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山人

什么是生态人类学           
                                    
                                     作者：[美]STACY　MCGRATH
                      译者：李海泉

绪论

    生态人类学是致力于人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人类的生存一直同邻近的土地、气候、植物以及动物种群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并对其产生影响，环境因素亦反过来作用于人类（Salzman and Attwood 1996：169）。生态人类学试图探讨人类群体如何适应塑造其生存环境并伴随此过程形成相应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生活（Salzman and Attwood 1996：169）。简言之，生态人类学希望对人类社会文化作为适应环境的产物做出唯物的说明（Seymour-Smith 1986：62）。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在遗传变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进化较为全面的理论。每一代都要繁衍出比适合生存的数量更多的个体，而资源是有限的，那么个体间的竞争也会随之加剧，那些具有利于生存个性的或通过变异的个体得以继续繁衍。正是环境的网络决定了某种特性是否有利于生存。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对达尔文的论述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容置疑的影响。马尔萨斯是人口统计学的开创者，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要超出食物供给的限度（Seymour—Smith 1986:87），这种趋势会导致疾病以及饥荒，从而导致人口增长速度放慢(Seymour —Smith 1986:87)。Ec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Oikos，意为居住地、栖息地。Haekl在1870年指明了现代意义上生态的概念，意为经济、居民、动物的研究，即动物同有机及无机环境间的关系。这包含了达尔文所指出的生存竞争状况下有益的对立关系（Netting 1977:1）。因此，生态系统是由生物体在一个受到制约的环境内的活动构成的。
    作为对达尔文理论的回应及其延续是很多人类学者继而转向环境决定论的研究，作为其理论阐述途径。早期的文化决定论试图通过按照环境的不同而勾画人类群体的文化形态，比如刻画自然形态与人类技艺之间的相互关联（Milton 1997）。博厄斯(Boas)、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等人以其详细的民族志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环境决定论无法面对诸多现实状况，随之一种形式灵活的环境决定论开始出现（Milton 1997）。这一时期，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他探究了对相类似环境的适应问题，得出了关于跨文化同一性的结论（Netting 1996:267）。斯图尔德的理论围绕着“文化核”的概念，这个概念他定义为“同生存活动、经济格局最紧密关联诸特性的集合体”（Steward 1955：37）。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生态、环境决定论在人类学领域不再受到推崇。生态人类学者间形成了新的学派，包括：生态系统范例研究、人种学、历史生态学以及相应的研究，提供了关于风俗习惯以及适应制度的解释（Salzman and Attwood 1996:169）。生态人类学者相信人类并非要适应其生活环境的总体，只能认为是选择适应构成栖息地的某些形貌及要素。进一步讲，每个人类群体在文化方面都有各自的适应制度，特别是技艺。
    诸如生态人类学这样的领域与现在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状况息息相关。人类学知识对指导人类关于如何建构生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潜在的意义。人类学，当他把视点放在环境问题上时，即论证了保存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生物多样性对所有种群的环境适应及生存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多样性对人类而言起到同样作用，因为它是我们适应环境的重要机制。

反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文化变容理论存在模糊和僵硬的不满刺激了生态观点的引入。新的观点认为研究自然环境在文化变容中的作用与环境决定论相比是诡辩的形式。生态人类学也在反对唯心论，唯心论是指所有自然的经验性的事物都被人为认为是思想活动的反映。人类学从本质上反对思想意识可以驱使人类的活动和生存。生态人类学这一特殊领域指明了研究环境的唯物条件这一方向，对认识的形成有着潜在的影响。同时，斯图尔德也从历史个别主义和文化传播论中受到启发，不断强调环境对文化以及对文化演变的影响（Barfield 1997：448）。博厄斯及其弟子（历史具体主义的倡导者）主张文化是特有的不可比较的（Barfield1997：491）。作为回应，斯图尔德对多线进化研究的方法论探索促使他对处于类似环境、社会文化统合处于同一阶段而地域不同的几种文化进行了详细比较（Barfield 1997：449）。

重要学者
   
    马尔萨斯(1766-1834)  - 马尔萨斯是人口学一书的作者(1798)，对达尔文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成倍增长，而能源是有限的，人类消耗资源直至不得不为生存而竞争。按着这一假设一场为了生存的战争会随之而来，只有一定数量的人能够存活下来。马尔萨斯的理论帮助形成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生态学基础。

