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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及署名问题
  作者:陆华 整理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8-04 | 点击数:24846
 

  张庚等四同志关于歌剧《白毛女》创作过程答张拓同志问

  一、访张庚同志

  张拓:请张庚同志谈谈。

  张庚:初稿(指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稿子——整理者注)经西战团和鲁艺戏音系有关同志讨论修改后,由马可、张鲁、刘炽等有关同志谱曲,不久就开始了试排,这次试排是由王滨导演的。他(指邵子南同志——整理者注)写的根本没有排过。这个问题不要只访问我个人,还可以问陈紫(张拓:问过了,他的讲法和你是一样的)、刘炽、张鲁。王滨导演的这一稿就是贺敬之写的。

  张拓:当年王滨到山东去,我们经常在一起,他和我讲是贺敬之写的。

  张庚:还可以访问林白、陈强、张守维、李波,他们演的是邵子南的本子,还是贺敬之的本子,这些人都在,最好把他们都访问一遍。

  张拓:我们是准备都访问的。这篇文章(可能是张拓同志采访时带去的——整理者注)讲第一稿排的是他的本子,排出来以后别人修改的。他的观点基本是这样。

  张庚:没有排。拿来一看,邵子南的本子是诗剧而不是戏剧,演起来不方便,稿子本身还是不错的。主要的一点是他的本子根本没有排过。王滨排的也是贺敬之的本子。

  张拓:我问了王昆。王昆讲,他(指邵子南——整理者注)当时是写了一稿,没有正式排,开始用秦腔试唱了一下不行就改成贺敬之写了。

  张庚:是试唱吗?没有作曲?

  张拓:改后邵子南大概很不满意,贺敬之写的排了以后,他发表过一个声明说这一稿同他没有关系,从此就退出了。鲁艺也出了墙报,大家对演出的这一稿提了很多批评意见。这件事情是不是有?

  张庚:有。

  张拓:昨天我问了丁毅,丁毅也说有。这个情况是王昆讲的。王昆认为他们提出邵子南问题是根本不应该的。因为大家都清楚,后来这一稿同他没有关系了。他自己也声明这稿跟他没有关系。朱星南同志对此有意见,他跟我谈过,大概也跟周巍峙同志谈过。前天院庆(指中央戏剧学院院庆——整理者注),我碰到了朱星南,又讲了这件事。他说,我和巍峙讲了,巍峙批评他不应该搞这件事。

  张庚:朱星南应该知道邵子南那个本子没有排过,他怎么说排过呢?

  张拓:他(指朱星南——整理者注)说他(指邵子南——整理者注)写过一稿,后来的稿子是根据他的稿子修改的。修改和重写这是两个概念。

  张庚:贺敬之自己也说是重写。

  张拓:他(指朱星南——整理者注)引用了贺敬之的话。贺敬之那段话对这个过程也没有说清楚(贺敬之在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毛女》修订本前言中说到“邵子南同志,他是这一剧本创作工作的先行者,他曾写出了最初的草稿,虽然,以后这个剧本由别人重写”,但未说明具体过程——整理者注)。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因为前一段北京还有人准备发文章,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它调查清楚。

  张庚:这个人是什么人?

  张拓:不知道。可能是委托他写的。

  张庚:谁委托的?

  张拓:陈紫讲,这件事最初在斯大林奖金以后也提过一次。当时已经解释过了,不存在问题了,不晓得现在为什么又提出来?

  张庚:是不是请名单上面的这些人发表意见?

  张拓:好。另外正式出版署名跟发斯大林奖金时的提名都是经过领导定的,也不是哪一个个人提的。周扬同志当时在文化部,他主管这件事,斯大林奖金提名是经过文化部的,出版时也不是贺敬之、马可哪个个人署名的,对吗?

  张庚:对的。

  张拓:照理讲,搞这件事已经没有必要了,已经很清楚了。

  张庚:就这样吧。

  二、访陈强同志

  陈强:这个故事开始是我们在晋察冀三分区栾昌县一带演出时听群众传说的,而且故事传得很真切,说白毛仙姑后来被找到救出来了,出来以后因为变态不久就死了。为了采访这个资料,我们曾在晋西到处追查过这件事。有一个同志,他是从联大文学系调到晋察冀工作的,他在《晋察冀日报》上登过一篇关于这个民间传说的文章。

  张拓:是不是林漫?

