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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依据这一点，韦伯的假设重新找回了某些它的原先的东西与似非而是的执拗：从宗教向“失去魔力”(Entzauberung)的过渡，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过渡，它的实现，韦伯告诉我们，不是由于使生活变得更少宗教的而是使它变得更为宗教的。加尔文没有使世界非神化;相反，他把整个世界变成了隐修院。因此我们必须设计一些标志来表示这明确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宗教的、由加尔文所做的生活投资与那相对不能变换的，传统主义的中世纪的普通生活之间的区别(一些我已经试图传达的东西由下面图表中的方括号表示)。历史进程中的三个总的阶段的基本的术语现在可以这样表述：
中世纪 新教徒 现代
(MEDIEVAL) (PROTESTANT) (MODERN)
宗教目的或意义
(RELIGIOUSENDS [+] [+] [-]
ORMEANING)
手段的理性组织 - + +
(RATIONAL
ORGANIZATION
OFMEANS)
因此，从手段的角度考虑，由传统的非理性主义的组织向现代的理性的数量表示的组织的转变，在这一框架中，甚至可以说，是由一个增加的手段“理性化”的掩盖下实现的，换言之，是由一个从目的与价值观念的角度考虑的新的宗教变换实现的，由移去方括号来实现的。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一细表对莱维-斯特劳斯设计的公式的优势;因为后者的内在结构局限性的另一个标记可以被视作一种障碍，它迫使我们将新教的、路德的神学转折时期与加尔文的神学转折时期这两个不同的重要时期缩折进一个单个的“手段宗教化”的术语中。事实上，韦伯的文本提出的不是三个，而是四个历史时期，它们等同于一个一方面目的与手段及精神态度之间、另一方面及对世俗的态度之间一切可能的逻辑互换的实质性的结合。
从这一角度看，韦伯对路德的描绘，对他来说，仍是一个中世纪的人物，这可以按照叙述战略来理解：路德的重要性不在于他把新的内容带进了神学，就像加尔文就要做的那样，而在于他实现或变换了中世纪制度中已经固有的东西，换言之，在于他的——用我们图表表示的话来说——将方括号从中世纪的宗教思想移走。确实，现在是回忆韦伯把中世纪的修道院视为在传统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一块理性的飞地的时候了：“在那个时代，僧侣是理性地生活着的第一人，他有条理地工作着，而且用理性的手段面对一个目标，即未来的生活。时钟只为他而敲响，昼夜的钟点只为他而划分——为祈祷人。隐修院社区的经济生活也是理性的。”
正是因为路德代表了一种自觉的而且确实是公认的习惯的宗教的中世纪思想的重生所以他打破了人为的隐修院生活的隔离。因此，他的目标是宗教价值或目的——定位的新生;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解放了诞生中的隐修院的理性主义，现在隐修院式的思想能传播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应用另一组韦伯式的对立意见，我们就可以描述中世纪路德面对的状态。路德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精神世界的超世俗(公共机构认可的超世俗状态，换言之，隐修院)与精神世界的现世(换言之，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的世俗日常生活)共存的状态中。路德没有给这种状态带来任何新的东西;然而通过勾销其中的一个术语，消除公共机构性的超世俗的精神世界实践的可能性，他为加尔文的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改变准备了一条道路，这就是，一个新的超世俗的现世，或者，你喜欢的话，一个精神世界的苦行主义，出现了。所以正是存在于隐修院中手段的理性化与目的的宗教化之间的亲密关系，现在突破了隐修院机构的控制，进入到外部世界本身生活的一般行为之中，允许我们再次列表表达其基本重点如下：
新教徒
(PROTESTANT)
中世纪 路德 加尔文 当代
(MEDIEVAL)(LUTHER) (CALVIN) (MODERN)
宗教目的
(RELIGIOUS + + + -
ENDS)
理性手段
(RATIONAL - - + +
MEANS)
现在尚需描述向当代资本主义状态的最后过渡的特征，而在此处特别要强调的是新教承担着作为一个“消失着的调解者”的功能。因为在此处发生的在本质上是新教曾经完成了允许精神世界的生活理性化发生的任务，它没有更进一步存在的理由，而从历史场景中消失了。因此，从这个词的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正是“催化作用”允许两个不同的互相排斥的术语之间能量的互换;我们可以说，随着方括号的取消，宗教本身的整个社会公共机构(换言之，在这里称作为“新教”)接着作为一种包括一切的方括号或框架，在它内部变化发生着，而当它的用处一旦结束，它就会被取消或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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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4-11-1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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