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英

本书主要收录了世界各国一些知名民族学家，按书封面列名排序有：俄裔美籍女民族学家普洛斯克里亚科夫，法国民族学家弗朗索瓦·科拉特雷斯，俄罗斯民族学家安德烈·考洛泰夫，加泰罗尼亚民族学家约翰·阿马迪·盖拉兹，中国民族学家黄现璠，美国民族学家法兰兹·鲍亚士，法国民族学家马塞尔·莫斯等人。除书封面列名之外，书中还收有法国民族学家马克·奥格、弗朗索瓦·科拉特雷斯；西班牙民族学家阿尔贝托·卡丹、曼努埃尔·德尔加多·鲁伊斯、阿德里·安加西亚 - 洛马斯；加泰罗尼亚民族学家托马斯·阿托、阿尔伯特·鲁西洛尔；英国民族学家亨利·克里斯蒂、珍·古道尔女爵士、威廉·哈尔斯·里维尔斯；德国民族学家利奥·维克托·弗罗贝纽斯、罗伯特·弗里茨·格雷伯勒、约翰·路德维希·克拉夫、弗里托里奇·拉采尔；易洛魁联盟民族学家约翰·拿破仑·布林顿·休伊特；美国民族学之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民族音乐家阿伦·劳马克斯；德裔奥地利民族学家威廉·施密特；布列塔尼民族学家保罗·塞比洛特；苏格兰裔加拿大民族学家丹尼尔·威尔逊爵士等人传记。

（加泰罗尼亚语版《民族学家》封面图）

出版信息
书名：《民族学家》　 　　
语言：加泰罗尼亚语
出版社：Books  LLC　 　　
出版日期：2011年8月4日 　　
装帧：平装
分类：民族学，人类学
书号：ISBN-10: 1232718637     ISBN-13: 978-1232718635  

内容摘译（按书封面列名顺序）：

1.塔提亚娜•普洛斯克里亚科夫（Tatiana Proskouriakoff，1909年1月23日～1985年8月30日），俄裔美籍女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她出生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1915年跟随到美国工作的父亲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生活，十月革命后全家定居美国，1923年获得美国国籍。1930年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获建筑专业的理学学士。她大学毕业后正赶上美国的大萧条，找不到建筑行业的工作，为了谋生，只得在美国第一百货公司所属的沃纳梅克商店工作。后来费城的一所大学博物馆招募临时工，她到博物馆干抄写工作，并为博物馆馆长免费绘图。考古学家林顿·萨特思韦特看到她的绘图质量十分惊讶，便将她引入考古学领域，免费为其绘图并传授考古学知识。1936年，美国考古学家、铭文学家和玛雅文化研究先驱莫利（Sylvanus Griswold Morley），在玛雅文明的约奇琴伊察项目快结束时，无意中看到年轻的艺术家和专业绘图员塔蒂阿娜·普罗斯库里亚科夫的绘图，深为赞赏，邀请普罗斯库里亚科夫参加1936年至1937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组织的皮那德拉斯·内格拉斯玛雅遗址的考察，她作为没有酬劳的挖掘者兼绘图员前往墨西哥为考古学家绘制玛雅古城的想象图，一干就是两年。她描绘的重建全景的图片质量让莫利印象深刻，因此决定邀请她成为卡内基的雇员。然而，由于当时正处于大萧条的中期，雇佣的资金很紧缺，并且莫利是否具有该权力也尚未明确。在几次尝试后，莫利再次提出新的资金方案，他组织了两项活动，通过捐助凑集资金使普罗斯库里亚科夫前往科潘和尤卡坦州。此举获得了成功，1939年，普罗斯库里亚科夫成为卡内基的一员，并被派遣到科潘为当地遗址的重建图收集数据。莫利帮助普罗斯库里亚科夫的举动是玛雅文化的一个意外收获，之后她在卡内基研究所度过了她的职业生涯，并得到了巨大成功，被誉为她所处时代的最重要的玛雅学者之一。

