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反对“反对阐释”
一
欲在不纯洁的世界中开拓一片纯洁之地，不是因为太天真就是因为太倔犟。天真与倔犟乃是英雄不可或缺的气质，可以说这两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具备了，但这却不足以使她成为“知识分子的女英雄”，因为她逃避了痛苦——英雄式的痛苦。有意思的是，她在“作为英雄的人类学家”一文中这样评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他在阴影中悲叹，力图把古代与伪古代区分开来，体现着一种颇有英雄气概的、煞费苦心的、复杂的现代悲观主义”（苏珊•桑塔格，2003a：93）。或许苏珊•桑塔格根本就不想成为英雄，而宁愿做一个斗士。事实上，她确实更像个斗士，斗士的存在是以敌人的存在为条件的，而且观众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反对”这个词汇命定般地适合苏珊•桑塔格，一如“命定”这个词汇毫无疑问地适合斗士。“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是最初的试探性挑衅，而在熟悉了这招杀手锏后，她就毫不畏惧匆匆忙忙地奔赴形形色色的圆形角斗场了。
在写下本文题目的时候，我是痛苦的。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自己因反对而沦为斗士，恰恰相反，我是多么想成为一个斗士啊，而在这种强烈的愿望被某种力量生生地拽了回来的时候，痛苦就不可避免了。人类学，我的信仰，她在某个不可测的高处告诫：你应承受痛苦，而不是逃避它！因此，我的反对不是斗士的反对，莫不如说这种反对只是表明一种立场，英雄的立场：真正的英雄是决不会持剑上战场的，因为战场是属于斗士的，英雄则属于帷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雄不可进入战场，对于人类学的英雄而言，进入战场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只是这种进入是鬼魅般的，他既不是斗士，也不是观众。正是这种鬼魅般的潜入，英雄才多了一条提高运筹能力的途径。
二

苏珊•桑塔格提出的“反对阐释”很有冲击力，恰如斗士利剑出鞘、怒视对手。如果望文生义的话，会觉得她不过是个莽妇：难道竟会存在一个赤裸裸的世界？苏珊•桑塔格当然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反对一切阐释了。不过我们也切不可高估了她，“反对阐释”的主张始终贯彻于苏珊•桑塔格对艺术、文化、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批评之中，但是，她对自己的主张的态度却是有着很微妙的细小变化，而这也正是她在不同“有限意义域”之间“跳跃”的必然后果。
在“反对阐释”一文中，苏珊•桑塔格提出以艺术色情学来取代艺术阐释学的主张。她所说的阐释并不是尼采的“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意义上的阐释，而是指“一种阐明某种阐释符码、某些‘规则’的有意的心理行为。”对艺术而言，这样的阐释实际上就成了转换。在苏珊•桑塔格看来，对阐释的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投入，乃是对那种认为艺术作品首要地是其内容的观点之过分强调的结果。她反对去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因为它消磨我们的感受力从而使我们无法看到作品本身，因此，反对阐释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不可言说、不能被描述或诠释，问题在于如何描述和诠释即“批评要成为什么样子，才会服务于艺术作品，而不是僭取其位置。”苏珊•桑塔格认为需要更多地关注艺术中的形式和一套为其配备的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词汇；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苏珊•桑塔格，2003a：3-17）。
在这里，苏珊•桑塔格强调形式本身的艺术价值，反对在艺术形式上无端地叠加各种意义，因为这种叠加过分看重艺术的内容，从而使艺术作品本身被意义的迷雾所笼罩，阻碍人们对艺术的直接感受。在苏珊•桑塔格看来，艺术作品的价值肯定在别处，而不是在“意义”中，所以对艺术的阐释就是多余的了，因为“去阐释就是去对现象进行重新陈述，实际上是去为其找到一个对等物。”这种阐释实际上是对艺术的驯服，使艺术变得可被控制，变得顺从，而艺术的真谛在于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因此，阐释不仅是庸人献给天才的恭维之辞，实际上也是理解事物的现代方式被用于一切品位的作品。甚至，对于那些即将被阐释的艺术作品而言，艺术家本人的意图也无关紧要。艺术自身便有生命力，建立在艺术作品是由诸项内容构成的这种极不可靠的理论基础上的阐释只能是对艺术的冒犯，它把艺术变成了一个可用的、可被纳入心理范畴模式的物品（苏珊•桑塔格，2003a：3-17）。由于对艺术形式本身的强调必然导向对直觉主义的依赖，同时由于对多余阐释的逃避，艺术本身可变成戏仿、抽象和装饰，甚至可以变成非艺术，一种被苏珊•桑塔格成为“坎普”的新感受力就应运而生。“关于‘坎普’的札记”和“一种文化和新感受力”对这种新感受力进行了论述。在这两篇文章里，苏珊•桑塔格把艺术批评上升到了文化批评的高度，在文学—艺术文化与科学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框架下来探讨艺术问题（苏珊•桑塔格，2003a：320-359）。

