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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人类学的世纪转折和对现代性话语的反思

[叶舒宪]人类学的世纪转折和对现代性话语的反思

人类学的世纪转折和对现代性话语的反思

□ 叶舒宪



  所谓的“发展”,包括国际组织中经常使用的“环境与发展、进步、进化”,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而人类社会应该有300万年至500万年的历史,现在人类社会用做主题词的这些世界观,即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应该仅仅是在人类历史一瞬间产生的,它到底又有多少合法性?

  人类学在最初建构的时候充当了历史进步观或者进化论人类学的论证者。但到今天,人类学的研究重心以及它的观念、对文化理念的看法,尤其是对文明和原始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潜台词就关系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过去认为是另类、他者、原始、落后、野蛮、需要征服、需要传教或者需要消灭的人,现在却变成了人类未来生存的一个榜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我们讲的发展、进化、历史进步等等这一套叫做“现代性话语”,那么它和人类学的世纪转折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又是人类学的世纪转折呢?按照教科书的说法,人类学的诞生是以爱德华·泰勒1871年的著作《原始文化》为标记的,但其发展到今天,它的研究重心以及它的观念、对文化理念的看法,尤其是对文明和原始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潜台词就关系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所谓的“发展”,包括“环境与发展、进步、进化”等等话语,都是启蒙时代以来的世界观,也就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而人类社会的起源如果从非洲算起的话,以人类学家的看法应该有300万年至500万年的历史。那么,现在人类社会用做主题词的世界观,即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应该仅仅是在人类历史一瞬间产生的,它到底又有多少合法性?所以,我认为,人类学的世纪转折就在于,过去认为是另类、他者、原始、落后、野蛮、需要征服、需要传教或者需要消灭的人,现在却变成了人类未来生存的一个榜样。这个转折几乎是180度的,或者说跟人类学的初衷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人类学的产生和殖民的进程是有关系的,为了治理所谓的原始部落,殖民者就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于是人类学这门学科应运而生了。但是,今天的人类学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反思人类学派的一些著作已经彻底把过去作为另类、他者的人们的形象转变成一个批判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镜子。人类学诞生的时候,恰恰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风行的时候,所谓“进化”这个观念对人类学的诞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早期人类学家的著作全是进化论模式的,像泰勒的“从万物有灵到巫术”,弗雷泽的“从巫术、宗教到科学”,摩尔根的“社会进化,婚姻的五阶段”,都反映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这样的世界观是近300年来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的。

  过去社会科学中关注较多的是资本主义发生的问题,人们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寻找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在西方发生的原因。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为什么这种只在西方发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变成了全球性的。通过这个问题也就把资本主义发生的原因、现代性的原因又延伸到了所谓全球化的原因。因为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是不可分割的,有人就把全球化看成是现代性的一个必然后果,我们现在用现代性话语的反思来看待整个这套话语的建构,发现它和早期的启蒙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人应该是进步的,如果进步慢的话是改良,快的话就是革命。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种进步的观念开始在文学艺术界发生动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种人类社会朝向永恒进步的理念在西方社会中已经受到了尖锐的批判。那么,人类未来应该向哪里走?这个问题就非常尖锐地摆到了社会科学家的面前。

  人类学在最初建构的时候充当了历史进步观或者进化论人类学的论证者。1988年英国人类学者阿达穆-克鲁伯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这部书实际上就是分析西方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即所谓的 “primitive   society”——原始社会,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他用的这个词“invention”,是很有意思的。 “invention”就是发明,即原来没有,是现在发明出来的,从而构成了原始社会的三大假说,即图腾、母权制、乱婚。这些假说经过一个世纪的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学田野作业,大部分都被证伪了。那么,又是谁发明了原始社会?是“进步”一方的白人、西方工业文明的代表者。他们发明了所谓的关于原始社会的探讨,关于原始社会最重要的精神现象的探讨。

  法国人列维-布留耳的《原始思维》,主要是比较地中海文明所属民族的思维和世界上其他五大洲所谓的原住民的思维,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而他写《原始思维》的直接动因据说是读了司马迁《史记》的法文译本,译本中“天人感应”的历史观,在他看来跟原始思维是一样的。天和人之间怎么能感应呢?天人之间和谐的观点,在这位法国白人学者看来就代表了原始思维的特征。这部书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只不过我们当时听不到批判的声音,结果包括现在研究《史记》的学者也要引用列维-布留耳的著作来分析中国人的原始思维。这从后殖民的话语来说,是非常可怕的阐释循环。布留耳是用另类的观点来看中国人的,现在,我们研究自己文化的人也是用这样的语言。我觉得这里刚好缺少一个再启蒙的过程。

《中国民族报》 2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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