斯图尔德（1902-1972） - 斯图尔德开创了文化生态范例研究介绍了“文化核”的概念。1930年他调研了大盆地地区的肖松尼族人，记录了当地原住民如何极大程度的依赖矮松果树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斯图尔德证实了在那里人口密度低，矮松果树分布稀疏的状况，从而印证了人口密度和资源之间的直接关系。他同样饶有兴致地描述了水的利用和水的管理之间的关系。他在文化生态学方面的思考也同样受到南美原始部落考察研究的影响。他编辑了一本关于南美印第安人的手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斯图尔德的研究在现在被认为是特殊进化的范例。交叉文化的存在是相同环境因素作用的结果。斯图尔德对部落的考查大致分为三个步骤：1、描述部落的自然资源及其提取加工的技艺；2、概述为了维持这些生计而形成的组织形式和经济活动；3、探讨以上两个方面的表象如何影响文化的诸要素（Barfield 1997：448）。斯图尔德经常踯躇在决定论和适应论之间（Barlee 1996）。他为了发现文化现象的规律而致力于比较的方法(Barfield 1997：448)。

怀特(White，Leslie)（1900-1975） - 怀特专注于进化的一般规律，以严谨的唯物主义论证而闻名（Barfield 1997：491）。他相信文化的进步是以消费牲畜获得能量为前提的。从原始时代开始，人们即在利用这种能量，其结果是文化的演进。怀特总结了进化的普遍规律，他认为所有文化都是按一定进程演变的（这一进程可以依据消费牲畜的头数来计算）。与之相对照的是，斯图尔德只要求透过交叉文化读取规律。怀特把人类学表述为‘文化学’（Barfield 1997：491）。他提出了一个文化演进的法则C=E*T ［C=culture（文化），E=energy（能量），T=technology（技艺）］。怀特提出了技艺决定论，即技艺决定思维方式。

哈里斯(Harris，Marvin)（1927-） - 哈里斯在非洲和巴西进行了田野调查，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文化唯物论。这一理论认为技艺、经济因素是形成一个社会特质最基本的角色。哈里斯认为社会下层建筑研究应优先于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Barfield 1997：137）。下层建筑由生产模式、人口结构以及宗教仪式构成；基础建筑是指家庭经济、政治经济；上层建筑由娱乐、美学的产品及服务构成。哈里斯的动机是论证诸文化要素是与特定环境相适应、唯物合理的存在（Milton 1997）。哈里斯195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那里任教。他现在是佛罗里达大学的教授。

拉柏波特(Rappaport，Roy A.) (1926-1997)  - 拉柏波特的主要成就是把生态学与结构功能主义结合在一起。拉柏波特定义总结了一个叫做新功能主义的领域。他把文化定义为生态系统的机制。承载量（环境与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译者）与资源消耗是拉柏波特研究的主要课题。这一研究是在新几内亚进行的田野调查，他完成了仪式、宗教、生态的基础系统研究，这一研究被定义为共时性功能主义性质的学说。科学的进化论；人类学的功能主义；新生态学对拉柏波特的研究构成了重要影响。与斯图尔德、哈里斯一样，拉柏波特对社会系统的底层建筑尤为关注。他第一次成功的将生态科学与当时在人类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功能主义融合在一起。（Balee 1996）。拉柏波特曾是密西根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1987-89)(Moran 1990:xiii)。

旺达(Vayda，Andrew P.)  - 旺达是拉柏波特的老师，同样是在新几内亚进行了田野调查。旺达考察了俾斯麦山区人居生态系统，也考查了玻利尼西亚环礁地区的文化变容（Vayda 1969）。旺达叙述了新的生态学理论，相信人类族群是分析的概念性单位，而非文化表述。这种新的生态学说主张人类生态系统是自我平衡模式。旺达和拉柏波特试图探索一种全新的以生物学、基础生态学为前提的生态比较研究，旧的生态学是斯图尔德所倡导的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旺达195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那里成为人类学教授。（Vayda 1969）。他是Maori Warfare和Environment and Cultutal Behavior两书的作者。Peoples and Cultures of the Pacific 和 Man，Culture，and Animals：The Role of Animals in Human Ecological Adjustments两书的编者。

内廷(Netting，Robert McM.)  - 内廷描述了农业实践；家庭组织形式；土地的使用和占有；部落冲突；人口的历史演变；文化生态（Netting 1977）。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教授。著作有：Hill Farmers of Nigeria：Cultural Ecology of the Kofyar of the Jos Plateau，Cultural Ecology，and Balancing on ALP：Ecologic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Swiss Mountain Community（Moran 1984：xii）。

