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和个人
——对《国家命运》之批判
发布时间:2012-10-26 10:48 作者:宋尚诗
国家与个人几乎成为一个悖论：国家由个人组成，而国家机器又处处制约[1]着个人。“国家-个人”的二元关系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言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众多注脚中的最具制度色彩的一个。倘若我们把这种关系放到文学话语的场所中去体察，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于坚的诗集《0档案》。它以戏仿和反讽完成了在公共书写的夹缝中，个人生存状况的思索。诗人于坚选择“档案”--这一典型的权力运作方式，表达出体制如何对人的编排、压制和扭曲。在0档案中，人变成了“0”，是空白，什么都不存在，被历史归类和社会书写中滤去了一切属于个人的鲜活的东西，人不过是政治或道德符号。于坚对“档案”的诗意梳理和深刻的哲理反思，以及诗歌文本对公共生活等大叙事与微小个体的私领域的关系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国家-个人”二元关系的一个面向。
然而，忽略“国家-个人”关系的另一个向度，则有失公允。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就在公权力以各种方式编排个人的时候，它也固化了一套秩序，以致这种秩序本身就成为我们存在方式的一个部分。除非以革命的暴力手段去冲决这一秩序，否则这种错综复杂的网状式的秩序就一直包围着我们。我们在其中获得的不仅是“规训”[4]，也获得了种种社会资源，比如工作、社会保险、医疗保障，这些运行是无法由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人完成的。以“身份证”为例，从个人出生获得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码到死去之后这一串数字的归零，其间的过程，尤其在互联网时代里，一串串表征个人身份的号码出入于各种数据库中(机场检验、考试报名、注册用户、档案袋、一卡通……)，让我们无法挣脱出由它们纺织出的无形网络[5]。
粗疏梳理了“国家-个人”关系的两个方面后，不可忽视的是，国家试图掌握个人时具有的资源优势，意识形态渗透无孔不入，而且运用手段具有多样化、隐蔽性、多维度等特点，效果往往也很惊人，当然那得力于其资源优势。这就意味着在其二元关系中，二者力量根本不对等。下面就以《国家命运》为例，具体谈谈这种运作方式。
《国家命运》是一部以“两弹一星”为题材的大型纪实性电视连续剧。“两弹一星”既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对国家未来的国际地位乃至对新中国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项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伟大事业。它体现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凝聚着“两弹一星”科学家们的无比智慧和非凡创造力，展示着全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伟大的民族精神。[6]剧本上演一幕幕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个人如何战争困难，在貌似不可能的情景下实现一个个奇迹，这其间的激动人心的心路历程往往与扬眉吐气等政治激情联系在一起，它展示了“全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伟大的民族精神”。但这正是艺术话语的阴谋，在以现实主义式[7]的逼真呈现，穿插伟大历史人物的个人情感和事迹，巧妙地将个体叙事的细腻、感人等质地与宏大叙事的光辉、卓绝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以个体经验承载了一些大的诉求[8]。在观众感动于历史人物的艰辛和奉献时，也一并接受了其掺杂的其它并不单纯的价值诉求。它往往隐匿了创作者的真实目的，让普通观众[9]接受于未感之中。一句话，《国家命运》[10]在演绎令人感动的心路历程背后，那一套意识形态正是国家如何影响个人的一个典型案例。
这种不对等，还会制造出国家主义[11]的怪胎。
下面我们不妨对比以下两段话。
许纪霖认为，歌唱国家理性，膜拜国家意志，将会导致严重后果，“德国、日本现代崛起的历史表明，倘若国家理性缺乏宗教、人文和启蒙价值的制约，任凭其内在的权势扩张蔓延，国家理性便会从霍布斯氏的功利主义走向保守的浪漫主义，蜕变为缺乏道德取向的价值虚无主义，而最后催生出反人文、反人性的国家主义的怪胎，国家能力愈是强大，国家理性变愈自以为是，其堕落悬崖的危险性也就愈大。”[12]
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中国即将发生的社会转变》[13]对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道路做了如下概括：第一个28年是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带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武装斗争，用2800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我把它归结我是梦乐园。第二个28年，是从49年到7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把它称为是创乐园，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奇迹，无论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相比较，我们都是相当伟大的了不起的。第三个二十八年是78年到现在，我把它概括为失乐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丧失了公有制以及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现代社会的基本保障，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建立在无休止的牺牲人民福利和人民收入的基础上，通过不断降低和剥夺广大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来降低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加速GDP的增长，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一个富豪群体，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财富的集中程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在第二个28年里，“伟大的历史奇迹”无非只是就两弹一星的军事层面而言(军事方面一直与政权紧密联合，指导思想也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先军思想)，而至于这28年里，中国在民生民用领域与世界所拉开的巨大差距，则避而不谈。张宏良教授把第三个28年的社会成为“野蛮的丛林社会”，但是，实际上，他忘记了，现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做得最好的恰恰是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计划时代的那种社会福利只是少数特权阶层的福利，而不是全体人民的福利。中国的这个丛林社会，形成的原因恰恰是我们只学了资本主义的市场化，而没有制约国家权力在市场领域的横行，法制的缺席和市场化的单向行进，导致政治极权与资本市场勾结，权力缺乏制约的旧体制导致了腐败愈演愈烈，形成了一种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怪胎。关于这一点，迈克尔·沃尔泽在《正义诸领域》中有更为精彩的呈现，他将政治(power权力)，经济(value价值)和文化(love爱)三分，认为这三者无论哪一元素被过度干预，都将造成灾难。[14]
