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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遗保护运动对民俗学学科的伤害
在近现代学术传统中，学术研究有“求真”与“致用”两个层面，而现代科学哲学基本否定了所谓“真理”的实在性，也就意味着否定了“求真”的合法性。但是，科学哲学在否定了“真理”的同时，确立了“常规科学”在现代学术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13]任何一个科学领域，都必须依赖于既有的研究范式而达到成熟。
而所谓“运动”，则往往意味着对常规秩序的偏离。偏离了常规的学术运动总是“给人一种热闹有余而专业性则嫌不足的印象”[14]。《现代汉语词典》将“运动”解释为有组织、有目的而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运动的大规模性质必然意味着参与人员的急剧膨胀，大量没有经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从业人员的介入，必然使这种“学术运动”变得五味杂陈。学术史一再提醒我们，任何被冠以“运动”的学术历程，虽然热闹风光一时，但最终都是以学术水准的大幅倒退而收场的。
我们已经讨论了民俗学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支持，接下来，我们还得讨论非遗保护运动对民俗学的发展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为了具体展开这个问题，我们得分别讨论这场运动对学者个人的影响，以及对学科的影响。
首先，我们讨论非遗保护运动对学者个人的影响。这可以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角度来展开讨论。
非遗保护运动开展以来，“举国上下掀起一股传播民俗文化知识和应用技能的热潮，民俗学从原来的冷门学科迅速上升为炙手可热的热门学科，一大批民俗学家不得不暂时离开平静冷清的书斋生活，投身到民间文化保护的热点工程中去作贡献。”[15]
贡献当然是有回报的，各大高校趋之若鹜地争相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就是明证。每一个中心的成立，都必须设立一个主任若干副主任席位，配备若干教授副教授名额，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配套资金。有了名头有了钱，就具备了进一步参政议政的资格。在官本位的学术体制下，参政议政的结果，必然反过来强化这些学者在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如此就能进入一个权力和利益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循环激荡的结果，必将使许多善于学术经营的民俗学家在这场保护运动中名利双收。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是，正如乌丙安所指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工作概念而不是学科概念，因而保护工作与既有的民俗研究之间，许多地方是不可通约的。事实证明，几乎所有卷入非遗保护运动的民俗学家，都不得不偏离既有的研究路向，转向一个新的未知领域。
民俗学本来就只是一门冷学科，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是如此有限，当大家都热衷于经世致用的时候，常规的学术研究基本就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具体的常规研究做后盾，民俗学家的参政优势也将逐步丧失，直至被抛弃。
上述问题其实早已经成为民俗学界内部共识。许多学者在认识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既是民俗学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和学术职责，也是民俗学发展的新的契机和动力”的同时，也在呼吁“民俗学家的参与方式不应该停留于口号式的论证，而应该是扎扎实实的研究。”[16]可问题是，非遗保护运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与其说是一个民俗学的课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学或管理学的课题。在这项复杂的保护工程中，既有的民俗学研究范式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民俗学家们又如何展开“扎扎实实的研究”呢?
政论性和时效性，是保护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术成果”所共有的突出特征。民俗学家享受了保护运动所带来的利益与荣光，同时，也得接受这些“学术成果”迅速被垃圾化的残酷现实，忍受着虚度年华、浪费光阴的痛苦与煎熬。这是消极的一面。
其次，我们再讨论非遗保护运动对学科建设的影响。这可以从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个角度来展开讨论。
保护运动的推进大大加快了“准民俗学”研究机构的扩张和完善。这些机构虽然打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新招牌，事实上大多由原来的民俗学旧班底转轨而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拓展了民俗学者的生存空间，因此可以称之为准民俗学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科研经费大都比较充足，人员配备也得到了加强，许多新科民俗学博士得以充实到这些研究机构中。因此，从硬件建设来看，非遗保护运动对于民俗学的意义是积极的。
2004年以来，短短三五年间出现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的文章多如牛毛。但是，这些文章大都以“意义”“对策”“关系”和“保护”作为关键词，既没有创立任何新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理论模式，几乎没有一篇可以有补于民俗学的理论建设。相反，由于受到资源调配的影响，传统的民俗研究不仅未能乘风而上，反而变得日薄西山。
一个突出的案例是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的遭遇。该室经过刘守华教授30年的苦心经营，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故事学研究基地，培养了大批故事学人才，建立了一套现实可行的故事研究范式，可是，在本次非遗保护运动的大潮中，学校在跟风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之后，居然撤销了原有的民间文学教研室，抛弃了优势而无利可图的故事研究，集体转向未知而热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一次重创。因此，从软件建设来看，非遗保护运动对于民俗学的意义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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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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