康克林(Conklin，Harold)（1926- ） - 在生态人类学的范畴内描述了原住民在土地肥沃、人口稀少条件下“刀耕火种” 但并不破坏环境的案例（Netting1996：268）。他广泛细致的描述了种植、动物种群、气候、土壤这些部落获取食物的固有知识（Netting 1996：268），详尽细致的勾画了地形、土地使用、村落边界的图表为生态学描述做出了范例（Netting 1996：268）。康克林主要关注的是菲律宾Hanunoo和Ifugao两个部落在农业生态系统中民族生态和文化生态的统合（Barfield 1997：138）。

莫兰(Moran，Emillio F.)  - 莫兰是生态人类学，资源管理，以及农业发展方面的专家（Moran 1984：ix）。他深入考察了巴西亚马逊河流域，分析论述了微观生态系统展示的是一片肥沃富饶的土地，他的这一研究排除了宏观分析（Balee 1996）。莫兰是印第安那大学的教授，出版物有：Human Adaptability，Developing the Amazon，and The Dilemma of Amazonian Development（Moran 1984：ix）。

艾伦(Ellen，Roy F.) (1947- )  - 艾伦研究了生存活动的生态学；形质人类学；等级制度；以及贸易的组织形式（Moran 1990：X）。她是肯特大学的人类学、人类生态学教授（Moran 1990：X）。她的出版物有：Nuaulu Settlement and Ecology；Environment，Subsistence and System；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and Malinowski  between Worlds。

    柏利（Balee，William）（1954- ） - 柏利主要从事历史生态学的范例研究（Barfield 1997：138）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Ka’apor部落完成了极有价值的生态学调研。Balee努力统合民族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生物生态学、政治生态学和地域生态学进入一个框架内（Barfield 1997：138）。他记录了Ka’apor人一种无意识的作为 —— 对当地一个主要物种黄脚龟的崇拜，在临近地区的黄脚龟灭绝以前，这个土著部落搬迁了，到附近其他村落寻找有黄脚龟的地方（Balee1996）。著有Footprints of the Forest：Ka’apor Ethnobotany—The Historecal Ecology of Plant Utilization by an Amazonian People 一书，编著： Advances in Historical Ecology。柏利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杜兰大学的人类学教授。

主要论著
   
斯图尔德1955.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斯图尔德在这部极有创意的著作中提出了多线进化的理论，“ 认为在相似的环境条件作用下会有几种同样的进化形式；但有几种具体的文化样式会按一定规则出现在所有人类群体中”（Steward 1955：4）。斯图尔德试图寻找文化变容的本质并设想构筑文化变容产生于环境适应的认识方法论（Steward1955：4）。这种适应被称为文化生态学。斯图尔德（1955：4）认为“交叉文化在相同环境下伴随着同样的环境适应进程而得以演变”。文化生态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类的行为方式是为了适应其生存环境进行调整的结果，还是在可能范围内自由选择的结果（Steward1955：36）。此外斯图尔德还定义了“文化核”的概念，探讨了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生态适应的多样性；复杂社会形式的发展；文化生态应用的几个案例，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影响了诸多生态人类学学者，促使崭新的、较为全面的理论以及方法论得以形成。

哈里斯1992.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India’s Sacred Cattle. Current Anthropology 7:51-66. 这篇论文是哈里斯应用文化唯物论研究的最好范例，特别是关于印度教禁止吃牛肉禁忌的论述。他证实这一禁忌是同地方环境相关联的，因为牛是有很多用途的（Milton 1997）。这样，宗教禁忌是有其合理一面的，从唯物论角度讲因为牛确保了资源的提供（Milton 1997）。哈里斯对于大量牛的存在没有价值的言论提出了质疑。生态学的观点质疑任何关于牛缺少实际价值的言论，尤其是当把牛置于生态系统的视点而非单纯考虑其市场价值的时候（Harris 1992：52）。比如：牛提供牛粪、牛奶、以及提供劳动，在哈里斯的这篇论文里他充分探讨了这方面的例证，指出牛粪是当地重要的能源和肥料，当时印度每天近46.7%的产品来自牛奶(Harris 1966：53)。哈里斯（1966：53）这样叙述道：“在印度的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牛粪为谷物生产也做出了必要的贡献，而当地人卡路里的约80%来自这些谷物。”对印度农民而言，牛最简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牵引工具。而且，每年有大约25,000,000头的旱牛及水牛死亡，这为生态系统提供了丰富的有机质（Harris 1966：54）。哈里斯通过对印度关于牛的问题较为全面的观察描述，有力的驳斥了动物无用论以及经济学上的某些谬误。

