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人 的 种 族 历 史
文章来源：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李济原著，胡鸿保、周燕 译
自从人类学家开始将人类划分为自然动物的那一天起，中国人就一直被当作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关于中国人确切的种族归属，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不过，从布鲁门巴赫(Blumenbach)开始一直到1961年发表了最新声明的威廉·豪厄尔斯(William Howells)教授，在专家的眼中，中国人的种族位置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属于蒙古人种。因此，为了确定我们中国人的种族历史，有必要先讲一讲蒙古人种。
遗憾的是，要说清楚这一点还有相当的难度。我的意思是说，尽管现在的体质人类学家提出了诸多理论来解释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Physical characteristics)，但实际上，他们对现代人这一特定分支的起源和演进知之甚少。不过，他们在有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蒙古人种最具代表性的身体特征(physical traits)表现在他们的面部。人们常说，现代蒙古人的特征更多地是从他们的脸上而不是从身体的其他部位反映出来的。这些特征包括：长着蒙古褶(Mongoloid folds)的杏仁状眼、稍平的前额、多少有些塌的鼻根、以及宽而极高的颧骨。换句话说，与高加索人种或尼格罗人种相比，蒙古人种的脸略显扁平。用来说明蒙古人种面部特征的起源与演进的最著名的理论就是气候论，这一解释法由卡尔登·孔恩(Carleton Coon)教授详细阐述，并得到了很多人的广泛支持。
根据气候论，蒙古人种特殊的面部外形有其自身的由来：在最后一次冰河期，一支早期的蒙古人群被困在了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乌拉尔山东面的干冷地带，他们的面部外形是抵御严寒环境的需要。人类当时已经发明了足以保护身体的掩蔽所和衣服，但脸部却不得不裸露在外。严寒的气候造成了肺炎和鼻窦炎等传染病的蔓延，那些身体上不能适应的人就被淘汰了;而那些鼻窦部和眼部有着厚重的脂肪层、鼻孔小的人拥有天然的保护物，与没有这些天赋之物的同胞相比，他们更适合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生存。这种激烈斗争的结果就演化成了蒙古人种的面型。
气候论还假定，蒙古人种面型的进化是从智人第一次迁徙到新大陆后才开始的。豪厄尔斯教授提出，蒙古人种的面型可能起源于公元前两万五千年到公元前一万年之间。他认为，这类体质特征的演进大概需要600代人的时间。
很显然，这一理论虽然在某些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它对早期蒙古人种起源的解释仍然是来自神话故事。实际上，仍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体质特征，如毛发结构、肤色以及门齿的独特解剖构造等，也被认为是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这无疑需要另外一个理论来加以解释。
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
关于蒙古人种大体上就先讲这么多。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到作为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的中国人的体质特征上来。许文生教授(Prof. Paul H. Stevenson)所著的有关中国人人体测量学的论文是这方面最优秀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1938年由中央研究院发表。许教授是在对1000多名主要从华北平原招募的中国士兵进行测量的基础上完成这篇论文的。他对这些士兵进行了66项直接人体测量，另外还记录了许多非测量特征，即肤色、毛发结构和鼻型等。读者从这篇论文中可以找到有关中国古代文明发源地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的中国人身体特征的可靠资料。以这篇论文为参照点，读者还可以从许多调查者发表的各种体质测量资料中发现，中国人从体质特征上来看决不是纯一的(homogeneous)：地区不同，他们的体质特征也各不相同。例如，华北人平均比华南人要高9厘米，当然，这也取决于样本的采集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头形。人们发现，山东和甘肃长头形(long-headed)的人比较多，而在华中地区，如湖南、湖北和靠近东海岸的福建中部，当地居民多是宽头形(broad-headed)，其平均指数通常超过85。然而，在教科书中，华南人的头宽指数通常要略低于80，华北人则是81。至于鼻指数，根据已发表的数据，南方与北方的差异实在是相当惊人的。许文生提供的华北人平均鼻指数为68.66，而史禄国计算的华南人平均鼻指数高达93.91!
