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望舒认为小说戏曲研究可以俗语考据为发展方向，他自己的研究致力填补这个空白。他发表在《周报》的《读《水浒传》之一得》，以《水浒传》考证宋元戏曲中“盆吊”、“掤扒”二词的意思，其他各篇如《释“设法”》、《释“葫芦提”、“酩子里”》等也用类似的研究方法，解决研读诗词戏曲的问题，全都涉及古代俗语。在《释“紇逻”、“掉罨子”、“脱稍儿”》一文中，他就用自己熟悉的方言推测《金钱记》中俗语的意思，补充日本学者的研究未尽善之处：“吉川幸次郎注乔梦符《金钱记》，于第三折《满庭芳》曲中‘掉罨子’、‘脱稍子’二辞未得确解。忆吾杭俗语，指吃亏受愚之人为‘眼子’(‘眼’字仅记其音，盖俗语字无定形也)或与‘罨子’不无关系，果如是者，则‘掉罨子’一辞，亦犹弄妆么之谓。”纵观戴望舒在四十年代前半期的小说戏曲研究，直接继承王国维、鲁迅以至吴梅的学术精神、研究方法和思路，并有意发扬光大。如果了解到他在抗战结束前后已取得初步实绩;了解到他宏大的研究方向，便不得不想像：若非时代动荡多艰，必能产生丰富和关键的学术成果，如此，也就明白为何吴晓铃对戴望舒未完成的小说研究那么感慨和惋惜。

　　六、总结

　　近年来，学者致力拾缀史料日记、解读典故和笔名，从隐藏的线索入手，重绘沦陷时期滞港作家的心境和处境。戴望舒主要用于“图解”的笔名“达士”多少透露了他的立场和心志。“达士”一词出于《吕氏春秋•恃君》“知分”：

　　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与崔杼盟而不变其义；延陵季子，吴人愿以为王而不肯;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忧;皆有所达也。有所达则物弗能惑。

　　《吕氏春秋》指出“达士”能够明辨生死之分，并据义行事，所以能够不为外物所诱惑，并以晏婴、延陵季子和孙叔敖三人为例，说明这个出处进退的原则。三人的故事中，以晏婴的经历和戴望舒的处境较有可比拟之处。文中称赞晏婴“知命”，认为“命”乃“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就之未得，失之未去”，如此淡然，才是看待生死的正确态度。晏婴屡次与叛国的野心家崔杼周旋，却仍然不屈从强权的威逼利诱，没有为求自保而归隐，也没有谬然寻死，但在是非黑白的面前仍然直言无畏。司马迁对晏婴的评价很高，敬佩他哭庄公成礼，絶非“见义不为无勇”之徒，甚至愿意为之“执鞭”。“达士”可能代表戴望舒在抗战爆发后的处世标准――在血腥霸道的强权下，把生命的终结点交给命运，在关键时刻持守士人应有之义。

　　事实上，诗人不但持守应有之义，也在研究事业中表现学者的毅力和忠诚。沦陷时期的戴望舒内外交困，不但承受来自敌人的威逼监控，个人生活也时常处于孤独穷乏。但是，就像许多以血肉之躯担当国家苦难的知识分子那样，他在极度艰难中显出可贵的刚强。戴望舒在沦陷时期极少写作和发表诗歌，他也提到自己曾经刻意不写任何文章。作为诗人、文学家，这种痛苦的留白虽然“消极沉默”，却并非含糊模棱。事实上，他的广东俗语和小说戏曲研究活现他的战斗精神。“图解”为戴望舒留下独一无二的文体，书面语和口语共冶一炉，虽有歇后语词典的功能，却又如閒话散文一样充满地域风情和趣味，并为广东文化保存了不少已经失传的俗语，也生动而深刻地保留他博学、严谨的学者风范。在“俗文学”副刊和沦陷时期的小说戏曲研究方面，戴望舒继承王国维、鲁迅、吴梅等人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不无重要实绩。两方面的研究都印证他挖掘和保存民族文化的意图和努力，这种意图和努力有深刻的歷史渊源和现实意义：一方面保存和研究民俗文化的点滴；一方面继承二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以学术研究探讨深层民族面貌的开创之功。

　　难得的是，戴望舒的眼光始终穿越时代的波涛；无论在学术在诗艺，都以深远广大的终极目标为依归。戴望舒在小说戏曲研究关注的是古代俗语，在“图解”则以当时的广东俗语为座标，作风俗和俗语的历史考据。他对广东俗语的兴趣，应受他的小说戏曲研究激发。抗战爆发后的戴望舒，虽然逐步走入民间的世界，却始终持守自己的学术眼光和艺术标准。诗人有名句云：“我思想，故我是蝴蝶。”戴望舒的身体被囚在敌阵中，却致力于深具学术价值和民族意义的研究，使我们在今天仍然得见他的意志和精神，以自由之姿跃动在烽火和血泪之中。

　　(原载于《台大中文学报》第51期 2015年12月。因篇幅限制，略去注释、附录和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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