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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早在1922年就制定了田野工作三准则：
1) 必须有真正的科学目的，了解现代民族志的价值和准则；
2) 应置身于最佳工作环境中，即生活在当地人中；
3) 必须运用特别的方法收集、使用、整理资料。
马氏还提出了学者的参与观察（即在参与当地文化活动中进行观察）、以及学者-当地资料提供者两种视角的差别（即后来所谓的客位-主位）等一系列田野方法指南。关于田野方法，梅里亚姆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
1）民族志的真实性，即本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变化”问题，某种文化现象没有想象中的绝对真相，只有一定数量的变体。因此，关于某一问题，应最广泛地收集资料，报告一致的看法，同时注意一致中的变化范围。这是人类学家H. 罗伯茨1925年、M. 赫茨柯维茨1948年提出的思想。
2)实地核对，为的是进一步增加资料的可靠性，有在邻近地区的核对，也有在更大地区的核对，还有在同一社会不同知情者中的交叉核对。
3）再研究，即对同一地区或同一问题的第二次调查。人类学家O. 刘易斯
(1951) 将这种方法分成四类：a. 重新评估以前的研究；b. 研究文化变化；c. 研究以前未触及的方面；d. 更深入一步、或用一新视角研究。
关于田野技术，梅氏运用了社会学抽样统计的方法。如从一组歌曲中分别任意抽取一首、5首、25首和100首，记谱、分析、比较每次取样的差别或求每两次结果的平均数，结果可以确定近似的取样点，可能在10首，也可能在25首，甚至在100首。
统计的方法也可确定风格特点的因素，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A. 洛马克斯1968年所作的“歌唱风格测定”，即是对233个社会的统计比较，每个社会抽10首歌，归纳出37个变量。他发现歌唱风格的变化同下列因素相关：1生产范围，2政治水平，3阶级分化程度，4性习俗的宽严，5男女关系平衡与否，6社会内聚力水平。洛马克斯寻求经济-政治-表达方式三者的联系，被称之为人类学新进化论，即技术和物质决定社会形态、社会形态又决定意识形态（包括音乐）的思想，这同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大致相同。
除了洛马克斯的新进化论思想外，自梅里亚姆60年代的功能主义之后，进入民族音乐学的人类学思潮还有：
1）生态人类学，如S. 费尔德(1982)在生态背景中观察音乐传播的方式，从中反映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2）解释人类学（或称为象征人类学），即解释特定文化的意义，如T·赖斯(1987)按解释学大师格尔茨(1973)的模式“象征体系……按历史构成，由社会维持，并为个人运用”，扩展了梅里亚姆的“声音-概念-行为”的三分模式，以历史和个人这两个新维度突破了民族音乐学传统单一的社会维度。
3）结构主义人类学，如内特尔(1989)对西方艺术音乐文化进行“切分”，并重新组合“切分”所得的最小单元，以此找出该文化背后深层结构中的价值观（见下文）。
4）迪尔凯姆社会学派，对英美人类学家有较大影响，音乐与社会的关系成了永恒的主题，除前面所述梅里亚姆的《音乐人类学》外，还有如J. 布莱金(1973)和A. 西格(1987)等人所著，他们同梅里亚姆都有不同的侧重面。梅氏强调音乐是人类的行为；布莱金强调声音是由人类构成的，声音也反映了人性；西格则从音乐表演着手，强调音乐结构影响了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亦是一种表演。
5）此外还有美国人类学心理学派，其中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或民族）精神”(ethos)模式（指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审美观、价值观和精神品质）,70年代以来也有很大影响，它要求民族音乐学家用当地人的观点和措辞挖掘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即通过声音交流的代码来理解他们的文化精神，这方面最突出的如前文1）所述的S. 费尔德(1982)。
从博阿兹到胡德再到梅里亚姆，美国民族音乐学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即人类学-音乐学-人类学。这里与其说是两种学科的对立，不如说是二者的互相磨合、互相渗透。博阿兹以人类学起家，但他的弟子为该学派注入了不少比较音乐学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增长又必然导致一门新的音乐学学科——民族音乐学的诞生。胡德的民族音乐学虽有人类学因素，但毕竟是音乐学学科，二者仍然不平衡。故梅里亚姆又提出音乐人类学，欲以矫妄过正的方法求得二者的平衡，但结果是引发了学科内人类学因素的大发展。可以想象，新一轮的平衡运作已在进行之中。尽管有这样的不平衡，但文化相对主义以及实证论-经验论哲学仍是美国民族音乐学发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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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音乐学网：2005-5-1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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