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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个案中，我们了解到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场合都是在跟国家的代理人的交易中学会了这种关系的运作。李力均跟那家银行的合作经历，实在是很精彩地影射出民间社会的人情往来的运作逻辑，如何在与一个现代国家的代理人的交易中得到了夸张的表述。而我所了解到的另外一个个案最能说明“权钱交易”的辩证法如何能够如此地深入人心。我认为，这是与一个人的新的认知偏好的形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是家住在乙村的孙益校长的个人生活史：
个案三：紧跟共产党
孙益家住乙村，是这里中心校的校长。孙益的大儿子在外面跑塑料生意，他经常告诫儿子，现在做生意的窍门，那就是在宏观上要有一条原则：紧跟共产党!他的解释就是，哪里还有共产党就跟过去，换句话说，哪里还有计划经济就往哪里做生意。他的儿子听了他的开导，就去拉首都机场的塑料袋生意。在孙益看来，这样的营销策略比较靠得住，不会有什么赖帐的情况出现，千万不要搞纯的个体经济，这就是他坚信不移的政治经济学。
孙益这个人在当地人的眼中是一位见过世面且城府很深的人物。许多人建议我们去访问他就是觉得他很懂乡村政治运作的逻辑。果真见了面，这种印象确实得到了证实。他很健谈，尽管他不在村子里管事，但是对他所居住的乙村乃至相邻甲村的村落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却是了如指掌。“关系”在他的眼中就是计划经济的代名词，而“党”和“国家”在他的认知结构中实际上也是一回事。他的经验告诉他，依靠着“党—国”一体的经济运作体制，个人才能不费力气地挣到钱。离开这一条，风险就会降临到个体的身上，比如相互的欠债或者用一般的说法叫“三角债”，结果最终吃苦受累的是个人，赔本的还是个人。在孙益看来，只有坚信他所说的“紧跟共产党”，这种风险才会降低到最低的水平。而且他还相信，即使改革搞市场经济了，他的信条也还一样灵验，因为还有国家办的企业和机构，只要这些存在，他的信条就不会失效。他相信这种对于新的制度认知偏好的形成，实际上是跟个人在不断地跟新的“党—国”一体的经济运作模式交锋后的一种体认或者是对自己人生阅历计算胜负后的判断。这种判断构成个人的惯习，以这种惯习为基础，关系计策的部署就会呈现出另外的一番样子来。
一位叫李和悦的人向我讲述的个人生活史也许更能够说明孙益提出的上述信条的有效性，他虽没有概括出孙益那样的“关系”运作的基本信条，但确确实实地实践了它，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一位普通的农民，他的人生的各个转折点都跟这种实践密不可分。李和悦自己说，如果他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农民，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转折点，也就不会掌握这么多在自己所居住的村子以外的社会中拉关系的技巧。所有这些技巧都是在跟外面的世界的交往中逐渐学会并加以巧妙运用的。
我所认识的李和悦，以前是让甲村的村民都极为羡慕的一个人，原因就是他有许多可供利用的外部资源。这些资源可以通过“批条子”、“拉项目”等方式让其获益。当然，村里的人决不会因为他认识几个村外面的官员就会高看他一眼，重要的是他实实在在地受到了这些官员的好处。因为有这些外部的“关系”，他甚至可以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跟国家最高一级的官员搭上各种的联系，每每讲起这些往事，李和悦都感觉到有一种人生的满足感。下面是一天中午笔者和他聊天时的田野笔记：
个案四：关系与条子
李和悦这个人，村里人都管他叫“大眼乐”，眼睛很大，眉毛也很重。他现在经营着一个鱼池，问起鱼池的来历，他告诉我说，以前在徐水的时候，送厂里的一个病人去北京的一家医院看病，那时认识了一位姓吴的医生，这位吴医生后来做了一位高官的私人医生。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位高官的一个女婿充任一家国家级的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有了这些关系，和悦就先找到了这位吴医生，让吴医生请这位高官给想办法贷点款，这位高官说他不能办，但写了一个条，上写：“找王青云，刘”。刘就是这位高官的姓氏。有了这张条子，和悦就去了这家公司，当时任此公司第一副总的葛浩接待了他，最后以开发白洋淀的名义给他批了200万元贷款，不过要由省里的分公司负责经费管理，由于层层扣除，200万贷款到了和悦的手里，只剩下了45万元。随后在1986年的时候，他就用这45万元建了一个大的养殖厂，地点就是今天这个养殖厂的位置，并挂靠在这家国家级投资公司在河北省的分公司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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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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