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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钱杏邨（阿英，1900.2.6～1977.6.17），原名钱德富，青年时期参加过“五四”运动，与蒋光慈等组织“太阳社”,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1930年加入“左联”，任常委。孤岛时期，与郭沫若、夏衍创办《救亡日报》，主编《文献》杂志。他是个文学家，但他对历史上的俗文学—民间文学（如戏曲、弹词、时调、大鼓、戏文等）的兴趣之浓厚，恐怕难以有人可与之比肩。在上海时，主要是从收集的书本文献中做研究俗文学，自1942年7月14日率全家由沪抵阜宁县停翅港新四军军部起，他除了做文艺指导工作外，则常到苏北解放区的一些农村老百姓中去搜集歌谣和故事。据记载：“1943年10月27日，阿英、张仲惠、钱毅与海边老人漫谈，收集海边风俗、谣谚、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料，作为研究民间文学和创作大众文艺参考。”[28] 1954年后，他兼任《民间文学》杂志的主编。他对俗文学—民间文学作品的解析评论的方法，显然与许地山迥然有别。他没有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
再如冯沅君（1900.9.4～1974.6.17）。女作家冯沅君早年就染指民间文学，她与赵景深颇有相同之点，也主要是民间故事，也喜欢运用比较研究之法。如她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作古典文学研究时，以“漱峦”的笔名在1926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老丑虎——关于老虎母亲的传说》，是呼应钟敬文发表在《国学周刊》同年第10期上的陆安传说《老虎外婆》，进行比较研究的。接着在第4期上发表《牛郎织女的来历——唐河传说之一》、《灶爷的来历——唐河传说之二》、《猴老精——唐河传说之三》、《蛇吞相（象）——唐河传说之四》。1934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后，任教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期间，完成南戏曲文的辑遗工作，编成《南戏拾遗》（1936年）一书，于是，从此她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古代戏剧上，并作出了卓著的成绩。[29] 到了抗战胜利后的40年代，她又成为香港、上海《俗文学》周刊的积极撰稿人。如发表在《星岛日报·俗文学》第27期（1941年7月19日）上的《货郎孤：院本补说之一》一文，释义“货郎”的演变及体制，考证了货郎孤院本的由来，是由于其中的主角孤是个唱货郎儿的，既是古剧的悬疑，又是对古俗的新研。[30]
可惜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潮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俗文学一向被指为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小市民文学，从冷落到扼杀，研究俗文学的学者们也受到批判。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出现了转机。
2003年11月12日改定于北京
[本文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卷）第2期，广西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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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阅赵景深《郑振铎与童话》，《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12月，上海。
[2] 关于俗文学、民间文学这些名称，施蛰存于1989年3月17日写的一篇随笔《“俗文学”及其他》里说：“这三个译名（按：指民间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意义最为明确，所从原文的本义（按指英语popular literature）译的。‘俗文学’的‘俗’字，就有疑义。一般人都以为是‘雅俗’的‘俗’，‘俗文学’就意味着鄙俗、粗俗、庸俗的文学。这就含有知识分子瞧不起民间创作的意味。因此，不少人对这个译名有意见。俗文学会成立的时候，曾正式声明这个‘俗’字是‘民俗学’(folklore)的‘俗’，‘俗文学’就是‘民俗文学’(folkliterature)的译名了。这样，很可以澄清一些误会。民俗学是本世纪的新兴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各个民族古代和当代的风俗、习惯、神话、迷信、传说、谣谚、礼仪、语言等民族文化现象，民间的文艺创作是民俗学的研究资料。”（《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关于“俗文学”一词的渊源，吴晓铃在《朱自清先生与俗文学》一文中写道：“‘俗文学’这个名词的提出，郑振铎先生是第一人，好像是在《敦煌俗文学》那篇文章里。”（《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60期，1948年8月20日，北平。）据查，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一文，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1929年3月。
[3] 鲁迅致台静农信（1932年8月15日），见《鲁迅书信集》上册第3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4] 鲁迅致曹靖华信（1933年12月20日），见《鲁迅书信集》上册第463页。
[5] 陈福康《郑振铎传》第27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6] 郑振铎《〈许地山选集·序〉》：“我在燕京大学被司徒雷登和他的一派的人强迫离开。”
[7]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2页，作家出版社1953年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本。
[8]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上册第9～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9] 黄永林说：“尽管郑振铎对俗文学的六大特质未作十分详尽的论述，而且有些方面还值得商讨，但从他的基本观点来看，与我们当今对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认识是一致的。”（《郑振铎与民间文艺》第6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吕微提出了以类型学代替分层理论：“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待民间文学，就可知对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作传统的两分法定位如上层与下层、平民与贵族、愚昧与圣贤之分是怎样地简单化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但二者之间也有复杂的互动关系。简单社会分层理论午饭解释，为何在民间文学当中会有那么多‘统治阶级文学的糟粕’。面对这些糟粕，简单分层理论陷入了困境。为了保持理论的至高尊严和彻底性质，人们不得不‘严格地提出那些在民间流传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学’，将其逐出民间文学的领域。但是从类型学的立场看，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互动就是一个十分正常的现象。”（《中华民间文学史·导言》第1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李玫的《古代戏曲与正统文学、俗文学及民间文学》一文，也对俗文学作了新的阐释：“一般认为，俗文学与正统文学之间的界限主要有三。其一，从文体分。因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学的主体是散文和诗歌，所以对俗文学的理解往往会从文体的角度，指诗文以外的文学体裁。其二，作品风格。名为俗文学，顾名思义是从文学作品的风格着眼的，指俚俗、通俗的文学作品。其三，流传范围。文学艺术的流传范围很难截然划分，这里指主要范围，即流行于社会的普通民众中。而现在的研究者认定的民间文学的特征主要在于：（1）自发的、集体的创作，也即非作家创作；（2）群体的、口头的传承方式；（3）题材、主题趋向模式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7月30日）
[10] 郑振铎《汤祷篇》，据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册第191～19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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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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