众所周知，身高、头宽指数和鼻指数是大家普遍都感兴趣的，过去的许多专业人类学家通常认为它们是人类学的重要指标。遗憾的是，在涉及到中国地区时，所发表的资料中的数值却各各不同。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体现出了现生的中国人群体在体质特征方面巨大的多样性，这一点从许多骨骼测量数据中也得到了证实。
然而，这三项测量中没有任何一项显现出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关于当代人类学所研究的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所谓的杏仁状眼，二是高颧骨。这两点都是蒙古人种区别于其他现生人种的典型特征，而后者更是具有既可通过测量头骨又可通过测量活体面部来获取数据的优点。许多杰出的体质人类学家都对蒙古人颧骨的解剖结构进行过细致的研究。让我们来看一看，对于中国人的这两项种族特征的研究有什么发现。
许文生在他的论文中提到，他对921位士兵的眼部作了观察，结果发现只有30.7%的人长着典型的蒙古褶，8.9%的人没有任何蒙古褶的痕迹，而剩下的60.4%则介于两者之间。关于眼裂倾斜度，许文生记录下了906例观察结果，其中14%的人可归为水平，5.1%的人明显倾斜，而占总数80%多的人仅仅是中度倾斜或稍稍倾斜。
对颧骨能够作多项直接测量，其中最大两颧点间宽 (maximum bi-zygomatic width)因其在活体和死者头骨上都能进行精确测量而显得尤为重要。1932年,《生物测量学》(Biometrika)上发表了一份以头盖骨测量为基础的亚洲诸种族初步分类。吴定良和莫兰特(G.M.Morant)抽取了26组已发表的头盖骨资料作比较来展开研究。在这26组资料中，至少有18组是东方人或蒙古人的头骨。该文作者将东方人分为三个亚群(sub-group)
1)北部蒙古人，(2)中国人和日本人，(3)其他东方人，包括西藏、爪哇、婆罗洲和菲律宾群岛等地的居民。他们这样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生物测量学家所谓的“种族相似率”。
据这些作者提供的数据，6组北部蒙古人的两颧点间宽测量值在139.5-144毫米之间变动，5组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测量值为132.2-134.7毫米，而其他的7组东方人则在131.0-134.7毫米之间;然而，对同样是这篇论文中研究的5组印度人进行同样的测量，所得到的平均值降到了124.3-127.8毫米之间。
由此可见，同样的测量得出的数值的巨大差异不仅出现在东方人和非东方人之间，也出现在东方人的三个不同亚群之间。北部蒙古人过大的头盖骨两颧间距平均值无疑是蒙古人种的显著特征;他们现在主要居住在贝加尔湖和阿尔泰山附近;这一宽脸人群的居住区显然是在中、东和南西伯利亚一带，常常是在大戈壁地带以北。
总而言之，根据这些头骨测量数据，中国人和日本人面宽平均值总体上比北部蒙古人减小了半厘米还多。戈壁沙漠以南居民绝对测量值的突然降低究竟是由于环境影响或种族混合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还很难说。6年前，我收集了一些历史数据，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来作为参考。这些数据是各个可确定年代的不同时期中国人头骨系列的两颧间宽的测量值：
1.周口店山顶洞(1例) 公元前一万年 143.0毫米
2.步达生的史前系列(32例) 公元前3-2000年 132.2毫米
3.殷商系列(20例) 公元前1400-1100年 136.9毫米
4.隋唐系列(2例) 公元700年左右 133.6毫米
5.现代华北人(83例) 公元1900年 132.7毫米
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人骨实验室最近发表了一份原始报告，概述了对该研究院从安阳地区发掘出来的300多个殷商时期头骨进行了大量的骨测量法分析后得出的结果。在这些头骨当中，有272个样本的面部骨骼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以进行颧骨间宽度测量。杨希枚教授参与了对这些采集物的研究，他发现，根据形态学原理，可以将此材料划分为5个亚群，它们分别是：
1.亚群I，包括30个样本，特征：脸部宽而圆胖，大颧骨，窄鼻骨，窄鼻孔和宽颅骨，平均头宽指数为79.15;
2.亚群II，包括40个样本，特征：脸部窄而短，颧骨大小适中，凹眼眶，上颌突出，塌鼻根，鼻孔低而宽，颅顶相对较长，平均头宽指数为75.00;
3.亚群III，仅对两个样本进行了研究，特征：窄脸，鼻梁高而窄，颧骨适中，眉骨突出;明显的长头形;平均头宽指数为73.58;
4.亚群IV，包括50个样本，特征：脸部圆胖，但较亚群I稍窄，大颧骨，宽眼眶，鼻骨紧缩，头骨呈龙骨状，平均头宽指数76.85;
5.亚群V，包括50个样本，头骨尺寸小于前4个子类型，脸部窄，但长于亚群II，颅顶窄，枕骨突出，平均头宽指数为75.71。
这5类的两颧间宽测量值如下：
亚群
I
II
III
IV
V
两颧间宽（平均）
141.18
134.52
131.5
133.66
131.32
将吴定良和莫兰特论文中的5个亚群的平均颧骨间直径测量值与这3个东方亚群的进行比较，非常有意思。杨希枚文章中的亚群I平均值为141.18，正好和北部蒙古人相一致，而杨希枚的亚群III和亚群V的平均值却比现代中国人的平均值低得多，仅仅略高于其他亚洲人的最小值。亚群IV的数值在现代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数值范围内，而亚群II却比它要高。杨希枚教授在他的原始报告中还公布了他的一些比较研究的结果。1963年，杨希枚教授将安阳采集物(Anyang collection)中的一些类型代表标本(type specimen)带到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在那里当局帮助他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将他带去的原始标本与学会里保存的其他民族的头盖骨进行比较：亚群I与布里亚特蒙古人、楚克奇人和库伦蒙古人进行比较;亚群II与美拉尼西亚人、澳大利亚人，以及一些非洲尼格罗人进行比较;亚群III与英美人和平原印第安人进行比较;亚群IV与爱斯基摩人进行比较;亚群V与一些夏威夷人进行比较。杨教授发现，这5组比较研究的对象在形态学上都有一些惊人的类同之处。
