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在这样的教义中，青牛白马作为种落始祖的象征用于向天神献祭，祈愿原罪得到解脱、灵魂得到拯救等等，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考虑到所诉求的拯救之神实际上是喻指阿保机的祖先从而阿保机本人，对始祖传说的这种宗教改造就更有意义：传说的父子关系变成了宗教的神人关系，世俗的统治问题变成了宗教的拯救问题。这种摩尼教教义比起那种以青牛白马为天神地祇，可汗和所有的契丹人一样都是神族后裔的说法，正在谋求即位和称帝的耶律阿保机会选择哪一种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本节最后想再为“青牛白马”等于“亚当夏娃”说提供一条证据。前引宋人王易《燕北录》提到：“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胡奥’，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类。”赤娘子已经刘浦江先生考证为青牛天女，此不赘述。“掠胡奥”自是传说始祖的名称，我怀疑起首的“掠”字可能是“椋”（读liang）字形近致误，椋胡奥即是当时对Adam Hawwah亚当夏娃的音译。如前所述，摩尼教是经中亚的粟特人传给回鹘人的，词首元音脱落是粟特语的特点；古代汉语d、ｌ同类邻纽（发音部位相同而方法略有差异），可能发生音转，更何况是音译外来词，所以［A］damHawwah就被听成椋胡奥而被记了下来。因此，椋胡奥很可能是中国古代对西方传说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最早译名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文献记载的契丹始祖“青牛白马”说，已经在阿保机时代与回鹘摩尼教实现了整合。

三、燔柴、祭东及其他

契丹有所谓“柴册仪”，《辽史·国语解》：“柴册，礼名。积薪为坛，　受群臣玉册。礼毕，燔柴，祀天。阻午可汗制也。”这是相当于汉仪中“皇帝受册仪”的契丹旧俗。我认为，这里的“燔柴”活动值得注意。燔柴意在告天，其意或可当唐礼之“燔燎”。问题是，契丹燔柴经常单独进行，非如汉仪唐礼仅为仪注之一，如台湾学者王民信所揭示：“太祖六年，因诸弟迭剌、寅底石、安端等反，太祖引军南趋十七泺，燔柴；次年乱平，亦燔柴；太宗会同三年，率百僚谒太祖行宫，第三天即燔柴，礼毕，再祠于神帐。（这些）燔柴时因无‘上尊号’与‘即皇帝位’，与柴册礼的‘燔柴，祀天’似乎拉不上关系，不过，此一仪式必定很重要（则）属实（疑‘燔柴’时似应有祀天的仪式，纯粹是欢乐的庆祝活动）。”（47）所以，仅就燔柴这一行为而言，显然是一种对火的崇拜。

据《辽史·礼志一》记载，契丹涉及拜火的礼仪均属吉仪，如爇节仪，　“……及帝崩，所置人户、府库、钱粟，穹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节辰、忌日、朔望，皆致祭于穹庐之前。又筑土为台，高丈余，置大盘于上，祭酒食撒于其中，焚之，国俗谓之爇节。”据研究，爇节即俗所谓“烧饭”，其事辽、金、元三代相承。（48）显然，爇节或者说烧饭表现的也是一种对火的崇拜，它很可能源于更早的事火习俗，经过演变已经发展成隆重的礼仪。可以肯定，对火的礼敬并不表示对死人的崇拜，而主要是与灵魂升华的祈愿有关。有研究表明，在一些北亚民族的传统观念中，火神与死神是明显对立的，火神是生命的象征和代表者，因而是死神的对头。（49）

契丹也有火神，《辽史·礼志一》载，“岁除仪：初夕，敕使及夷离毕率执事郎君至殿前，以盐及羊膏置炉中燎之。巫及大巫以次赞祝火神讫，閤门使赞皇帝面火再拜（原注：初，皇帝皆亲拜，至道宗始命夷离毕拜之）。”这些列入国家礼典、由皇帝亲事的拜火行为，已经不是一般的传统民俗，而是反映系统宗教观念的祭祀活动。考虑到契丹建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我认为，契丹的所谓火神应该就是回鹘摩尼教的火神，即摩尼教五大神中的第五位——妙火。摩尼教《下部赞·普启赞文》：“又启五等光明佛，水火明力微妙风，并及净气柔和性，并是明尊力中力”；《叹明界文》：“光明妙火无可比，妙色清凉常晖曜，赫尒恒存不生灭，奇特晖光实难类。火体清虚无毒热，触入于中不烧煮，彼无灰烬及烟煤，若言焚燎无是处。”（50）

从《辽史·礼志》的记载来看，在契丹国俗的各种仪式上，多有巫及大巫参赞其事，如祭山仪，“太巫以酒酹牲”，祭东时，“巫衣白衣，惕隐以素巾拜而冠之。巫三致辞，每致辞，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瑟瑟仪，“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拜陵仪，“巫赞祝燔胙及时服，酹酒荐牲”；丧葬仪，“巫者袚除之。诘旦，发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这些巫和大巫显然是因为对有着浓厚宗教意味的仪式仪轨非常熟悉才得以参赞其事，所以我认为他们很可能就是摩尼教的僧侣，之所以称之为巫，或因其本来就是巫师改宗摩尼，或因其行为举止在修史的文人看来有同巫术。

白衣素服也是摩尼教的显著特点之一。据研究，“尚白是摩尼教徒的一个特征。《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言摩尼‘串以素帔’，‘其居白座’，规定摩尼教信徒的前四个等级‘并素冠服’，即要穿白衣戴白帽；在高昌发现的摩尼教壁画所绘的摩尼教僧侣亦正是着白色冠服；宋代文献亦着意记载当时的摩尼教徒着白衣，称之为‘白衣道’、‘白衣师’等；阿拉伯阿拔斯朝时代（750—1258）国内的摩尼教徒亦均以白色‘无边沿帽’为标志。既然中国内地、高昌、阿拉伯国家等各地的摩尼教徒都尚白，这个习惯就不是到了中国或后来才有的，而应是一早就具有并传袭下来的特征。”（51）所以，《辽史·太祖纪上》记载，七年春正月“弟剌葛等乞降，上素服，乘赭白马”受之，也可以看作是阿保机宗奉摩尼的证据。契丹人也尚白，作为游牧民族尤其喜欢白马，除了前述经常与青牛一道用作牺牲的白马外，还有专门作为祭祀对象的白马神。（52）以白马为地名也有多处，如白马埚、白马淀、白马泺、白马山等。《地理志一》记载，永州木叶山还有“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石晋主中国，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这与摩尼教明使女身和女选民（僧侣（53））多白衣形象的情况（54），很难说是偶然的巧合。可以说，契丹人传统尚白的心理，至少从阿保机时代起已经受到了摩尼教习俗的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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