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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丕且莫村土掌房变迁的思考
从丕且莫村的安居工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搬迁户的建筑已经不具有土掌房的意义。它斗村的搬迁户建设的是钢筋混凝土的平顶房，彝族文化的成分很少，那些未搬迁的改造户建设的是砖木结构的土掌房，两者都与政府的计划有关。在乡村，政府的思想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潮流。要改变农民的落后观念，就要灌输现代化的观念；要让村民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就要改变他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但是，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了，土掌房就会被改变，这种情况在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文化保护反映出村民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它必须以村民的意愿为基础。只有建立在本族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文化的传承才有保障。但是，村民的意愿又受到社会潮流和政府导向的影响。因此，从理论上讨论文化保护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的变迁、传承和保护在学术界已有广泛的讨论。张跃、刘娴贤分析了云南怒江大峡谷地区怒族传统建筑变迁的原因，认为怒族传统民居的变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即经济社会发展、建筑材料减少、保护意识的淡漠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这些原因与滇南彝族土掌房的变迁有一些相似之处，只是丕且莫村土掌房的变迁与国家政策和现代化的关系要更为密切。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以住瓦房和水泥平顶房为荣，瓦房和水泥平顶房被认为是富裕的象征，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的办公楼已建成瓦房，农民仍住土掌房；80年代中期，政府盖起水泥平顶房，农民开始盖瓦房；进入90年代之后，政府开始盖非常好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部分农民开始盖水泥平顶房，瓦房则已很普遍。现在的情况是，富裕者住平顶房，一般人住瓦房，贫困者住土掌房。土掌房已逐渐减少，瓦房和平顶房则逐渐增多，这是总的趋势。可以说，现在住土掌房者，并非要保护彝族文化，而是无钱建瓦房和平顶房。
在许多地区，少数民族的建筑及其精华正在受到被改变的威胁。张成龙、金日学认为，这些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许多有价值的民族建筑由于暂时未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被拆毁；文物古迹虽在，但它的历史环境遭受破坏，大大地损毁了它的价值；大量民居建筑群、民族村落被拆毁、被改造，新的建筑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技术应用方面，并未从传统建筑中汲取营养，建筑的传统性已荡然无存。建筑文化保护的问题在新村建设、地方扶贫和搬迁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的学者认为，“迁建”式的保护——异地“迁建”，是当今特定情况条件下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解决了当期投入的资金问题，得到的是多重效益。“仿古”式保护除了本身的建筑意义外，更是对其所仿的“真古”建筑的最直接保护。民族建筑究竟是原模原样地保护，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建，究竟是另辟新区建设，还是就地改造，都需要深入的研究。
在云南省的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学者们的批评与实际工作还有一些距离。2007年3月30日，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会议在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召开。有一个生态村项目试点是在文山壮族自治州邱北县的仙人洞村，这里的乡村旅游引起了关于彝族传统民居改建的大讨论。一个村民向大会讲述了他们的传统建筑被改造的经过。他说：彝族传统民居的改造是由旅游开发引起的，乡村传统建筑必须适应旅游业的发展。但学者和记者都反对改造，主张原模原样地保护彝族传统建筑，而且这些学者和记者都非常愿意住传统建筑。问题是，学者和记者的住宿是不付钱的，他们的住宿并不会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相反，那些付钱的游客却不喜欢住彝族的传统民居，而喜欢干净和有卫生间的住房。这是问题的实质，所以必须进行改造。村民在大会上的发言让很多学者感触很深，少数民族的建筑风格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体现，要建设既能反映本地区本民族文化，又能适应市场的时代建筑精品，就必须对本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有准确的把握，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走传承保护和市场开发相结合的道路。
笔者曾多次到鲁奎山的丕且莫村进行调查，看到过村民们在土掌房上跳烟盒舞。丕且莫村缺少足够的平地，所以人们常常在土掌房上跳传统的烟盒舞。一想到传统的土掌房将逐步消失，我不禁感到有些惋惜。面对着最后的土掌房，人类学家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墨菲曾指出：“随着贸易的扩大和技术渗透到地球上任一僻远之地，工具、知识和工业世界的方式的不断扩展，终将使人们之间很少差别、愈益相近，人类的全部活动景观会变得枯燥无味、单调沉闷。大概人类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种壮观景象永远消失之前所做的记载了。”
丕且莫村的例子说明，土掌房的变迁与国家政策和现代化有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土掌房的改造有很多是在国家的干预之下进行的，如移民搬迁、新村改造、地方扶贫等。在很多地方的搬迁建设中，村民房屋的设计图纸是由国家提供的，在这种固定的建筑模式之下，农民们没有办法考虑自己的文化背景，只能被动接受“他者”的现代居住模式。事实上，在民族建筑，特别是土掌房的建设中，无论是地点、方位的选择，还是用料和房屋结构，都与民族的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一个设计者都不能对此不加理会。对于扶贫工作者来说，民族文化的变迁就可能发生在他们直接的倡导之下，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民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目前，政府衡量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有自己的模式和指标，而较少考虑到民族的信仰和文化。这样，人们就会牺牲本民族的文化以获得经济和生存环境及生活质量的改善。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建筑首当其冲，常常作为落后的象征而被代替。丕且莫村的土掌房改造能够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就已经算做得很不错了。
与政府官员不同的是，人类学家致力于理解人类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包括对土掌房在内的文化机制进行全面描述和讨论。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学家不建议村民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学者们注重分析住房改造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最终的选择要取决于村民和地方政府。然而，我们应该相信和承认，城市建筑总是走在现代化的最前面，成为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标志。由于时代和文化的变迁，一些地区的传统建筑已不再受到人们的青睐，能够代表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某些特定建筑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彝族的土掌房除非也能像丽江古城一样体现出一定的经济价值，否则，现代化的发展迟早会将其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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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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