三

苏珊•桑塔格关于疾病（illness）的评论纯属偶然，如果不是因为她曾经罹患癌症，或许就没有“疾病的隐喻”和“艾滋病及其隐喻”了。不过这也正符合斗士的境遇：敌人是不确定的。与此相对，斗士的技法却相对固定，苏珊•桑塔格正是举着“反对阐释”冲向疾病的隐喻的。虽然在“疾病的隐喻”中，她显得气势汹汹，似乎隐喻的恶性肿瘤已经扩散到了疾病的全身各处（她一定会对这样的句子感到万分恼火），而过度的愤怒和兴奋（这也许与她大病初愈有关吧）也影响了技术的运用从而无法击中要害（或许根本就没有要害），这从她对结核病之隐喻的模糊态度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在十多年后的“艾滋病及其隐喻”中，她就冷静和成熟多了：“当然，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试图废置的隐喻。这就像所有的思考当然都是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阐释’就一定不正确”（苏珊•桑塔格，2003b：83）。而在她去世前几年接受陈耀成的采访时也仍然强调：“如果我反对释义，我也不是这样反对释义本身，因为所有的思考都是某种释义。我实际上是反对简化的释义，我也反对花巧地把意念及名词调换和作粗浅的对等”（陈成耀，2005）。斗士已经有点泄气，因为隐隐感到自己有点无从下手了，肿瘤也有良性的。
患病是一个转折点。生病前的苏珊•桑塔格沉浸在文学艺术当中，通过对艺术的批评来表达独特的趣味和智慧。但生病后，她穿梭于美国和法国的数家肿瘤医院，见到很多和她一样的病友，她开始发现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很多隐喻和被遮蔽的真相。这也就是写作那两篇关于疾病的文章的由头了。但是，艺术活动有艺术活动的内在逻辑，日常生活有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从文学艺术的后花园跳到日常生活的名利场显然并不像苏珊•桑塔格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她可以在保卫纯洁的名义下挥舞“反对阐释”之剑；但在日常生活中，这把利剑却很容易失去目标，因为生活本不纯洁。
像对待文学艺术一样对待日常生活，就像带着一个儿童的脑袋进入成人世界；而成人世界是无法回复到初始状态的，因此，越界的批评不免显得天真。结果，苏珊•桑塔格获得了“美国公众的良心”之美誉的同时，自己的主张也陷入了紧张状态之中。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苏珊•桑塔格在批评艺术时还很生猛，但在批评日常生活时就变得乖巧甚至狡黠了。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的世界，权力、象征和道德等纠缠在一起，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都远非那么简单。在这些复杂的问题面前，苏珊•桑塔格除了以“我尊重现实及其复杂性。在那层次上我不想乱套理论。我的兴趣是理解意念演进的系谱”（陈成耀，2005）作为遁词外，就只有揣着“美国公众的良心”四处奔走了。

