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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吃”总是给人以深刻印象，被认为是一个几乎无所不吃的民族。可食物种的丰富多样一方面出于张光直先生所述的原因：长久以来经常性的、周期性的食物馈乏，即战乱、灾荒、饥馑的不断发生会拓宽一个民族的食物选择范围。饥荒之后，度荒食品就会作为一种生存知识保留下来并世代传承；将不太具有可吃性的食物通过加工制作变为可吃食物也使制作和烹调技艺大大拓展。这一方面的无所不吃可以归结为普通百姓的生存能力和生存知识范畴。而另一个缘由则与中国人对自身与自然的认知有关，即“天人合一”观念在食物认知方面的体现。这一源自原始思维和中国本土道教、将自然、社会、人类合而为一的宇宙论模式，试图提供对万事万物的根本解释。它所强调的与自然交融、互渗的观念，可以在类比的、模拟的、同类互感的原始思维方式中找到根基，而它的建构和影响作用持续至今。这种近乎巫术式的思维习惯表现在吃的方面，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的信念。这种“进补”的信念和做法，直到今日仍屡见不鲜：：人们不仅依然相信“吃心补心，吃肝补肝，吃肾壮阳”说法，而且如今随着科技进步已经发展到“吃基因补基因”的程度，例如一些基因保健品的广告已经把中国饮食文化的这一精髓发挥到淋漓尽致。基于这种信念所选择的食物，诸如×脑×骨×掌×鞭×肾之类的食物常会令西方的友邦人士瞠目结舌，也让动物保护主义者们愤怒不已。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不时被简单化地不加分析地用以作为中国文化优越的证明。例如在谈及环境保护话题时，中国文化优越论者会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与自然的相融与和谐共存；而将与这一精神相对立的西方文化精神视作对自然的进攻与征服。这一对比判断的逻辑结果是中国文化优越性的突显，即天生地具有现代环境意识，并可进而取代不断显露出弊端的西方科学主义而成为新世纪的主导文明。这样一种文化优劣的观点很自然地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企图以中国传统拯救世界文明的冲动和憧憬。然而，当我们以理性分析的眼光审视生活世界的现象时，将发现上述憧憬无异于白日做梦。所谓“天人合一”在古代是把自然、社会与人生视作同构类比关系的宇宙观念，而“天”也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自然；生活世界中的“天人合一”例如表现在饮食文化中的观念，经常意味着通过占有而与自然合一，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或者“吃什么补什么”的合一，即通过“吞食”而从自然中汲取力量或得到某种特性。如果把自然万物只当作人的一道菜而在肚肠里与之合一，恐怕没法得出中国文化优越的结论。因为这种“合一”基本上还是对自然的占有、攫取和征服。可见简单地把“天人合一”当作对自然环境正确态度的思想来源是没有道理的。
在“吃得饱”还是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时，“吃得好”主要应该是吃得健康、节俭和有益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吃得奢华、更不应吃出“病”来。“吃”所关涉的不仅是社会阶层或环境意识等问题，而且是根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应该是从整体上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以至生存哲学的时候了，究竟是生存还是占有，是无从回避的问题。哲学人类学的研究表时，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其未特定化（unspecialization），即人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他没有优长的生物特性，他渺小脆弱，很容易受到伤害。而这些弱点恰恰构成了人富于生命力的前提——具有无限多样的选择的可能，对自然环境的演化性适应，潜在的创造力和对世界的开放性——其文化也因此而复杂、多样。我们不应忘记人的非凡之处在于他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参与了自身的创造。人的生活并不遵循一个预先建构的进程，多样的、智慧的、合理的选择能力可能是人类摆脱生存危机的唯一出路。这也应该是研究饮食文化并由此进行文化反思所具有的意义。
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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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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