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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转向
60年代末，就在美国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经验主义主宰民族音乐学的时候，兴起了一股以文化普遍主义、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语言学分析的运动，即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这一潮流在70年代达到高潮，并延续到80年代。
结构主义的哲学先导是17、18世纪笛卡尔、康德、卢梭、狄德罗等人的理性主义(“人的心灵天生是理性的”)。后来受到休谟、贝克莱经验主义哲学的挑战，这一学派认为人的心理没有理性秩序，只是储存了来自外界的印象。19世纪，随着广泛接触异国文化，人们认为文化间的差异不能按普遍的人类心理这种理性主义的假定来说明，于是出现了理解人类体验的新模式，如环境决定论和进化论。
产生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学科有着特别强烈的理性主义传统。本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F·索绪尔发展了18世纪法国“哲学语法”学派关于抽象“语言层”的思想，进一步提出语言是有逻辑的、有自律法则的体系。语言中存在着比语法更抽象的一个层次，语言研究可以在这一逻辑层次进行。他区分出“言语”(speech)和“语言”(language)。语言学分析即是研究言语，为了发现语言中的规律。语言是一种“代码”，具体个别的言语则是隐含着“代码”的信息，可从信息的结构分析中找到。
结构分析的任务是收集个别的言语，以弄清理解所有言语的逻辑体系。通过有序地重排言语因素，揭示出一种语言的基本次序。索氏的重构模式有两个轴：横组合(syntagme)和纵聚类(paradigm)。前者即元素按言语进行的序列排列（横向，按时间进行），可看出单词如何结合成言语；后者即一些元素同另一些元素相关（纵向，非时间性的对比），并可互相取代，这样可揭示出声音和意义的类别。这一模式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结构主义关于心理有序活动的一个基本观点：心灵可将一些元素连接成线条，也可按类别将这些元素联系起来。这样，一种语言的深层结构便成了一套处理所有单词和语法的形式程序。索氏还以“能指”(signifier，即词或符号）和“所指”(signified，即词意或思想）的概念构成了他的符号学。任何文化现象，如果有这样一对一的能指和所指关系，并由社会惯例来固定这一关系，那它就是一种符号体系。
50年代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从索绪尔理论出发，发展了跨学科性的结构主义理论和实践。他发现，文化现象可以象语言那样组织起来，他用结构主义分析了图腾制、亲属关系和神话。如他的神话研究表明，似乎随意的神话元素之间有着强烈的体系关系：神话中的人与物以及事件经分析重构后，形成了一致的主题类别（纵聚类），如蜂蜜和烟草、生食与熟食等类别象征了自然和文化的二元对立。因此，神话也成了解释世界的逻辑体系。这样，结构人类学的价值在于，可从一种文化的任何现象中识别出该文化的逻辑结构。
列维-施特劳斯还对更高层次的概括感兴趣。逻辑结构不仅在各文化现象之间一致，在最抽象的层次——人类思维本身，也是一致的。思维构成现实，这一形式程序适用于任何人的头脑，虽然程序所操纵的内容由各文化自行决定。
结构主义的最终目标——形成认知的普遍规律，使它最接近理性主义哲学的遗产。从这一遗产中，它接受了存在着一种决定经验和知识的心理结构这样一种假定，但根据现代社会科学思想，它也意识到是文化决定着特定的知识和经验。虽然它依赖思辨、推理分析的能力，但首先要依赖经验主义的资料收集和验证的程度。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语言学分析模式对音乐分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有直接影响的是雅可布逊的音位学(1932)，海里斯的分布主义(1951)以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1957)。在音乐分析中，大致有两种方法：音位学-分布主义的方法以及转换生成法。前者的操作步骤是：先将音乐结构“切分”成最小的形式单元（音位），再检验这些单元的异同，加以归类（纵聚类），此即“分布”。转换生成法则是从骨架旋律（深层）出发，通过音乐语法而转换出旋律的即兴形式或各种变体（表层）。（关于具体操作方法及举例，请参见笔者“音乐分析：语言学模式的兴衰”一文，刊《中国音乐学》92/4；见本书第五章）
西方传统的音乐分析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上层构筑法，即是只适用于西方音乐的主观概念（如调性、和声等）构成的西方音乐的语法。因此，比较音乐学用西方的语法来分析非西方的“音体系”，就犯有“欧洲中心论”之嫌。这样，人们自然想到了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方法，即音乐分析也应关注所有音乐所共有的、比语法更抽象、在人类思维这样深层的因素。1958年，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首先提出了借鉴音位学的方法。60年代，比利时语言学家N. 吕威首先将音位学-分布主义用于音乐分析，由此引发了一场语言学分析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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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音乐学网：2005-5-1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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