这里还有一例不妨试举。2005年全国人大六次审议《物权法》草案都不得通过，与72岁的北大法学院教授巩献的批判对延迟《物权法》通过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作为一名满腔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形容中国当前的政治方向是终于厌倦了资本主义而准备“回到美好的旧时代”。他批评的出发点在于私有产权是违反中国宪法的，中国是一个以集体所有制理念为基础的国家。并且当他大声讲出来时，中国领导人立马注意到了。“在2005年8月我发表评论后，吴邦国很快召见了我，我们长谈一场，”他回忆说，“当年9月26日，他们发布了一项关于公有财产的声明，强调中国仍然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由于此类反对，最终颁布的《物权法》做了些修改，以加强对公有财产的保护，还增加了一项条款，规定该法不得同宪法抵触。[15]巩献田胜利了，而老百姓保护自己的合法住宅，便只能用自焚的方式。
民族与国家往往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的广泛运用是现代外交兴起的表征。古代中国代替“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是“天下”，前者的概念在古代中国的语境里是不自觉和不明晰的。在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中国跌跌撞撞地进入地球村，在没有商量余地的世界范围内，改造着自身。近现代的生存环境和视野扩展到整个地球，各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进入“中国”的视域内。因此，“民族国家”概念往往带有现代化色彩。
上文所言“国家-个人”关系中，我着重批判了“国家”这一强势元素，而且也对爱国主义题材《国家命运》的意识形态色彩进行批判。那问题出现了，我们该如何“爱国”呢?难道上文对其二者的批判就代表了作者的“不爱国”?在“国家-个人”短语中，再加入“民族”成为“国家-民族-个人”，境况又是如何呢?这个论题太大，我根本无法论说。但是做一些感性的抒发，还是可以的。
松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社会理性成熟的标志之一，而松绑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则是真正“爱国”的要素之一。解除国家对民族的绑架，是“爱国”这二字的题中之义。我爱我的祖国，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个体，而非其它;是因为我无法选择我身体内流淌的血液和其骨骼框架，它们的内在基因排列和骨架构造神秘地连结着我们共同的祖先;是因为我根本无法割断我和另外一个个“我”之千丝万缕的关系--剔除虚无缥缈的集体荣誉感，经过淬火的洗礼，留下的是源于生命本能的最纯粹和不容玷污的情感。
艾青的那句诗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了最深沉、最感人也是最深刻的“爱国情怀”，只寥寥数句：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种爱的情怀即使在全球化彻底来临，世界主义完全降临之时，也不会过时，因为它表达了一种人类永恒的感情。
而至于《国家命运》中所渗透的“爱国主义情怀”可以休矣。
最后，笔者要澄清的是，对《国家命运》的批判并不代表对“两弹一星”元勋们的批判。历史的合力营造出一个不固定的四边形，单维度的个人无法扭转、旋转，使之变形。个体在这个历史架构中所呈现的必定表现为对历史因素的单向度突进，我们无法用后在的现实去苛求以往的人物。他们在“绝对环境”里，做出了“相对正确”的事情--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像钱穆先生所言，“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使彼满意)。”[16]
请允许我用自己曾经写过的这样一段话来结束这纠结的文章：
一切伟大的工程终究要归结到这个工程中的每一个人。……在叙述事件、梳理历史时，我无法忘记他们在这个时代的这角地域上的每一次挣扎，每一次呐喊，每一次无力的眼神，每一次彷徨的步伐--因为他们毕竟以那样激越的方式与艰难的身姿步过了人间。
注释：
[1]这里我所言"制约"并非只是压制、压迫等意，它在这里是一个中性词。
[2]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2月第3版，第4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56页。
[4]福柯著作中的一个隐喻，在《规训与惩罚》中立主诠释的一核心概念。同时，福柯利用它的多词性和多义性，赋予它新的含义，用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同时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
[5]正如本段试图说明，这个网络在裹挟个人的同时，也提供了资源与服务，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因而个人无法挣它。
[6]见奇艺网对该剧的概括。奇艺网的《国家命运》是具有正版版权且发行方认可的。
http://www.iqiyi.com/dianshiju/gjmy.html?src=alddsj
[7]《国家命运》文体类似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小说"之暧昧文体，一方面是"纪实性"，另一方面又脱离不了"电视剧"的文体底色。如果文本不是单纯抒发个人经验及情感，而掺杂了一些其他的诉求，这样就更带有一种蛊惑性。实际上，八十年的先锋小说，出现的所谓"元小说"，比如马原的经典语句"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它就试图打破经典现实主义背后的价值灌输。
[8]更何况"两弹一星"元勋们自身的生命色彩就是复杂的。
[9]这里指的是平常老百姓，他们不会像学院中人去条分缕析一个文本的叙事手法，他们往往一并接受。
[10]它在中央一台的黄金时间播出，这种呈现方式本身就国家权力运用资源优势的案例。
[11]其价值的归依是国家。国家主义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神圣的本位，倡导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
[12]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第81页。
[13]这是张宏良教授10月28日在一次报告会上的演讲，文章全称为《中国即将发生的社会转变--评析六中全会》。见
http://www.dajunzk.com/liuzhong.htm
[14]参见【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四章《货币与商品》，第129页;第九章《亲属关系和爱》，第313页;第十二章《政治权力》，第379页。
[15]见腾讯专题--《物权法》、巩献田与违宪之争，
http://news.qq.com/zt/2006/gxtwqf/
[16]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正文第1页。
参考文献：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2月第3版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
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宏良：《中国即将发生的社会转变--评析六中全会》
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