  陈强:是林漫。我们把这篇文章剪下来,带到了延安。当时我们觉得拍电影是个好题材,演戏受舞台四面框框的限制不好演。排了一场就没排了。回到延安以后,看到了延安正在上演的大型秧歌剧《周子山》。《周子山》是个大戏,它的演出受中国传统旧戏的影响,一个过场一个过场的,出将入相,我们觉得照这个路子,这个题材可以搞歌剧。

  当时,我们回去的时候,有文学系的一位同志叫邵子南,他写了一稿。他是写现代派诗歌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不讲究音律。我们觉得他写的东西不好演,观众也不容易接受,这样不行,得重新搞,就把材料交给了鲁艺。鲁艺组织了一批人搞,王滨挂帅,参加的还有王大化,后来有舒强,由我们几个人一起座谈,研究怎样才能把它搬上舞台。那个故事只单纯地写白毛女怎么被逼到了山里,它没有构成一个戏。构成一个戏要有各种人物的配合,要组织对立面的家庭及各种社会活动等。大家一块研究故事情节就发展了。写怎么办呢?大家都不是搞文学的。那时候,贺敬之在文学系。张庚说把他请到咱们戏剧系来吧。他也挺高兴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座谈时,我们先把每场戏拉出提纲,再分场细谈,以王滨主说,他的想象力相当丰富,我们大家补充,贺敬之把它记录下来再文字化、歌词化,写成一场就找人谱一场曲,一场一场就这么写下来了。写到斗争会一场,贺敬之约了丁毅。他说斗争会我没参加过,敌后也没去过。他那时一直在延安还不到20岁,是最年轻的一个。斗争会有丁毅一段词。在延安发表本子的时候,作者还是三个人:王滨、贺敬之、丁毅。后来不知怎么把王滨去掉了,改成执笔者,实际上是不应该的,一直到排戏王滨的功劳都很大。

  第一稿(即邵子南的稿子——整理者注)写出来的时候,不是现在这种形式。排演也是利用旧瓶装新酒。我们请了秦腔老艺人来教戏,根据秦腔的生旦净末丑的唱腔和身段写的戏词。像我演黄世仁,算是三花脸,比如当时写的一段现在没有了,是这样的(唱):“那村里,那呼咿呀嘿,有一个杨白劳,他的女儿实在好,十七、十八身材俏,漆黑的头发,弯弯的眉毛,眼里还有一个宝,捏她一把好比吃仙桃,就是有了万年的病,嘿嘿,我也好了。”完全是秦腔。我们先排了第一幕,演出后大家提了不少意见,说这不是新歌剧,变成旧瓶装新酒了。还是要创作我们民族自己的新歌剧,在音乐方面要有我们自己民族风格的创作。这样又推翻了重写,这一次完全是贺敬之写的。

  张拓:刚才唱的一段词是谁写的?

  陈强:也是贺敬之写的(经核实,这段唱词不是贺敬之写的,此为前述邵子南本子中黄世仁出场时的唱词——整理者注)。那时候邵子南没有参加。在舞台动作设计当中,王大化出的力量最多,他要求也比较严格、具体。很多人在开会时对王大化意见大了。我除了和大家一块研究剧本以外,还写过两首曲子。一首被采用了,一首没有被采用。黄世仁唱的曲子基本上是我写的。我总觉得他们写的不上口,就自己写。写了以后不好意思说是我写的,就说我们那儿有个河北民歌,一唱挺顺口,结果大家都以为是河北民歌。还有一个是张二婶的唱段,当时是韩冰演那个角色,她老唱不上来,都是切分(唱):“昨夜晚,红喜挨打,受了惊,从二更我陪她到了三更,天明起来不见她。”总也唱不来,她苦恼透了。我说我给你写一个,这首属于戏剧音乐(唱):“昨夜晚红喜她挨打受了惊,从二更我陪她到了三更,等到了夜深人声静,我安排了红喜我才回家中,天明起来不见了她,到处叫她叫不应,红喜,红喜。”这首没采用。

  整个戏的创作过程大致是这样。本来写的时候没有枪毙黄世仁,就说交给抗日政府处理。当时咱们对党的政策理解不深,总考虑他算不算抗日统一战线内的。结果第一次彩排后,观众憋气,桥儿沟的老乡骂:“再也不看你们鲁艺家的戏了,看得我气得慌。”我们鲁艺的老炊事员也骂:“你们这叫什么!地主怎么不枪毙他,不枪毙他我受不了。”当时我们还以为群众政策水平低咱们不能接受,就没改。直到第一次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演出,演出当天,大概是刘少奇同志说,像黄世仁这样的地主不属于我们的统战对象,他属于打击对象。当时批的是枪毙黄世仁。从那以后,就把它改了。

  《白毛女》的第一次演出轰动了整个边区,“七大”演出之后,很快在边区和延安上演了。延安的许多单位都请我们去演出,后来一直演遍各个解放区。在给“七大”演出结束时,周总理曾到后台来看我们。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你们走在时代的前面了。现在这个时期正是民族矛盾将要下降,国内阶级矛盾逐渐上升的时期,阶级矛盾将尖锐地提到中国人民面前。的的确确,不久日本投降了,这个戏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解放战争中,我军的各个战场都上演了《白毛女》,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坚决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在土改中,哪里的群众发动不起来,一演《白毛女》,第二天苦大仇深的农民马上敢于和地主作斗争了,所以这个戏在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像我演黄世仁几次都遭到了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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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光明网 2011-05-04 16: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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