拉柏波特1968. Pigs for the Ancestors: Ritual in the Ecology of a New Guinea people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这本书是对新几内亚Tsembaga部落的调查结果。这个部落由大约200人构成，分别居住在两个相对独立的村落里，养猪是他们最重要的生计。拉柏波特发现在这个部落里家猪与人消费同样的食物，因此他们必须生产出足够的剩余产品以维持猪群的数量。猪是结婚时的聘礼以及战争结束时的庆祝用品，其数量必须得到保证。猪的宰杀是用于仪式目的的，饲养周期伴随战争周期。这样一个周期需要7—10年。拉柏波特这样阐述道：“诸如Tsembaga部落相信养猪是对先祖的供奉这样一种认知模式导致了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人类族群或动物种群的规模扩大”（Netting 1996：269）。这样，宗教信仰或kaiko仪式即成为了保持种群规模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控制方式（Netting 1996：269）。在被称为kaiko的仪式上Tsembaga人宰杀自己饲养的猪，部落人共同分享盛宴。kaiko可以理解为“宰牲节”。在文化人类学范畴里进行动物的生态学研究直接诱使了生态人类学的出现，从而替代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Barfield 1997：137）。

内廷1997. Cultural Ecology. Reading,Massachusetts: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此书全面的总结概括了生态人类学，强调了他对探索人类自身以及人类局限性的作用。内廷以他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调研为例阐明了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之间的关系；也探讨了火烧农耕的未来和绿色革命的逻辑关系（Netting 1997：Preface）。此书包含了生态学展望、狩猎采集民、西北海岸的渔民、东非牧民、农耕民、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以及生态学的局限性诸章节。提供了大量生态人类学应用范例研究，是人类学领域里关于生态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纲要和概论。

关键词

承载量(Carrying Capacity) — 出自莫兰（1979：326）承载量是指“一个居住地所能够容纳的人口数量”。这一概念涉及到人口压力问题，提出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对人类的要求（Moran 1979：334）。但承载量也会随技艺的改变而改变。拉柏波特对Tsembaga部落的研究论述是生态人类学关于承载量概念的应用范例。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 — 文化生态学关注人类社会或某个族群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问题，强调人对自然世界的体验通过文化的媒介形成技艺配置、经济、社会组织这些载体。

文化核(Culture Core) — 斯图尔德（1955：37）定义文化核的概念是同生存活动、经济格局最紧密关联诸特性的集合体，它包括包含政治、宗教、以及集团的组织形式。

历时性研究(Diachronic Study) — 历时性研究包含了历史的或演变的时间因素（Moran 1979：328），斯图尔德进行了历时性研究（Moran 1979：42）。

生态学(Ecology) — 生态学是生命体与构成环境的非生命体之间关系的研究（Moran 1979：328），是有机体与环境要素之间关系的产物（详见绪论部分）。

生态系统(Ecosystem) — 一个生态系统是指环境及构成它一部分的生命有机体之间的结构性及功能性的相互关系（Moran 1990：3）。因为生态系统较为复杂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考察。莫兰关于亚马逊河流域土壤的研究是微观生态系统分析的范例（详见主要论著）。

生态系统研究／模式(Ecosystem Approach/Model) — 这一概念是一些生态人类学者关注物质条件构成（非生命体）的研究。（Moran 1990：3）主张把物质环境作为基本前提探讨种群的演变及适应问题。生态系统研究模式在生态人类学领域起到了核心作用（详见方法论）。

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 指某个因素会造成决定性影响。文化和自然有紧密关联的想象是环境决定论的前提基础，因为文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Steward 1955：35）。环境决定人类的社会文化形式（Milton 1997）。

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 — 民族生态学是探讨土著人如何认识自然环境现象的领域（Barfield：1997：138）。民族生态学经常把视野放置于当地人的等级制度，因为等级划分制度往往暗示了环境状况（比如土壤类型、种植物、动物）。

历史生态学(Historical Ecology) — 历史生态学探讨文化和环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相互作用（Barfield 1997：138）。这些研究具有历时性特质。历史生态学从全面论的角度断言人类的生存一定伴随着文化，从这一观点可以推断历史生态学与环境决定论相比能够更为全面的阐明人类族群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历史生态学试图论证土地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一命题。（Balee 1996）。

