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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与社会史关系研究
传说与地方社会史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提问方式。赵世瑜的《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01期）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明清以来的华北各地流传甚广，研究者多认为它反映了明洪武、永乐时期大移民的史实，并将洪洞视为政府大规模强制移民的中转站，但其中诸多困惑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赵世瑜的研究发现，其实无论口碑传说、族谱还是碑刻、地方志等文献，都反映了某种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也反映了移民的生活境遇。在这些记忆中，我们看到的是移民家族定居、发展的历史，北方族群关系变化的历史，卫所制度等国家制度对基层社会影响的历史，也看到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士绅重构大槐树传说背后的时代取向或追求现代性的努力。
王志清《蒙汉文化交融的社会记忆——以辽宁阜新地区的巴拉根仓故事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05期）分析了辽宁阜新地区巴拉根仓故事的蒙汉文化交融的文化特质,认为巴拉根仓故事中体现了蒙汉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的交融,该故事是一部口述的生活文化史记录。
小田在《民间传说的社会史内涵——以一个江南市镇的成长历程为依托》（《河北学刊》2006年01期）中指出，民间传说是构拟社群历史的另类素材。普通民众以传说为载体，肆意表达他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出迥异于精英史学的显著特色；凭借“中心点”而存在的民间传说，常常成为社群纪念物由来的说明，其间隐含着既往聚落的时空脉络，并以此建立起与社群历史之间的钩连；民间传说以“能指历史”的面目，给出人际互动的具体情境和细节，成为表达社群关系的一种形式。所有这些，需要我们通过跨学科的对话，钩隐索微，揭示民间传说的社会史内涵。
故事与宗教关系研究
宗教传播与故事传播的互动是一个非常有趣但也非常复杂的问题，前辈学者如季羡林、柳存仁等人偶有论及，也是片言只语，惟刘守华知难而进，以为己任。他的研究工作不在于对于宗教本身的理解有多么透彻，而在于他从宗教文化的传播中看到了民间故事的演变和意义。从1980年代初开始，他就一直留心宗教传播与民间故事的互动关系，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刘守华《一个佛经故事的传译与蜕化——也说<善财与悦意>和<诺桑王子>》（《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04期）指出，汉译佛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所载《善财与悦意》同《诺桑王子》和《召树屯》之关联,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刘守华在将西藏流行的多种诺桑王子故事文本和佛经故事进行细致比较之后,肯定了这种关联的存在，揭示出它的本事渊源，并提出了这一佛经故事对唐人传奇的影响问题。
刘守华《汉译佛经故事的妙趣——<杂宝藏经>札记》（《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02期）讲的是《杂宝藏经》中的“波斯匿王女善光缘”,一位王室公主自嫁穷汉而得福报的传奇故事。作者指出，这一故事传入中国1500多年来已融合在中国民间文化宝库中,不仅演化出同类型的口头故事,还影响到了中国女性自立自强人格的养成。
金荣华《论<智救王国>和<梁祝双状元>在女权运动史上的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02期）注意到，佛经里有《老人智救王国》和《妇女智救王国》两种故事, 故事的结构和情节基本相同。《老人智救王国》在中国各民族广见流传, 但《妇女智救王国》则到清季才假借梁祝传说出现, 谓梁祝复活结为夫妇后, 梁考取状元, 祝则因智救王国而获赐为状元, 突显祝之才智可为状元而受限于制度之不公, 也显示民间对女性政治权利的提出是原早于20 世纪之知识界的。
王立《中国古代传说中通达禽兽语母题的佛经文献溯源》(《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01期）认为，中国古代通达禽兽语母题,体现了汉魏六朝的博物憧憬。母题实际上是要冲破居住空间等构成的种族差异,很自然地与人通晓外国语能力联系起来。该母题中国古代早有,但能与较大故事情节联系起来,却主要得力于外域佛经故事。违禁就要承担后果的模式被打破,与佛教宣佛主张有关。首先,该母题使中国文学超越了寓言明理的简单化阶段,真正开始关注动物意象在叙事构思中的地位和功能,及动物情感心灵与人的沟通。其次,母题派生出动物通灵描写,成为后世灵兽报主公案故事不可或缺模式。其三,动物预见导致“预兆——应验”模式增多,有利于母题与其他相关母题的交叉运用和互渗融合。
吴真《降蛇——佛道相争的叙事策略》(《民族艺术》2006年01期)认为，自六朝以来, 佛教与道教开始试图征服江南地区以蛇精为庙神的民间崇拜, 从而在教内形成有关降蛇的叙事文本。在大量“蛇噬高道(僧)”叙事文本中又存在着佛道相互攻击的叙事母题。本文通过考察佛教与道教关于降蛇的叙事传统及宗教目的,试图指出形成《白蛇传》故事的宗教文化土壤。
游彪《传说与事实之间:道教与宋代社会的融和》(《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03期）认为，对于道教玄妙而深奥的理论,宋人可能知之甚少,甚或完全无知,但他们却非常熟悉道教的各种外在仪式，随着道士和信奉道教之人大量渗透到民间,普通百姓不仅接触且逐渐接受了道教神秘而诡异的各种道术。在宋代,供奉道教神像的现象并不罕见,人们生老病死的过程似乎都有道教的踪影。在很多宋人心目中,道术有着无比神奇的力量,不仅可以驱鬼治病,还能延年益寿,也可使人与各路神灵直接交流,甚至能消灾纳福等等,几乎无所不能。出于某种功利性的考量,抑或是为了心灵和精神的慰藉,不管出于何种缘由,宋人格外虔诚地举办各种各样的道教仪式,这是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宋代民间信仰的直接体现,更是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侧面之一。
刘正平《唐五代文言小说虎故事的巫术文化解读》(《宗教学研究》2006年03期）唐五代文言小说中的虎故事的形成和传播,与故事发生地的动物崇拜有密切关系,故事的要件也遵循巫术思维的基本原则。虎在人形与兽形之间的自由幻化、人性与兽性的双重性格特质,是以原始宗教动物崇拜“人虎同体”思维为基础的；以毛发、爪甲、衣物、鲜血等制作替罪物的观念,也是巫术的主要特点。虎故事的形成有一个民间传播的基础,从而也烙上了民间文学的烙印。
万晴川、赵玫《西游故事在明清秘密宗教中的解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3期）认为，明清民间宗教宝卷中保留了大量西游故事片段,反映了民间宗教家们接受和解读西游故事的特点。首先,他们把西游故事作为宗教宣传的工具,教育信徒；其次,他们利用西游记中的故事和人物进行宗教譬喻,阐发教理；复次,他们根据《西游记》中的有关描写,描绘宗教理想。
蔡富莲《凉山彝族民间故事<青蛙娶妻>蕴含的信仰文化》（《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04期）从流传于凉山彝族地区的《青蛙娶妻》故事出发，谈论了蛋崇拜、鸟崇拜、蛙崇拜。
其他故事与宗教关系方面的论文还有李官福《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的“高僧与美女故事”》(《东疆学刊》2006年03期）、刘红《白族民间文学的道教色彩》(《大理学院学报》2006年07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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