四

既然苏珊•桑塔格不屑于套理论，而是希望自己带着信仰消失在公众之中（这有点矛盾，她一方面想以一个普通人做点具体的事情，另一方面却处处惹人耳目成为焦点），我很愿意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套套她。作为知识分子，她的活动应该在书斋，但她又不甘于独守书斋；作为一个文学家，她应该专心写她的小说或文化批评，但她又投身实践身体力行。这样的两栖特征是不是很适合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不洁”理论暂且不管，倒是令人想起后现代人类学家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E.Marcus)和他的近作“美国人类学——在《写文化》之后的二十年”（George E.Marcus，2004）。
在这篇论文中，马尔库斯以“我曾在那里”的口吻回望近几十年来的民族志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的方法仍是人类学的“正统”，马尔库斯及其同代人依旧从事着“peoples and places”模式的民族志研究。然而，他们见证了新影响力的到来，这股潜流在当时已然存在，只是并未被拿到台面上来，而是暗地里积聚力量，只待一朝爆发。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写文化》充当了爆破筒，并因此义举而“名满天下”。在马尔库斯看来，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时刻：旧传统黯然失色退守在某个阴暗的角落；新传统虽然还未形成，但却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今天，那些雏形已经成为主流，新的人类学不再固守“peoples and places”模式的条条框框，而是沉浸于多学科交互作用的知识资本背景中，并把触角蔓延到诸多新的诸如媒介、科学、技术、市场、广告与技术等论域之中；与此同时，新人类学家的自我感觉和自我形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他们彻底地抛弃了“价值中立”的虚伪面具，而是在责任、伦理、义务等词汇的支撑下热情洋溢地“到公众中去”。
文化相对主义一直是游荡于人类学研究中的幽灵，而持文化相对主义观点的人不是陷入不可知论就是陷入虚无主义。把人类学者看作英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仍有信仰的不可知论的一种相对积极的表现，而马尔库斯所说的Public人类学则可以看作是虚无主义的一种积极表现，在这里，人类学的上帝和英雄被判死刑，同时人类学者以肉身回复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人类学随之消失，这种消失是通过无限还原的方式而实现的。
回复到具体的生活之中，必然会背负上道德的包袱，而在“追寻美德”的道路上，人们还没有确定的路线图和目的地，此时权力就成了左右一切的力量。吊诡的是，苏珊•桑塔格恰恰是在颠覆一种权力的意义上，通过对象征和隐喻的揭露来“反对阐释”的。但是，哪种权力更合法的问题是“反对阐释”无力回答的。要做元批评，就要具有元权力。苏珊•桑塔格自以为具备了这种元权力，实际上仍然被另一种特殊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所操纵。这在很大程度上和她盲目地冲向生活实践并在不同的生活领域穿梭有关。以许茨(Alfred Schütz)的社会理论观之，任何一个有限意义域中的经验都与其他意义域不相容，社会个体不能通过转换公式从一个意义域过渡到另一个意义域，或把一个意义域化约为另一个意义域(苏国勋，1996：361-367)。