正是因为普罗斯库里亚科夫有在古城遗址的工作经验，这才使她注意到玛雅金字塔前的石碑的位置和碑文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并从中推断出石碑上刻着的玛雅文字并不是无意义的图腾符号，而是记录着王公贵族们的生平年代，推翻了盛名一时的汤普森图腾符号说。这是她在研究玛雅文字及其文明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同时，她凭借所学的建筑专业知识，以建筑空间艺术表现手法绘制的玛雅古建筑大型结构重建全景图，同样在考古学界意义重大。


2.黄现璠（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他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历史九年，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在大学从事历史教学的同时，致力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1943年8月，他组织“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带领中山大学学生赴广西龙胜和贵族三江等县考察黔桂边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从事对当地瑶族、苗族和僮族的实地调查和收集史料；1945年4月，他组织“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带广西大学学生深入贵州榕江大有乡一带考察苗民社会历史现状，收集到大量史料；同年9月，又带领私淑弟子张寿祺（后来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创建者之一）深入融县苗族山区作学术考察，收集史料。这一系列田野调查结束后，1947年他将实地调查所得资料整理成苗族民族志，并抽出部分内容先后以《黔桂边区教育散记》、《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为题发表在报刊上，着重介绍了黔桂边区苗族人的教育实况和社会组织。 1951年6月，他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与团长费孝通等人一行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他为广西壮族的民族识别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他是第一位向政府提出成立广西桂西僮族自治区和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重要建言者。

黄现璠后半生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广西这一少数民族地区，会讲日语、英语、官话（普通话）、粤语、壮话、侗话、瑶话，长期从事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调查和研究。他在民族学研究方面的语言能力以及他采访人物涉及面之广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数量之多，可说在中国现代民族学界首屈一指。黄现璠在民族学领域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于壮族研究中推出的几部开创性名著《广西大新僮族调查史料》、《广西僮族简史》、《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侬智高》和《壮族通史》等，皆为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开山之作，由此开拓出壮学研究的一代风气，从而被尊为“壮学之父”。同时，他在长期的民族学研究和实地调查中，培养和影响了大批学有所成的民族学者，从而形成了一个“黄派”，并由此开创出中国第一个民族学派——“八桂学派”，成为该学派创始人。黄现璠是壮族第一位大学教授、第一位历史学家，第一位民族学家和第一位人类学家，为中国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黄现璠）


3.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或译弗朗茨·博厄斯，是德裔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之一，享有“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名号。他生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明登市。1881年，鲍亚士在基尔大学获颁物理学博士学位。鲍亚士为了准备前往巴芬岛探险，曾向菲尔绍学习解剖学。1883年鲍亚士前往巴芬岛从事地理学研究，探讨自然环境对于当地因纽特人迁移的影响。这是鲍亚士的许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第一个。1885年鲍亚士前往位于柏林的皇家民族学博物馆，与体质人类学家鲁道夫·菲尔绍和民族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他对于原住民社群的兴趣，在他任职于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时逐渐增长。他在柏林经过介绍而结识加拿大卑诗省Nuxálk 民族的成员，这触发他与太平洋西北海岸第一民族建立终生的关系。在他对大学任教资格论文进行答辩后，经由美国纽约前往加拿大卑诗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旅程。1887年1月，他在纽约获得《科学》(Science)杂志的助理编辑一职。鲍亚士远离了在德国愈演愈烈的反犹太主义与国家主义，以及对地理学家而言极其有限的学术机会，他决定留在美国。他除了在《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1888年还获得了美国克拉克大学人类学讲师的职位。1893年被任命為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人类学首席助理。1896年，鲍亚士被任命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民族学与人体学的助理研究人员。1897年他组成杰瑟普北太平洋海岸考察队，开始了一场为期五年对于太平洋西北海岸土著的田野研究。1896年，鲍亚士被任命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体质人类学讲师，1899年升为人类学教授。然而，在哥大教学的人类学家分属不同科系。当鲍亚士离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协商将人类学家集中到同一个系，鲍亚士主持该系，以致鲍亚士在哥大的人类学系成为美国第一个设立博士课程的人类学系。在这段期间，鲍亚士发挥了关键作用，将美国人类学会组织这个新兴领域的一个伞形结构组织。鲍亚士起初希望美国人类学会的成员限定为专业人类学家，但是麦克基(WJ McGee)（另一位参与由鲍威尔所领导的BAE的地质学家）主张，该组织应当开放其他学科加入成员。麦克基的立场站了上风，而且他在1902年被选为美国人类学会的首任主席。鲍亚士与普特曼（Putnam）、鲍威尔和荷曼斯（Holmes）同时被选为副主席。