隐性仪式(Latent Function) — 隐性仪式是不被明确陈述、认可，以及行动意图不明的仪式。因此只能依靠观察者自己的判断。它包含有话语和实际操作两个层面。例如，Pigs for the Ancestors：Ritual in the Ecology of a New Guinea People一书里，祭祀的隐性仪式是当地人饲养大量的家猪；显性仪式是杀猪祭祀先祖。

环境限制因素(Limiting Factor)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生态学开始关注资源作为环境限制因素的机理，尽管一个地域内还有其它可变因素，但资源因素终将影响这一地域的承载量。

显性仪式(Manifest Function) — 显性仪式是被明确表达，参与者可以理解相关行动的仪式。比如跳“雨舞”的显性仪式是求雨，参加者对仪式的目的、结果有明确的意图和决心，这可以理解为结构功能性认知模式。

新功能主义学说(Neofunctionalism) — 这一学说是富有建设意义的，但只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存在很短时间即转换成为了结构功能主义学说。新功能主义学说明确关注水平系统的交互作用，特别是负回馈问题，相信技艺—环境力量最为重要。环境、生态、和人口是研究课题（Bettinger 1996：851）。对新功能主义学说而言，文化还原成为了适应制度，功能性行为是自我平衡的、起调节中和作用的行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新功能性行为的作用是可以衡量的现实选择，例如人口密度，因为人口密度是环境适应能力的结果（亦如进化生态学所指出的）（Bettinger 1996：852）。

共时性研究(Synchronic Study) — 拉柏波特从事了共时性研究。即只在某一时间段进行横向调研，而并不纵深的考虑其历史进程。

方法论

生态人类学在其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几种不同的方法论。文化生态学方法盛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早期，致力于部落技艺的原始属性是环境资源产物的研究（Milton 1997）。认为人类的行为方式与技艺形式紧密相连，进而探讨文化的其它要素如何受到这些行为方式的影响（Milton 1997）。

哈里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总结发展了新的方法论，对哈里斯而言文化变容源于基础建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发展了生态学阐释使其变为清晰、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Barfield 1997：137）。这一适应性概念是哈里斯的主要叙述机制（Milton 1997）。哈里斯的成就和研究方法意味着希望把人类学引入达尔文的方向。

拉柏波特和旺达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新方法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关注的是生态系统研究，系统的机能，以及能量的流动。这些研究方法有赖于对诸如热量、蛋白质消耗量的计算衡量。深入细致的思考带来了诸多有别于生物生态学研究的概念，例如承载量、环境限定因素、自我平衡、以及适应制度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系统研究方法在生态人类学界很盛行（Milton 1997）。这一时期民族生态学也盛行一时，民族生态学的方法论最终转化成为认知人类学。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激进的文化相对论开始盛行。到了九十年代生态人类学者开始拒绝极端的文化相对论并驳斥现代主义者的二分法（身体和意识，行动和思想，自然和文化）（Milton 1997）。近期的生态人类学包含有政治生态学，它结合传统概念诸如环境—技艺—族群—社会突显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权力”以及历史性的不平等；评价批判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发计划；分析了环境恶化的机理（Netting 1996：270）。

意义

人类学知识推进了生态学研究。生物生态学的引入也为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增添了新鲜的、科学的视野。生态人类学理论对建立人类可持续发展变化模式提供了帮助。通过对原始部落在生态学范畴内的调查研究，人类学者认识到诸多隐秘的关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知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亚马逊河流域开发导致的诸多问题提升了人类学的感知能力。生态学这样一个边缘学科以及人类学领域里生态系统概念的存在为其理论增加了新的层面，生态学调查为人类学注入了不同元素的活力。

批评意见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生态人类学者真正赞同文化生态学的主张。文化生态学研究只限定在平等主义的社会里，其理论和方法论只能解释静止事物，而无法解释动态问题（Balee 1996），其明显的缺陷是缺乏对历史层面的关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很多学者放弃斯图尔德的观点，转而采纳了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新主张，由此成就了生态人类学这一研究方向。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同样受到质疑。米尔顿（1997）：“他关于文化要素是适应制度的表述使他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决定论性质…。”实际上一些学者指出文化唯物论比起文化生态学更具有决定论特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为生态系统研究的兴起使环境决定论基本被舍弃。

莫兰（1990：16）批判生态系统研究赋予生态系统以生物有机体属性的倾向；忽视了时间和结构的改变；忽视了个体的作用；过分强调了系统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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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yda, Andrew P., ed.1969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Behavior. Garden City, New York: 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
*Winthrop, Robert H.1991.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摘自：生态-环境人类学通讯，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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