五

所以，面对不纯洁的生活，人类学家如何界定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论问题，或许还是个信仰问题，因为在时间、历史和生活之中，个体的人也并不纯洁，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杂种，人类学家也不例外，甚至这还是人类学家必备的素质。但是，与斗士不同的是，人类学家需要经由特定的过程而达到“超脱”，这过程可以是田野的体验也可以是书斋的思辨。
时间似乎是一个巨大的伸缩性极强的容器，它所容纳的并不是一束清晰的有明确轰击对象的激光，甚至也不是几束或更多束纵横交错的激光，因为时间之内并无造就此光的机器；莫不如说它所容纳的乃是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雾。这雾没头没脑地弥散于乡村、城市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当然，人也在这时间之中，而且人同样是由水和土造成的。面对如此恼人之雾，人们或许只有徒呼奈何，因为上帝之光的到来远不如太阳喷薄而出那样是可期待的，尽管这期待在有的人那里已经成为信仰，但信仰终归是信仰。好在总不会伸手不见五指，因此生活于个体的人而言才是可触可感、有滋有味的。也正是因了这一点，历史才是可能的，人走到哪里，历史就跟到哪里。但是，历史所到之处并非都会留有脚印，也不似“马前泼水”，而这恰恰是历史的魅力。英雄由此而出，他自封为上帝的使者，人类学家也位列其中。
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叙事的嵌套和看视之眼之间的关系。因为时间的迷雾和历史的魅力使生活本身成为了叙事，生活就是被言说，只是言说的方式不同罢了。生活本身一片嘈杂，斗士的怒吼并不能使之平静，即使做得到，也不过是一时的震撼而已。同时，生活的嘈杂由于时间和历史的形塑而被嵌入层层叠叠的叙事层之中，而且这样的嵌套并非以树状不断生长，而是不规则地蔓延——历史并不一定像柯文（Paul A.Cohen）所说的只有三个调儿（柯文，2000）。因此，人类学家不仅要在“进出自由”的基础上“超脱”，更要在叙事的嵌套面前解释解释。由此看来，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不过是被叙事的嵌套擒获的结果，尽管这种反对看似清醒，但实际上却象极了那个“以身试法”的目连。本文对“反对阐释”的反对正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反对阐释”对于斗士来说并无不妥，但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就难免失之谬误。

六

尽管如此，斗士的激情还是会给我们以启发的，不过，我并不认为苏珊•桑塔格关于疾病的文章能给医学人类学带来什么新鲜的教益，她不过是在医学人类学对疾病（disease）和病痛（illness）已经做出了区分的基础上（或许她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贮备），指出了权力对造成这种差别的重要作用。以此来看，美国作家欧文•豪尔对她的批评并不为过：“苏珊•桑塔格是个能够将祖母的旧布条编出新花样的选手。”（转引自张卫华，2004）但是，作为文人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的感知和直觉能力是人类学家无法企及的（这也是为什么文人知识分子常常容易成为斗士的原因）。所幸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打回嵌套之中并加以阐释，正是在类似的阐释中，人类学确证了自身。
1998年，苏珊•桑塔格接受中国学者贝岭、杨小滨的采访时，曾经提过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她说：“我更感兴趣的不是理论，而是基于描述真实的全面的解释，即参考了历史的全面的阐释。每当我想到什么的时候，我就问自己，这个字的来源是什么？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它的？它的历史是什么？它的中心词义是什么？它被发明以搅混或克服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所作用的一切思想意义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候被发明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苏珊•桑塔格，贝岭，杨小滨，1998）的确，在读苏珊•桑塔格关于疾病的文章时，我们似乎看到了福柯的影子，同时也很容易想到象征人类学，而这正是她作为一个文人知识分子的过人之处：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在直觉体悟中去探知。这一点和人类学有很大不同，人类学要么偏向于“发现”，但这种发现是以自然科学的实验室为蓝本，因而难免显得僵化，尽管研究者也会有作为普通人而具有的直觉，但这直觉常常是已经被职业的训练所打磨而失去了锐利；要么偏向于思辨，但这种思辨又很容易使自己沦为哲学的奴仆，因而常常失去自我，尽管研究者也会面向“现象”，但这现象已经被先验的理论所污染。
因此，如果说苏珊•桑塔格能给人类学以什么启发的话，除了本文大部分所说的其言行对我们的职业认同的映照外，就在于她的主张和实践本身激发我们对如何在发现和思辨之间拿捏恰当加以思考，此外，无他。

参考文献
陈成耀：“苏珊•桑塔格访谈录”，黄灿然译，南方周末，2005年1月6日。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苏国勋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a。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b。
苏珊•桑塔格，贝岭，杨小滨：“重新思考新的世界制度——苏珊•桑塔格访谈纪要”，胡亚非译，《天涯》，1998年第5期。
张卫华：“有多少人爱她就有多少人恨她”，北京青年报“网络版”，2004年12月30日。
George E.Marcus：Anthropology in the US,20 Years After“Writing Culture”,2004.
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