鲍亚士同时在哥大和美国人类学会，鼓吹人类学“四大分支”的概念；他亲自为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做出贡献。他在这些分支的工作担任开路先锋：在体质人类学，他领导学者远离种族的静态分类学，而强调依照人类生物学与演化进行分类；在语言学，他打破了经典文献学的局限，并确立一些现代语言学及认知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在文化人类学，他（与马凌诺斯基一起）建立了脉络论者的研究取向，探讨文化、文化相对论与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法。

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被认定不仅将不同类型的人类学家集中到一个科系，更是透过将人类学研究的不同课题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课题，来重新设想人类学，这是鲍亚士对这个学科的重大贡献，并成为美国人类学有别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人类学的特​​征。

从1901年到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只产生了七位人类学博士。尽管依据今日的标准，这是非常小的数目，在当时却足以让鲍亚士在哥大建立的人类学系，成为美国最卓越的人类学课程。此外，鲍亚士的许多学生继续在其他主要大学​​建立人类学课程。

鲍亚士对于人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上所有西方人类学家如今都接受鲍亚士对经验论及他的方法论文化相对论的支持。此外，事实上所有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如今都分享着鲍亚士对田野研究的贡献，这包括长期居住，学习当地语言，并与报导人发展社会联系。最后，人类学家继续尊崇他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美国人类学之父法兰兹·鲍亚士）

4.约塞普·马利亚·巴蒂斯塔·洛卡（Josep Maria Batista i Roca，1895年 - 1978年8月27日），加泰罗尼亚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家，加泰罗尼亚人类学创始人。1911年在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和文学，1917年创立加泰罗尼亚民俗和民间文学艺术档案馆。同时结识著名政治家巴特列（Francesc Cambó i Batlle ，加泰罗尼亚人），成为密友。后来他前往伦敦，在牛津大学学习民族学，同时受到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影响。1927年他创立了“Minyons de Muntanya ”（童军组织），从而建立了加泰罗尼亚语圈最早的军事组织，开始步入政治生活。西班牙内战中他前往英国，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讲授历史，在此结识了名史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并推动了英国学者对加泰罗尼亚研究课题的扩大，从而形成了加泰罗尼亚学派，他是盎格鲁 - 加泰罗尼亚协会的发起人之一。1940年，他成为加泰罗尼亚全国理事会在伦敦的代表及“加泰罗尼亚PEN俱乐部”书记。二战后，他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捍卫加泰罗尼亚的政治权利和民族文化做了大量工作，并成为加泰罗尼亚全国议会的主要推动者，为维护加泰罗尼亚的政治地位和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加泰罗尼亚人类学创始人约塞普·洛卡）