所有这些将我们引到了今天讨论问题的核心，即现代中国人的形成上。如果只作一般观察，我们可以说，根据许多人体测量学家和头盖学者的记录，中国人身体特征的不断变化是今天的地理变化的相当忠实的反映，但这样说并不完美。让我们再次回到吴定良和莫兰特划分亚洲种族的论文上去。在这篇论文中，讨论了4个系列的中国人头骨测量数据。第一个中国人系列取自戈尔登·哈罗尔(Golden Harrower)的著作，由31名福建籍男性的头骨组成。第二个系列是取自日本人类学家小金井博士1902年从直隶、山东和满洲南部等省收集到的资料;不过，他收集的70个头骨是战争中被杀的士兵，他们确切的籍贯不详。第三和第四个系列来自步达生的著作，他对研究中所用资料的籍贯作了详实的记录。其中一个系列是来自中国北方数省的86个头骨的测量数据，另一个系列则是步达生的专著里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的64个男性的头骨。因此，我们多少能够准确地了解吴定良和莫兰特文章中所引用的资料中的3个系列所在的地理位置。
应用“种族相似率”公式，吴定良和莫兰特发现，在4个中国人系列中，小金井的那组与哈罗尔的福建系列更相近，这两个系列之间的种族相似率是2.86;步达生的现代系列仅仅表现出与小金井的系列有一定的联系，这两个系列的种族相似率为5.6，这个数字比日本系列与福建系列的3.73的比值要大得多——步达生的史前系列与3个现代中国人系列只有细微的相似之处，史前系列与3个现代中国人系列中任何一个的种族相似率都大于9但小于10。
如果将这些中国人系列与亚洲的其他东方种族和非东方种族相比较，依照上面的论文计算出来的种族相似率，我们会有一些重大的发现。事实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头盖骨是从所有北蒙古系列中进一步分化而来的，只有生活在亚洲最东北端、白令海峡附近的一个孤立群体楚克奇人除外。而与南方的其他东方人群体相比，中国人系列则显示出与他们有着特征混合的关系。
人类学家可以发现，在过去的3000年里，中国人文化的形成既有完整的文字记录，也有着丰富的考古学遗存的记录;然而有关中国人种族的形成的资料却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剩下的几分钟里，我想简要地向你们讲一讲我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摘录。
在形容被他称为“东亚最早的现代人”，即周口店山顶洞发现的骨骼资料时，魏敦瑞总结道：他们当中的老年男子不仅代表了现代人的原始形态，还代表了原始蒙古人种的一个类型。他还说，近代华北人在体质特征上更为先进，而事实上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以周口店山顶洞的老年男子为代表的那一类人。
这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得出的结论引起了诸多议论。最近，苏联和中国大陆的考古学家都宣称自己发现了可确认为比周口店山顶洞更早的蒙古人的骨骼遗存。但还需要更详细的证据来证实他们的说法。除了魏敦瑞的研究，步达生对华北史前系列所作的调查也可以加以考虑。步达生在他的论文的结论中讲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显现出的一类体质特征只与现代华北居民略有不同。他竟然还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是现代华北居民的原型。
现在，对接近最后阶段的最早的历史头盖骨进行过研究之后，我们可以对步达生的结论作一些修正。有关安阳采集物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比较研究确定，这些采集物至少由5个形态截然不同的单元(unit)组成，其中有4个单元可确认与现存种族群属于同一类型，然而，这些单元中哪一个具有殷商王朝统治阶级的特征还没有澄清。原因是：实际上，安阳采集物里所有的头骨都是从被田野考古学家称作“头盖坑”的地方发掘出来的，那里埋葬的主要是殉葬者。换句话说，这些头骨是被用来祭祀王陵主人的亡灵的，而墓主本人的尸骨早在现代科学发掘之前很久就已经被盗墓者毁坏了。在甲骨文上有许多关于殷商王朝人民与西北边疆和东南边境的外来入侵者作斗争的记录。根据这些记录，我们往往会发现，被俘获的入侵者的头颅被砍下来祭奠祖先的亡灵，这种行为在青铜时代的欧非和亚洲大陆的战士中显然相当盛行。
这些人祭当中可能会有皇族成员，甚至是皇室后裔。这确实是一个亟待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的问题。不过，目前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后期，华北是爱斯基摩人、蒙古人、澳大利亚人、尼格罗人、高加索人等多个种族的汇聚地就足够了。爱斯基摩人和蒙古人群体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其次是各种不同的美拉尼西亚类型;头形较小的头骨的类型未能确认。
这些识别工作足以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已经处在一个“熔炉”之中。
