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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葬于家族墓地、名字被镌刻在祖先牌位、在族谱里被记载的，有男性祖先(“公”)，也有他们的配偶(“妈”)。同样，活着的族人之关系，既依据男系的血缘关系来计算，形成“堂亲”，又依据母系的姻缘关系来计算，形成“亲戚”(这个“戚”字意思大概等同于“外戚”)。男女的通婚关系是在一个近疏不等的三圈格局里展开的，其核心圈由数个村庄构成，其中间圈覆盖数个乡镇，其外圈则分布在数个县市中。这些圈子是礼物交换的领域，既是共同参与仪式事件的领域，又是社会互助的资源空间。通婚关系的圈子，尤其是它们中的核心和中间范围，与村民与外界物质上互通有无的范围基本对应，这又基本上与地方戏剧、宗教专门人士的来源范围基本对应。(29)
“堂亲”、“亲戚”之外的关系，有教育、职业和官僚制上的关系，也有“朋友”关系。亲属关系之外的关系，主要包括纵向(向社会等级的较上层)流动与横向(向外地)流动的人员。
人们不仅和与他们共居于此世的其他人打交道，而且也与那些既已离开此世、去往彼世的其他人打交道。这些“另一个世界”里的人，离“这个世界”并不遥远；生前，他们与家族里的人们形成亲缘关系，如果不是因灾难或意外事件而变成“无主孤魂”，便会在死后被尊为祖先，奉祀于中厅与祠堂，依旧作为家族成员得到对待；而那些并不属于陈氏家族、闻名遐迩的贤能和英雄，死后则重生，成为“神佛”，其中，一些被“天公”委派来“保境安民”，在此情况下，他们便被尊为地方的镇守之神(境主)。另外，村庄周边，被想象为鬼怪丛生之处，鬼也是亡故之后的人变成的，但由于他们没有家庭来认领，未能得到安身之所，于是存在着骚扰人间秩序的可能。
“人”与祖先、神明、鬼怪之间存在着“阶级区分”，贯穿于人神之间的等级是天、神明、祖先、人、鬼，与古代的天地、君、亲、人及陌生人之分相应。不过，“阶级区分”并不带来隔离；相反，区分为交流提供了前提。活人或“世内存在者”以“供奉”、“赡养”、“施舍”来对待天-神、祖先与鬼。这些概念的来源，与帝制时代的朝贡，与生育制度中的长辈对晚辈之间相互的“养”的关系，与汉化佛教的“施报”的制度有关，因而，也杂糅着等级制的意味。“供奉”和“赡养”，都被当地人等同于“敬”，是指地位低者(世内存在者)通过贡献礼物对于地位高者表示敬意；而“施舍”则是指地位高者(在这情况下，还是指世内存在者)通过给予礼物对于地位低者表示必要的“安抚”。无论是“敬”还是“安抚”，都不是没有关系期待，通过这些行为上的表示，人们期待与广义的“神”(天、神佛、祖先、鬼)维持良好的关系，并从“神”那里得到作为回馈的护佑与平安。
“私”与“公”这个对子，也常用“主”与“客”这个对子来表示。在面对“公”时，“私”是“主”，“公”是“客”；合适的处理关系的举动被称为“待客之道”。年度节庆与人生过渡礼仪为人们表现其“待客之道”提供了机会。溪村传统年度周期的基本格局是由正月的朝圣与“分火”仪式、七月的村神诞辰庆典、七月的“普度”(鬼节)、八月的祖坟祭祀及过年的祠堂祭祀界定的。节庆是时间的节点，在这些节点上，集体生活最为集中，而所谓集体生活被理解为村人敬神请人的举动。在这些分配给神佛、祖先、鬼的时间节点上，人们“供奉”、“赡养”、“施舍”的食物远远超过一家数人的消耗能力，宴客成为必要，而此时的“客”，一面是只象征性地使用供品的广义的“神”，另一面则是来自本村、本村通婚圈的各层次的人员。除了年度节庆之外，溪村牵涉人的出生、成年、结婚、生病、亡故等人生过渡阶段的事，也都被化为公共生活。处理这些事件之妥善与否，以“人情”这个概念来评判。“人情”是可以“得”和“欠”的，在这些过渡阶段给予“客人”充分的待遇，自己便得了“人情”；而如果从别人那里“得”了“人情”(到别人那里做客)，那就等同于“欠”别人“人情”(意味着要适时归还“人情”)。用以表示“人情”的，既有宴会的规模大小、丰盛与否，又有包含金钱的“红包”(为喜事而送)和白包(为丧事而送)。
人人关系与人神关系展开的地方，是由几类物质性的“存在者”构成的。这个地方，不是没有内涵的“空间”，其内涵之首要者，是土地。这片土地由600亩农田和上千亩丘陵地构成，在其上，还生活着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生物。分布在这片土地上的，有水稻、竹子和草木林，它们构成一个自内而外的次序，水稻居于村中，竹子圈定由聚落组合和稻田构成的村落的边界，草木林在狭义的村落之外，地处丘陵。这既是一个物的秩序，又是一个文野有别的秩序；其中，由建筑构成的聚落，可谓是“文”，草木林所处的丘陵，可谓是“野”，而农耕之地处在文野之间。溪村也活跃着不少动物：在家居周边活跃着鸡鸭和猪，在家族房支的公厅拴着耕地用的牛，这些用以农耕的牛，也有规律地出现在草木林和稻田中，在草木林中放养，在稻田中牵犁。尽管人们极少谈论古老的五行哲学，但他们的生活正是在这个哲学概括的金、木、水、火、土之相生相克关系体系中展开的。没有土地及来自天上和河流的水，植物(木)便不能生长，植物不能生长，则动物(包括人、家禽、家畜)便没有养料，要在一块有限的土地上养育如此之多种类的生物，缺乏一定技术水平的工具(金和木的结合)，是不可思议的，而缺乏火，金属工具便无法锻造，“生物”也无法化成熟食。从“相生相克”的道理来理解人的生活，使我们认识到，人正是通过某些物对另一些物的“克”(销毁)来达致对一些物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维系自身生命的。在溪村，人们生活中之物，不全是得之于本地的；其中，木与土在本地有丰厚的存在，但金、水、火则并非如此。溪村的金属农具多是在县城购得，水更是广阔的天地关系之产物，而火虽然易于在本地点燃，但在传统“体制”上，它的“种”必须来自村神的“老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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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质化研究
【本文责编：商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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