5.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年5月10～1950年2月1日），法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他是社会学三大奠基人（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爱米尔·涂尔干）之一的涂尔干的侄子和弟子，世有“法国民族学之父”盛誉。莫斯于1872年出生于法国的埃皮纳勒省，早年在波尔多大学学习哲学，后在巴黎高等研究实习院专攻印度宗教史。1902～1930年，他长期在实习院担当“非文明民族的宗教史”讲座，1931～1939年在同院担当“法国社会学”讲座。此期间的1926～1939年，他还在布鲁尔（Lucien Lévy-Bruhl）创立的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讲授民族志。同时，他还与休伯特（Henri Hubert）一道作为涂尔干的助手一起编辑出版《社会学年鉴》，兼任宗教社会学部门编辑，并在涂尔干去世后继续出版这本刊物。作为“涂尔干学派”重要成员之一为开拓“法国社会学派”贡献良多，成为法国社会学界的领袖。虽然莫斯从未做过田野调查，但他那百科全书式的广博知识和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则将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兴趣转向了民族学，他还试图表明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密切关系，这体现在他与伯尔合著的《献祭的本质与功能》（1899）一书中。他最富盛名和广为人知的著作是《礼物》，通过分析库拉的交换体系，提出了在宗教，法律，道徳，经济诸领域内无法还原的“全体的社会的事実”的概念，给予了后来列维-斯特劳斯构筑结构人类学重要的启发和影响。《礼物》本身也具有极高的内在价值，它是对“礼物交换”这种极其广泛的习俗首次进行的系统性的比较研究，同时也最早解释了该习俗在贯彻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在《礼物》中，莫斯揭示了夸富宴和库拉之类制度的真实性质和基本意义;这些制度，起初往往让人莫名其妙，甚至让人觉得是无从人手和无法解释的。而当莫斯向我们展现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制度的时候，他不仅揭示了北美印第安人和美拉尼西亚人的某些习俗的意义，同时也揭示了历史文明的最初阶段的某些习俗的意义，甚至揭示了我们社会当前的某些实践的意义。他认为，若要实现对制度的“理解”，必须要像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者那样，采取既在其内又在其外地研究社会生活的办法:在其外，就是要做一个人类学家，而在其内，就是要把自己认同为所研究的那个社会的成员。莫斯的“身体技法论”，今天依然是社会学身体论的基本文献。

（法国民族学之父马塞尔·莫斯）

6.皮埃尔·科拉特雷斯（Pierre Clastres，1934年5月17日～1977年7月29日），法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政治人类学研究先驱，以专门研究巴拉圭的“Guayaki”族印第安人名响学界，为现代法国重要的民族学家之一。大学时代专攻哲学，受到校内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团体“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影响，后来接受了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的思想，研究兴趣转向民族学。1963年他前往巴拉圭研究“Guayaki”族印第安人数年，1965年又在瓜拉尼与巴拉圭之间从事原住民调查和研究，以后又到雅诺马马、巴西的瓜拉尼进行过短暂实地调研。1974年，他成为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并发表《对抗国家之社会》论文集，批判结构主义与列维 - 斯特劳斯，被迫离开社会人类学研究所，1975年成为巴黎高等研究实习院第五研究部主任。1977年，他在一次车祸中英年早逝。

他在《对抗国家之社会》论文集中提出了“原始社会”主动对抗国家的制度论，认为这些无国家的社会并不是比具有国家的社会更不先进，而是采取主动选择，将国家制度变换成一个来自社会的单独功能。领导人只是为一个群体发声的发言人，当这个群体需要跟其它群体往来时（“国际关系”），但并不具有群体内部的权威，而且当这个领导人想滥用职位时，群体可猛然让他去职。他在《暴力考古学》一书中，针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所谓未开原始野蛮社会的解释提出了独具一格的异议。

科拉特雷斯对民族学的重要贡献之一主要是他批判观，反对国家对原住民社会的“文明”强制性，他的这种“对抗国家社会论”思想，至今仍在南美印第安人社会文化多元论中占居主导地位。

（政治人类学研究先驱皮埃尔·科拉特雷斯）

[ 本帖最后由 孟英 于 2011-10-23 03:26 编辑 ]

孟英

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继续尊崇鲍亚士对种族主义（白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