随后的几个朝代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历史资料，用来研究中国人在中国本部境内和边境地区迁徙的情况;大多数的迁徙主要是在来自北方的不断入侵的推动下发生的。每一次迁徙都导致了不同氏族、部族和民族之间杂交进程的加剧。在历史上，至少有四次大的人口迁移。第一次重要的人口迁移发生在商周时期，在公元前12世纪周朝夺取了商朝的政权之后。随后的第二次迁移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这次迁移活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文字记录最完整的两次人口迁移是后来的两次。40多年前，我就这个问题拟过一份概要，最近又有许多历史文献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它们分别是公元4世纪的永嘉迁移和公元12世纪的靖康迁移。这两次迁徙的起因都是来自北方的外族入侵，迫使居民们大规模地向南迁移。结果，留在华北的当地人吸收并同化了来自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入侵者;而黄河流域的移民跨过了长江并且在较远的南方定居下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南方地区的土著居民融合了。
民族迁徙不象是空气流通;上面提到的主要的迁移就像台风和飓风。另外，在多暴风雨的年份的间隙，还有规律地穿插着季风和微风。我认为，所有从事人口研究的学生都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如今，中国大陆的民族迁徙仍然像在过去的历史时期里一样活跃。
不间断的历史行进证实了这种永恒运动的存在，它所造成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尽管高度杂成，但却能够统一在一种独特文化的之下。现在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有什么事情曾经发生在北部蒙古人身上?组成殷商时期王陵的殉葬坑，同时还产生了一个令历史学家深思的成吉思汗、创造了一个令中国人遭受苦难的朝代的是哪一类人的祖先?除了他们独有的、在中国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恣意玩乐的习性之外，这些人没有在中国人身上留下任何明显的体质痕迹。
另一个问题与在安阳遗骸中发现的美拉尼西亚种族成分有关。看来，商时期他们肯定在华北平原附近出现过。那么，他们是否曾经与中国人口中的其他种族成分相融合?
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是从我们回顾过的这些资料来看，有一点相当明确：如果北部蒙古人和美拉尼西亚群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未能得到延续，那绝不是出于任何政治因素，或是种族偏见(这是个纯粹的现代概念)。大家都知道孔子的这句名言“有教无类”，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这句箴言帮助中国政治家将多种种族成分统一成了一个民族，将多种地方文化融合成了一种文明。如果说从人体学的角度而言，北部蒙古人和南部美拉尼西亚人已经从中国本部范围内消失了，我斗胆说一句，那也是环境因素造成的。
我所说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在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群体的习惯和个体在适应气候和社会生态变化、适应一个活跃的社会和一个动态的政体不断出现的新要求方面的能力的差异，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始终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个过程不断地塑造和再塑造居住者的身体和心理特征，从而创造出了与已故的步达生教授笔下的他们的新石器时代祖先截然不同的新型的现代中国人。吴定良和莫兰特的研究已经相当有力地证实了这种差异。他们应用“种族相似率”公式证明：3个现代中国人头盖骨系列之间的相似程度比这3个系列中的任何一个与史前群体之间的相似程度都要高得多。
因此，尽管近期的调研显示，现在的居民的人体测量数据在很大范围内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中国大陆，似乎或多或少正在形成一种趋同的体型，而在东亚再次发生的活跃的民族迁徙必将加速它的形成。近代人口迁移的规模正在逐渐加大，它很显然是中国编年史中所记载的数次历史行进(historical marches)的重演。它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移民们在迁徙的过程中与当地居民杂交的过程的进一步加剧。假如种族主义者仍然坚持还存在着纯粹的中国血统，那我不妨引用魏敦瑞20多年前的质疑来证明我的看法。他问道：“每一天创造出新的混血儿的个体是什么人?”他自己的回答相当有名：在我们的这个星球上，绝没有任何“纯种”。我认为，这一理论完全可以由中国人的种族历史来加以证明。
1967年2月22日写于澳洲堪培拉
1968年4月在台北讲演
译自Ra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原载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Vol. VI, pp.3-11.
中文见李光谟主编：《李济文集》(五卷本)，上海，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