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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松 惠富平]宋代水车诗歌价值研究
  作者:方立松 惠富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7-26 | 点击数:17567
 
3.车鼓
水车鼓主要用于防汛排涝。
宋代,东南一带人民与水争田,发展圩田。圩田怕涝不怕早,由于水患频发,人们在长期防止涝灾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一些制度和措施。水灾到来时,农民所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水车戽水,由于地处低洼,积涝成灾,水势难退,非一家一户所能力及。唯有众志成城,集众人之力,集体戽水方能有救田的可能。因此,集体排涝需要有一套组织系统和动员系统。宋代水车鼓的出现便是一种对水车与人力资源的调动和运用。“梅雨暂收斜照明,去年无此一日晴。忽思城东黄篾舫,卧听打鼓踏车声。[37]
人们闻鼓而车起,鼓声起到召集和激励的作用。这一习俗一直延续下来,元诗中也有记载:“吴田水深三尺许,总是去年秋暮雨,劝农使者催春耕,田甲频挝水车鼓,江村破屋能几家,家家妇姑俱踏车,……”[38]水深三尺,汛情告急,田甲击鼓传讯,连每家的妇女都要出来戽水,由这首诗可知,由负责当地农事的田甲掌管水车鼓,在大水到来之时,它是召集村民、共同戽水的信号,当车戽疲惫之际,鼓声阵阵,有提神振作之用。到了明清直至近代,水车鼓依然是人们车戽的伴奏,“积潦戽水用人力踏车,车床甚大,非四五人不可转踏。时打锣鼓,唱田歌,悠扬赴节,声闻远近”。[39]
任何一个民俗传统都是在一定民众心理、社会心理基础上形成的,从它的出现到大多数人接受直至成为人民生活的一种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由认识到接纳,进而定型为习俗惯例的过程。水车也是一样,同样有一个尝试→产生→被认可→发展完善的漫长过程,水车诞生后并未立即被广大民众所传承,主要用于灌溉菜园,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使水车的功能由灌溉菜园变成灌溉稻田,功能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位大大提高,使车戽活动从一种经济行为渐渐成为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事象,这种事象长久下去,衍生为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由物质功能向精神领域渗透,成为一种依附人们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民俗载体。宋代车水习俗虽然不是宋人主要的生活模式,但一直延续下来,直至今天。它不仅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而且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有宋一代,水车诗的繁盛与王安石、苏东坡、张孝祥、范成大等一大批政治家、文学家对它的格外关注不可分离,他们对水车的吟颂无疑传播了水车,扩大了水车的地位与影响。为何他们如此青睐水车呢?
水稻历来是南方的主粮,自唐以后,我国经济中心加速了南移,稻作经济发展迅猛,南方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展出一整套精耕细作稻作生产体系,这个体系涵盖了从育秧、深耕、移栽、耘田、灌溉、烤田、割获等不同的生产环节,其中灌溉因周期长、用水量大,贯穿整个水稻生长期,而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如遇干旱,雨水不调,则需勤灌。支撑这个精耕细作体系的物质技术系统是水田农具体系。唐以后,我国南方形成了以江东犁、水车为标志的水田农具体系,到了宋代,不仅水车的种类有了增加,而且还新增了一些农具,如深耕用的铁搭,移栽用的秧马、平板、秧绳,中耕用的耘荡。这些农具完全适应水田劳作,它们种类繁多,各有分工,使用广泛,高效省力,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农业生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这些农具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渐渐成为一种承载农民生活与情感和乡村习俗文化的附属物。因具有一种实用和精神与文化的功能,引起一些关心民间疾苦的政治家、文学家的情感共鸣。如秧马是一种很先进的插秧机具,状如小舟,农民骑着秧马插秧,不仅速度快,劳动强度也大大降低。苏轼对它进行了全面生动的描绘。在《秧马歌》诗序说:“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40]这些器物虽寻常平凡,但省时省力,方便农作,成为诗人们热衷表现的对象。有宋一代,是我国农事诗大繁荣时期,宋代诗人尚自然,喜欢田园和田园生活。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就出生于乡村或小镇,有的终生未仕,生活在田园之中,熟悉和热爱乡村;有的历经官场风波,时沉时浮,做过地方官,非常了解乡村,非常关注民生,所以他们通过农事诗一方面来反映当时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情况,一方面表现对劳动人们生活和命运的关切和同情。尤其他们看到了水车灌溉带来的效益,感受到技术先进所释放出的能量,同时龙骨车和筒车劳作反差大,引发众多文人人生多艰的慨叹,成为他们抒发悯农情结的生动案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迫外放,任杭州通判,江南农民的艰辛劳动激发了他的悯农之心,在赈灾路过无锡郊外时,苏东坡目睹旱情严重,看到农民们踩着龙骨水车汲水,十分辛劳,悯农之情油然而生,写下了《无锡道中赋水车》。该诗前四句歌颂了龙骨水车在抗旱中显示的威力,后两句质问老天爷为什么置若罔闻,没有看到老农在哭泣?表现了作者对遭受旱灾的农民的同情和对农业生产的关心,这首诗像一面镜子映照了苏轼的民本思想。实际上,宋代水车诗大都是现实主义作品,反映现实,抒发情感。由于每个人的人生遭际不一,水车诗在成为表达他们社会思想和人生态度的同时,又体现出不同的个性色彩。
在宋代诗人眼里,筒车是最美的,不仅美在结构和功效上,而且爱物及乌,延伸到政治上,把筒车比喻成一种德政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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