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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斯博格(C. M. Arensberg) [40] 关于爱尔兰乡民的田野研究专著就是非单一问题取向的过程研究，因为他的关于城乡社区社会文化网络的研究涉及多种相互关联的不同事项。首先，“婚姻是农村生活的依附运行的关键，它是结构的中心。” [41] 由于一个家族的农地狭小，当一个将要得到农地的儿子结婚后，新娘将带进来大约等于农地的价值的嫁妆。由于农地并不是分给所有的子女，其他人就必须到城镇谋生，这样才能在农地上维系家庭、血缘与土地持续的密切结合。于是作者指出了婚姻、继承、社会控制、迁移和移民等问题如何成了小农式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在地方市镇，农人的小儿子只能到市镇当学徒，女儿嫁到市镇为人妻，而商人则依赖乡村的顾客(亲戚)为生。因此市镇老板或店员的儿子接手酒店或商店，娶乡村女孩为妻，后者不仅带来嫁妆，且带来她出身之乡村的顾客。因此，是经济和亲属关系一同把市镇与乡村结合起来。再进一步说，债务也是城镇人和乡村的亲戚们联系的办法。债务关系如同嫁妆一样，父子传代，成了城乡社会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变成了支持社会关系网的能力与希望的一个标志。这样，债务的新的意义在于成为维系社会体系的一种机制。即是说，仅从经济的和法律的角度考虑爱尔兰乡民社会是不够的，人类学关心亲族关系、债务和社会结构的过程分析，扩大了人类学关心问题的种类与多样性。所以，我们从上述研究中得到社区平面结构多种关系与问题相结合的社区过程，不是一般问题取向的研究所能达成的，何况这仅仅是阿伦斯博格田野专著的部分论题。
《金翼》及其续本《银翅》亦都是明显属于过程研究的著作，它们涵盖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变迁。其纵向地连接社会史与人类学民族志的时间导向和社区各个历史片断的社会文化平面配置的关系过程，提供了讨论多元问题——从社区的结构过程到社会文化的多元问题，涉及了农业制度、基层政权组成、宗族与家族、社会变迁的动力、信仰与科学、民俗礼制与文化思维等。从以时间顺序讨论社会史诸问题(社会文化的时间变迁)到在平面配置上的不同取向的多类问题的民族志及其阐述(社会文化的空间关联分析)，提供了人类学过程研究的田野著作蓝本及其撰写的意义所在。
过程研究的常见类型还有重访和回访研究，属于人类学长时段的过程研究选择之一。所谓长时段过程研究的间隔并非是固定的，而是指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经历过某些变故的社区的再研究，刚好切中人类学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主题。这种跨越时空的同一地点的鼹鼠式的过程研究在上一个世纪很为流行。至少是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受地理、交通、通讯等条件的限制，人类学者历经一年或多年艰苦的部落社会调查过后，很少能够重访原初的田野调查点。这是全世界所有人类学家都清楚的事情。例如奎因(Buell Quain)1938年独自去当时无人知晓的巴西上欣古河地，坐牛车和独木舟整整花了一个多月去研究那里的特鲁迈人 [42] ，可见当时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之艰辛。但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不畏艰苦重访自己的调查点。例如费思(R. Firth)、米德(M. Mead)、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等，而韦娜(A. B. Weiner)五次回访了马林诺斯基去过的特罗布里恩德岛，刘易斯(O. Lewis) 则回访了雷德菲尔德在墨西哥的研究故地，而弗里曼(D. Freeman)则回访了米德的“萨摩亚人社会”。 [43] 中国人类学家也有重访自身田野点的记录，如费孝通、林耀华和杨庆堃等。从1980年代起，中国新一代人类学者有针对性地对20世纪初叶至中叶八个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点(主要是汉人社会)做了回访研究。 [44] 如今，其他同行在另外地点的回访观察也已完成或继续进行着。
回访的意义在于得以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与意义。比较国内外田野再研究的个案成果，完成前者学术失误的订正是可能的，但验证的动机不是唯一的。因为再研究不能只限于以新的理论优势批评昨日的理论欠缺，而是在新知识的基础上提供再诠释。即不同时空的(鼹鼠)同点回访工作同样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这一不同寻常的深掘与诠释，因两代人的比较观察和比较理论得到新的综合，从而意义深远。
当代人类学的过程研究的类型还有，预先设定的反复性定点或多点(one field site or multisites)的长时段田野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现代大型研究项目(project)的重复性访问设计一般出于集体项目之主旨，涉及人类学家的自身人员分工合作或跨学科人员(含人类学家)的分工合作，是以鼹鼠法和蝗虫法点面结合的群体项目为多。
例如，1956年，Elizabeth Colson和Thayer Scudder对于赞比亚Gwembe区田野研究被设计成长时段的过程研究。同时也是一个田野多点研究。他们对位于不同地区的四个村庄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追踪研究。 [45] 他们通过定期的村落普查获得关于人口、经济、亲属和宗教行为等方面的基本资料。那些搬出村子的村民也被跟踪调查，以便与村内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小组详细地记录了当地所发生的事件和村民每日的食谱。那些由村民提供的购买食物的单据记载了村民对某些产品的喜好变化过程。田野笔记描述了当地法庭活动、会议情形、教堂服务、葬礼和仪式等内容。他们还通过对政府官员、商人、技术工人、外国传教士以及从事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外国人访谈来补充上述信息。同时，他们查阅政府文件和其他文献资料，听取在当地社区工作的赞比亚学者就社区变迁的问题提供见解。
在收集社区和个人基本资料的过程中，显现出一系列的焦点问题。他们的研究起初关注大型水利发电站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大坝的修建一方面迫使地方居民背井离乡，同时因修电站而兴起的修路等事件也使他们与其他地方的联系更加紧密。然而60年代后期，教育变成了当地影响变迁的主要问题。Elizabeth Colson和Thayer Scudder考察了教育如何给当地人提供新的机会的同时，也加大了地区与国家中的社会差别。另外，他们发现那里的酒类需求量增加，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于是研究小组调查当地变迁中的市场、交通的角色，城镇的价值增加，家庭酿酒业改变，以及当地饮酒模式的改变，表现了现代社会时空变迁中随时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新问题需要加以解决。这样，问题的取向在社区过程中时有变化，体现在时间的维度上;而在调研的空间与平面配置上，社会文化制度的不断调适，也引出了不同的主题。
这种兼顾鼹鼠法与蝗虫法的人类学长时段过程研究常常设计在先，其预见性则是由人类学跨越时空的理论和田野经验所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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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2008-08-04 10:33:5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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