，它们的商品率也在不断提高。以粮食、棉花为例，它们在辛亥革命前的商品率分别为16％和33％，到1919年分别增长到22％和42％。随着农村经济作物的迅速发展，还形成了一批进行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区，农村手工业产品也日益商品化。例如，全国闻名的手工纺织区河北高阳县、定县，卷烟区山东、河南、安徽，榨油区东北哈尔滨等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中国的农村经济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相对于工业经济，尤其是口岸城市的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言，农业经济的发展还相对比较迟缓。农业与近代工业呈现着严峻的二元对立，而且这种对立还慢慢地扩大。此时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浮在”农业中国的上面，广大的农村经济仍然保持着生存农业加家庭手工业的传统经济格局，近代经济成分仅限于条约口岸，对传统农村经济几乎没有外部效应。时人曾有“以工促农”的口号，但是却很难落到实处。总的来看，在1949年以前，农村经济和通商口岸经济之间的联系，仍是非常松散的，近代工业的发展也并未给农业产生太大的促进作用。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农业净值年增长率为1.05％，每公顷耕地的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只有0.23％。不过，当时农业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农业生产方式一直没有本质的变化。民国时期农业生产中无论是生产力层面的技术，还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劳动组织方式，均无大的改变，经营式农业的比重也非常有限。

　　尽管从1912年到1927年，民国政府在一些省份设立了251家农业试验站，但收效甚微。改良种子、使用化肥、增加排灌设备等试图发展新型农业的努力，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挫折。近代农业对劳动力密集投入的过度依赖，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出现经济学上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停滞，使传统农业锁定在著名历史学家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陷阱中，成为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生存性农业，无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必备的基础。

　　从美国回来的农学家

　　民国时期一流的农学家，像沈宗瀚、董时进、钱天鹤等等，都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沈宗瀚1924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遗传育种学系，博士论文为《小麦成熟期之遗传及其与株长之关系》。董时进于1924年毕业时，博士论文为《世界粮食供给与人口》。钱天鹤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从事的则是蚕桑研究，后来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此外，邹秉文、过探先、李先闻等中国农学界领袖级人物也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

　　不仅如此，许多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美国农学家，也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人并非走马观花似的考察中国农业，他们大都在中国居住过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时间，因此，他们对中国农业的看法极高明。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有芮思娄、卜凯、穆懿尔等人。

　　芮思娄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毕业之后来到中国，在当时的金陵大学任教多年，他努力建成了一个研究中国农业与训练中国学生的农学院。因为他以及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存在，南京成为当时中国农业研究的中心，民国时期的许多知名农学家都是他的学生。

　　卜凯，在任教金陵大学期间，曾组织多次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其著作《中国农家经济》是这一领域开创性的著作。

　　穆懿尔，与沈宗瀚是康奈尔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来到中国，在山西铭贤学校任农业主任，与沈宗瀚合作改良小麦高粱，1946年任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副团长。

　　这些美国农学家与中国农学家都是校友或师长，彼此都比较熟悉。正是通过这些人，当时的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曾一起组织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等团体，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农学家为农业改革提出的主张

　　民国农学家在民国时期的农学实践中，提出了很多的改革主张。

　　其一，是主张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土地自由流动制度。民国农学家大多主张土地私有制。沈宗瀚在总结台湾农业所以成功的原因时曾说：“土地制度之改革为台湾早期农业发展成功之一个因素。其重要贡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故无大小地主间的冲突。”

　　而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则是董时进。抗战后期加入民盟的董时进，因为民盟主张土地公有制与自己的意见不合而退出民盟，进而组建中国农民党。董时进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后来，董时进还上书毛泽东谈论“土改”问题。董时进写道：“国家并未废除财产私有及土地私有制度，中共且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土地是乡下人的最主要的财产，也是正当的财产，现在政府对于城市富人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和工商业的生产工具都加以保护，乃单独没收乡下的土地，而且没收分配之后，依旧准许私有及出租，这样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

　　其二，这些农学家都认为中国农业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改良生产技术。因此，农学家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改良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环节。即通过培育良种来增产农业，通过改良工具来提高工作效率，通过防治农作物的各种病变来提高产量。沈宗瀚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提到他的妻子沈俪英培育的小麦品种“中农廿八”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其三，民国农学家并不单单关注农业，而是把农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考虑。沈宗瀚在《增加西南农产须发展工商》一文中写道：“为提高农产品产地价格，可以激励农民增加产量，改良品质，接受农业改良的方法。要提高农产品的产地价格，必须广求销路而发展工商。”

　　农民增加了粮食产量，由此逐渐积累经商的资本，提高了农场收获的效率，就可以让富余劳动力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而这种商业活动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由此农业与工商业的发展都可进入良性循环。不仅如此，发展农业与工商业，就不能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应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允许农民的自由流动。

　　不仅如此，在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的考察报告中，沈宗瀚更是主张：“农业与工业，如辅车相依，若不兼筹并顾，则两者皆不能高度发展。中国工业品之最大消费者为农民，而农民消费力的大小，全视其购买力强弱，即其经济是否宽裕，所以农业的改进必须与工业的发展同时并进，工业产品才可有广大的销路。且发展工业，必须从外国输入一部分机器。”

　　其四，民国农学家认为发展农业的关键还在于给农民自由。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农学家邹秉文在考察中国农业的时候，曾接受《观察》特约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当记者问邹秉文对华北的粮农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农民高兴种什么，就种什么，我们不能加以限制。”在这方面，苏联当时的农业政策可谓反面教材。沈宗瀚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苏联的农业政策：“我与邹秉文、赵连芳及他国农业代表请苏联农业代表南契诺夫教授（莫斯科农业研究院院长）演讲苏联集体农场与国有农场的情况。我深感苏联农业完全受政府统制，农民无自由发展的机会，与农奴无异，殊难增加生产。”

　　民国时期的农学家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农业改革主张。今天看来，他们的一些主张已经不再适用，但他们研究现实，深入基层的精神值得制度设计者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