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视野不是一成不变的，一直在变化之中的。最初的人类学的视野，是狭小的；只看到落后、荒蛮、原始、化外的原住民的情况。所以，马林诺斯基先生对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有很高的期许。因为费孝通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没有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和偏见，这样费孝通在不经意间，跨越了「文」「野」之别。费先生的工作大大拓展了人类学的视野。人类学就向社会学靠拢，但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有的。社会学往往是现实问题，人类学往往是历史的遗存。
人类学到底是怎样一门学科？这一讲，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就目前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分类法来看，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图书是摆放在一起的，有些讨论文化的书，比方说上世纪八十年代非常有名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刊，就和文化人类学的书摆在一起，他们都属于中国图书分类法的C 类。可见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它们在一起的是民族学方面的书，文化人类学最初的视野就是少数民族，他们在一起，理所应当，势所必然。和它们比较近的，还有社会心理学、乡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婚姻家庭、人口学方面的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百年硕果《潘光旦文集》、《费孝通文集》被摆放在社会科学总论。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G 类，是文化、新闻、出版、科学文化、教育学类。这里面的文化理论类，有一些其实是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内容。比方说，金克木先生的《比较文化论集》、梁治平先生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文化学或比较文化的范畴。但是王铭铭先生在《关于中国人类学——就几个问题答问者》中说：“197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断断续续地涌现出一些提倡以至推崇人类学学科的学者，这些学者有的本身就是人类学家（其中文化人类学家或自称“民族学家”），有的是其他学科中对人类学有兴趣或贡献的（如比较文化界的乐黛云，法学界的梁治平、朱苏力，历史学界的郑振满、陈春生、刘志伟、赵世瑜等，政治理论界的邓正来，哲学界的赵汀阳）。”（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第78页）我曾经简单地绘制当代中国学术地图，梁治平、朱苏力还有贺卫方，都被我划定为“法文化学者”。没想到，王铭铭先生的气魄更大，把法学类的贺卫方、朱苏力的著作归入“人类学”，尽管我还没有看到王铭铭先生给出一个详尽的说法，但是，我想既然这么分，王先生肯定有一个充足的理由。
中国国家图书分类法中的K 类，是历史著作类，包括考古、民俗、人文地理。我们说，考古、民俗是人类学的骨干学科。尽管考古已经独立，成为一门不文、不理、不工的学科，其实，考古这一学科原本是在广义人类学的视野中骨干学科。美国式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者把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来研究，研究人类内部从古到今的各种生物学差异；社会文化人类学者研究人的生活方式，研究其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象征意义和作用；考古学者从物质文化，尤其是古代有形资料，解释人类行为；语言学者研究作为文化传承之载体的语言符号，由语言结构因与社会结构，以言语活动比附社会活动。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上述四门学科可以说是分崩离析。研究体质人类学的是中科院古脊椎古人类研究所，他们出版的学术刊物是《人类学报》，但在这里面，只能看到作为理科的体质人类学的学术进展。把人类仅仅作为动物来研究，我们说毕竟不究竟。因为，尽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希，但毕竟人类和禽兽是不同的，人类的特质是文化、语言、信仰。所以，每当我经过北京动物园，看到北京动物园对门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古人类研究所时，一种莫名的惆怅涌上心头，把人类当作一种动物来研究，该得具有怎样的理性和冷静啊！
中国的考古学家似乎也向体质人类学家学习，把自己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国立北京大学就更加有趣。笔者曾经在北京大学访学一年，我对门住了一位来自甘肃肃北县文化馆的蒙古族小伙子巴额那，在北大考古系进修。就是这位敦煌附近的考古工作者巴额那，在燕园寻找考古系，竟然连续找了三天，才找到考古系的大门。考古系为什么这么难找？原来，北京大学按学科群落安排办公室，考古系被安排在「地学楼」。我曾到北大历史地理研究所听唐晓峰先生的课，在距离北大东门最近「地学楼」上课时，偶然看到考古系的牌子，好像和地质系近得很。由此可见，在北京大学，是把考古系列为「理科」的。大概读了考古系，可以获得一个理学博士。所以，我们就不奇怪，考古系的先生们多理科出身，他们总要把自己的论文写成自然科学论文。
有一位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俞伟超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论纲，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在那篇文章里，俞先生主张对考古学进行人性化的理解，这一见解被他的学生张承志概括成“诗的考古学”。一下子，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考古学家对俞先生进行抨击和批判，其实，俞先生只是在自己的老师苏秉琦先生的基础之上，有所发挥而已。在批判者看来，考古学怎么可能是一门人文学科呢？怎么能够渗入主观的精神呢？如果这样，那么，考古学必然变成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学科。争论的背后，其实是学术理念的差异，批判者没有懂得俞先生的心思，俞先生的心思未必是让考古学回归人文学科，充其量是让这门学科有一点人文关怀。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看到争论，兴奋异常，在《中国文物报》撰文，认为争论的正常进行可以促使中国考古学理论的推陈出新，这对世界考古学界可以贡献中国学人的智慧。但是，争论并没有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之内进行，这也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痼疾。时间不长，俞伟超先生不幸患病，在寂寞中逝世。
人类学要通过语言的研究，来深入理解人类文化。所以语言学是人类学中很重要的一门学科。但是，不幸地很，语言学已经被认定是一门单独的学科。在大学的系科里，往往和文学在一起，组成中文系，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当初，语言学大家往里老先生，在1954年率众山大学语言学的同学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报到。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十有八九是怀着作家梦来到燕园的，没有几个同学喜欢学习枯燥乏味的语言学的。没有办法，只好由系主任杨晦老先生动员大家学习语言学。现在知名的北大出身的语言学家多数是被动员的结果。结果，语言学和文学捏合在一起的日子，一点也不好受。但是，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学中文系还是在过这种日子。这不是文学的错，更不是语言学的错，可以说，这是时代的错误。
语言学的归属就是人类学，考古学的归属也是人类学，加上体质人类学，组成人类学的大家庭。如此看来，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都是人类学的田园。只是，他们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地图中，已经分家，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我们看到，1949年以前傅思年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倒是具有比较自觉的人类学理念。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成历史、考古、语言三个组，后来又有人类学组。历史组组长是陈寅恪先生，考古组组长是李济先生，语言组组长是赵元任先生。史语所人类学组虽然成立较晚，但是，创获颇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骨干力量，李济先生、凌纯声先生、芮逸夫先生、劳干先生、董作宾先生1949年迁台，这些先生就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和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的中坚力量。为人类学的薪火相传、存亡绝续，贡献独多且要。这些老夫子培养出了张光直、李亦园、乔健等一代文化人类学大家。文化人类学的根苗，在台湾宝岛发扬光大，真是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三十年的断层，所以大陆人类学家，欠缺像李亦园先生这样辈分的学人。所以，大陆在1978年以后成长的一代人类学家，似乎还不具备与李亦园先生对话的学养，所以，两岸人类学家的对话，是在老一辈的费孝通先生与年轻一辈的李亦园先生之间进行。这难道不是历史的误会？费孝通先生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代，李亦园先生属于百年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第四代，两代人之间的对话，一方面可以见出两岸人类学的同根同源，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陆人类学者的断层。
这中间蕴藏的历史悲剧，够深刻的了。所以，通过政治的安排，取消一门学科，实在是没有道理，再也没有比这更加荒唐的黑色幽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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