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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中国的非遗教育并非始自21世纪，相反，本土民俗教育的实践有着漫长的历史，其中高校及其学者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对钟敬文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案例考察，认为在中国民俗学领域长期开展的“民俗教育”与目前的“非遗教育”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连续性：以钟敬文为学术领导者的民俗学者，以大学为中心，通过理论研究、著书立说和教学等方式，在阐发民俗价值、积极开展民俗学学科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相关经验、教训，为今天的非遗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其人才培养的成果也为非遗保护工程贡献了重要的专业队伍。
当然，在揭示中国民俗教育与非遗教育之间的密切关联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非遗”概念的传入为传统民俗教育带来的新变化。作为其中的亲历者和组织者，笔者有如下两点突出感受：
第一，客位教育观日益向主位教育观转向。
中国民俗学早期常见的那种站在施教者为社会管理者和民众教育者的立场、认为民俗可被“现代的民众教育者”用以对民众施行教育的思想，在1949年以后，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形态影响下，逐渐为注重民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作用的思想所取代。此后，受世界民俗学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的从关注集体性到更加关注个人及其能动性的转向的影响，学者们的客位教育观开始逐渐向主位教育观转变，而《公约》对“以社区为中心”的非遗保护伦理的强调，更加使传承人的内部视角被置于关键位置，这进一步有力推动了相关教育观的转向。
第二，学院派民俗学日益与公共民俗学相融合。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中，很长一段时期里，民俗教育是以大学为中心完成的，学者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学院派范畴，注重理论研究、著书立说和培养专业人才，开展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相比之下，以服务社会、注重实践为特色的公共民俗学则较为薄弱，甚至受到轻视。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俗学者不断参与，在与学院派民俗学的论争中，公共民俗学已逐渐发展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分支，在美国民俗学中甚至占据了半壁江山。中国民俗学界的发展情形与此相类，北师大即是鲜明的一例。21世纪以来，北师大的民俗教育与钟敬文时代的一个较大不同，是受到非遗保护工程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学院派民俗学的建设之外，开展了大量以非遗保护为中心的公共民俗学实践，使学院派民俗学与公共民俗学得到了极大的融合。如今，学者们既以大学为基地开展民俗研究和教书育人工作，同时也积极与公共机构和社区合作，以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并对非遗保护和发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理论反思和总结，两方面相辅相成，均获得了新的发展。
不过，北师大的先驱性探索过程也显示出当前非遗教育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非遗保护工作能够成为学科吗?它与民俗学的关系到底怎样?如果设置非遗二级学科，它应该归属于哪个一级学科更合适?它应该偏理论还是偏实践?如何实现二者的融合?……上述北师大的相关历程已经表明：一门学科能否进入国家认定的学科体制并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直接关系到其未来能否健康茁壮地成长，甚至关系到能否顺利存活。面对当前国家和社会对非遗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曾直接促成非遗保护这一全球文化工程的兴起的民俗学学科及其学者，理应对上述问题做出更加积极的探索和解答。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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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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