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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丰]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
——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作者:[日] 菅丰   译者:陈志勤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3-17 | 点击数:13948
 

  ④ Ivy, Marilyn, Discourses of the Vanishing: Modernity, Phantasm, Jap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⑤ 村井紀,《南島ィデオ口ギ一の発生:柳田国男と植民地主義》,岡山:福武書店,1992年。

  川村湊,《“大東亜民俗学”の虚実》,東京:講談社,1996年。

  ⑥ 子安宣邦,《近代知のァルケオ口ジ一:国家と戦争と知識人》,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

  ⑦ 以日本的文化保护政策来说,“文化财(cultural property)”这个名称和概念在文化遗产之前已经先行采用,在成为其政策之根基的文化财保护法中,这个名称现在仍然被继续使用着。而文化财这个概念,现正处于与世界性文化政策中被创造出来的“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这个概念相接合之际。另外,关于文化财的原词,根据高木博志的介绍(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校倉書房,1997年,第280页)有两种观点:原词是德语的Kutur Güter,曾经普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知识人士之间(塚本学,《文化財概念の変遷と史料》,《国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35,国立歷史民俗博物館,1991年);在1937的南京事件之际,对抗于中国的“文物”,由日本创造的词语(鈴木良,《文化財の誕生》,《歴史評論》555,校倉書房,1996年)。

  ⑧ 译注:“古器旧物保存办法”。

  ⑨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的研究》,校倉書房,1997年,第264-265頁。

  ⑩ 大島暁雄,《無形民俗文化財の保護—無形文化遺產保護条約にむけて—》,岩田書院,2007年,第15頁。

  (11) 译注:原文为“演剧”,下同。

  (12) 在日本的文化财保护制度中,还有作为国家的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被个别登录的人,一般称为“人间国宝”。

  (13) 菊池暁,《柳田国男上民俗学の近代—奥能登ァェノコトの二十世紀》,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22-23頁。

  (14) 才津祐美子,《“民俗文化財”創出のディスク一ル》,《待兼山論叢》30,大阪大学文学部,1996年。

  —《たして民俗芸能は文化財になった》,《たぃころじぃ》15、浅野太鼓資料館,1997年。

  (15) 渋沢敬三(1896-1963)是奠定日本近代经济的实业家渋沢荣一的孙子,他本人也历任日本银行总裁、大藏大臣。因为与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的相遇而倾倒于民俗学,开设了私人博物馆,在亲自进行民俗学研究的同时,以富裕的资产为基础大力支援民俗学研究者。

  (16) 对于在文化财保护法修订中基本上没有民俗学者参与的观点,菊池晓提出了所谓“民俗学者”究竟是谁的问题。菊池晓认为,在当时能够被称为民俗学者的为数很少,虽然不具备对法律性制度带来直接影响的力量,但可以明确他们的活动与文化财保护制度具有密切的关系。

  (17) 战前的日本,以国家和神道势力相结合的形式来支持天皇制。为此,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把神社与国家进行了分离。与此相随,神社被宗教法人化,从政府部门那里分离出来了。但是,以现状来看,神社本厅是保守的、具有浓厚民族主义倾向的团体,与日本的保守政治有着很深的关联。这个组织虽然参与了文化财保护法的修改,但实际上很难说提高了神社本厅所期待的效果(扩大教化)(菊池暁,《柳田国男と民俗学の近代—奥能登ァェノコトの二十世紀》,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58頁)。

  (18) 菊池暁,《柳田国男と民俗学の近代—奥能登ァェノコトの二十世紀》,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22-57頁。

  (19) 宫本常一(1907-1981)当初以柳田国男为师学习民俗学,后又在渋沢敬三那里继续开展研究活动。历任日本观光文化研究所所长、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全国离岛振兴协议会顾问等职务。作为在日本各地开展田野调查,并从民众的视角汇集庞大的庶民生活志的民俗学者,最近几年以来正在得到重新评价。

  (20) 译注:在此使用原文的“指定”。在文化保护领域,可理解为国内的被政府部门认定登录于各级名录之意,即成为了保护的对象。本文在没有特意要使用原文“指定”的地方,大都翻成“登录”。

  (21) 译注:这里的“旧来的面貌”,原文为“旧来の姿”。

  (22) 译注:原文为“祭り”。

  (23) 译注:原文为“おん祭”。

  (24)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俗是不停地不断地变化过来的,这个“民俗变化的不可回避性”是现代民俗学的常识。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理解的话,因为政策所带来的变化也不得不承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宫本常一的见解也难免被指责为只不过是一种怀乡病而已。但是,在委婉地对文化保护行政提出批评的宫本常一的文章中,反映出来的尊重民众以及尊重他们保持文化的自立性的宫本常——的思想——民众中心主义,是我们应该加以理解的。

  (25) 例如,现在在日本的文化审议会中设立了开展与文化财登录以及保存、活用相关事项调查审议的“文化审议会文化财分科会(以前的文化财保护审议会)”,在2007年,为了对应于教科文组织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条约(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条约)而进行调查审议,设置了“有关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条约的特别委员会”。其委员长为民俗学者宮本袈裟雄(当时为武藏大学教授),在委员中有神崎宣武(旅之文化研究所长)、仓石忠彦(国学院大学教授)、佐野贤治(神奈川大学教授)等民俗学者罗列其间。其中,佐野贤治还是关系到形成文化振兴基本政策重要事项调查审议的“文化审议会文化政策部会”的成员(从2005年至2006年期间)。但是,这些与文化保护政策相关的民俗学者至今却并没有对文化保护政策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很难说是这方面研究的权威学者。

  (26) 福田ァジオ,《日本の民俗学—“野”の民俗学の二○○年》,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年,第271-272頁。

  (27) Berger, Peter L.and Luckmann, Thoma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28) 岩本通弥,《“文化立国論”の憂鬱》,《神奈川大学評論》42,神奈川大学,2002年。

  —《フオ一ク口リズムと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現代日本の文化政策と連続性の希求》,《日本民俗学》236,日本民俗学会,2003年。

  岩本通弥編,《ふゐさと資源化と民俗学》,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年。

  (29) 岩本通弥,《フオ一ク口リズムと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現代日本の文化政策と連続性の希求》,《日本民俗学》236,日本民俗学会,2003年。

  (30) 在此,笔者批判的并不是民俗学者“参与”文化保护政策行为之本身,而是在于他们在参与过程中的那种毫无自觉的认识以及过为轻率的心态。相反的,笔者反而认为对于文化保护政策,倒不如民俗学者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加以参与。

  (31) Baron, Robert,“Sins of Objectification?: Agency, Mediation, and Community Cultural Self-Determination in Public Folklore and Cultural Tourism Programming.”In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23, 2010, P.63.

  (32) 鳥越皓之,《方法としての環境史》,鳥越皓之、嘉田由紀子編,《水と人の環境史》,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4年。

  —《環境社会学の理論と実践》,東京:有斐閣,1997年。

  鳥越皓之编,《試みとしての環境民俗学》,東京:雄山閣出版,1994年。

  (33) 鳥越皓之,《環境社会学の理論と実践》,東京:有斐閣,1997年,第10頁。


  (作者简介:菅丰,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陈志勤,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 上海 200444)
 

(本文刊于《民俗研究》201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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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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