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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和文献证据看，中国有屠龙、好龙、畜龙、豢龙、食龙、祭龙、乘龙的完整文化链条。豢龙从蛇开始，逐步向豢养鱼、鳄鱼、猪、马、羊等多种动物转变，且归豢龙氏家族管理。这一点在轴心时代的中国文献《左传》中有明确记载：
秋，龙见于绛郊……蔡墨曰：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昔有飂叔安，（飂，古国也。安，其君名也。），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嘉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65]
《史记·夏本纪》云：“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66]孔甲“淫乱”，诸侯相继背叛，成为夏代由盛到衰的转捩点。“淫乱”首先表现为对奇异美食的涉猎贪得无厌。豢龙氏是一支善于驯养“龙”的氏族。陶唐氏的后代刘累从学豢龙氏掌握了驯养“龙”的本领，而被孔甲赐为御龙氏。孔甲贪食美味“龙”，因此物难得，孔甲进而求之，为避免孔甲的求索无度，刘累“惧而迁于鲁县”。据考古学者调查在今河南鲁山县昭平湖景区发现了“刘累故邑”。[67]
要还原龙神话，中华文明才一个参照。笔者认为，人类生存的早期，为了抵御外来入侵，获得充足的食物来源，被动或者主动杀死的异己怪物，种类繁多，难以计数。因此，龙首先属于上古人类族群因种种原因打压的异己力量。
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族群，人类早期的不同时间段，其无意识深层结构的形成有共同历史境遇：1.对于地域空间上陌生阃域的集体焦虑和不适应；2.对威胁人类的异类它者的惴惴不安；3.潜意识对不能命名、不能定义、难以言说的彷徨苦闷。这些集体无意识的焦虑，草蛇灰线，伏脉万年，在不同民族的语言表述上，要么绽放为原始意象，要么板结为原型结构，要么抽穗为原型母题。用一个数学公式表示，不同民族的经验千差万别，是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进一步还可细分为连续变量和类别变量。早期不同民族神话用“龙”表述这些自变量，在西方的有龙分别有Greek dragon，Slavic dragon，Armenian dragon，东方的有Indian dragon，Persian dragon，Jewish dragon，Chinese dragon，Japanese dragon，Vietnam dragon，Korean dragon等等。这些表述之所以给人婆娑迷离，面目漫漶的印象，正是神话这一“拟语言符号”的特点造成的。所以说，龙是早期各民族共同经验的“表述性症候”，是含义极为丰富的特殊能指。
早期各民族神话、民间故事叙述中，把各种危害自身生存而被剪除、镇压的形象，汇聚为一种想象的怪物“龙”，并作为禳解各种灾异的“公共的替罪羊”。因此说，上古各民族有统一的龙的理念，却并没有统一的龙的图像和龙表述。在祭祀的仪式上，龙显圣为某一具体怪物，把它作为沟通天地的神灵。今天各民族口承叙述中的屠龙文本，是远古以来的民间集体记忆的口头遗产，其文本的生成中还孑遗着“口头诗学”中的大词——“屠龙”、“吃人”、“英雄”、“龙王”、“恶魔”、“撒旦”等等。
希伯来文化吸收了苏美尔宗教信仰，因此完整地保留了苏美尔神话中恶龙（kur，大蛇）原初观念。进一步研读这些神话文本，我们有了疑问：为什么不同文明的龙原型都是蛇、蜥蜴、鳄鱼等地面或地下生活的动物？
笔者认为，背后的真正秘密在于支配人类观念的隐蔽秩序：无论是苏美尔神话还是古埃及以降的闪米特文明都有怪兽蛇的信仰，这些蛇都代表地下陌生阃域，从不升天也不飞翔。所以在不同文明早期，也就是“轴心突破”之前，文明还没有分岔，世界龙的一个方面象征了地理空间观念中与天空（上）相对的空间——冥府（下），这一点在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文明中最为典型。[65]藏族苯教中，神龙（klu）、赞(jbtsan)和年(gnyan)为本教(Bon)主要三大神。其中赞神居天空，年神居地上，神龙（klu）居水中（地下）。
因之，屠龙书写在西方固化“内卷”为基督教教义中对蛇的鞭挞和否定，并深度迷恋英雄圣乔治屠龙的类型化叙述结构，其“路径依赖”的背后嵌入的是集体无意识的自然秩序及其深层机制。
如果没有神话编码的解码工具，出现在上古文献、口头传统、原始民俗、考古材料中的龙神话的文化特质和源流就无法破译，也就难以解析和判断“龙王”神话的面相。
人类学家基拉尔的“替罪羊理论”为我们破解这一谜团提供了思路：灾难降临时，为推卸罪责、逃避天谴、摆脱恐惧、攫取安全，边缘阃域、难以命名的怪物、异类它者，自然成为“公共替罪羊”被镇压、屠戮，以便禳解灾异。瘟疫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解除以后，替罪“龙”的角色会逐渐发生翻转：龙既是制造灾难的主体，也是禳解灾难的主体，灾难解决了，龙成为“大救星”，被捧上神坛，成为沟通人神的“龙王”。可以说，“屠龙”和“龙王”都是“替罪羊”完成替罪前后的不同“社会角色”，是同一机制中呈现的两种面相。由于替罪“龙”的牺牲，挽救了整个社会危机。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角色发生翻转，被动地位的受害者成为集体中的全能神。曾经受迫害的替罪羊成为群体赓续的大功臣，在神话表述中逐渐重构为民族的英雄祖先、圣人和各路神灵被顶礼膜拜。[68]回到华夏民族，曾经的“替罪之龙”就被当作具有咒灵的动物，成为沟通神人的祖先神。
四、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龙的传人”的表述和“替罪之龙”翻转为祖先神并没有直接关系。和民族寓言“拿破仑睡狮论”一样，“龙的传人说”是海外华人移植自欧洲的关于中国人的想象。这一“新神话”及其表达传入国内，迎合了凝聚民族认同的社会心理需要，在“文化中国”的感召下，通过主流媒体的不断演绎，逐渐成为经典化的表述和“共识”，也成为当代多数中国人树立民族自信，提振民族精神的抓手。问题是：一方面，这一新神话试图重构龙曾经被屠戮甚至食用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龙的传人”只看到龙的祥和美好，却无视各民族存在“屠龙”表述和龙曾经的“帝德和天威”！如今，这一反思和中国国际形象中的“中国威胁论”等国际政治议题相关联，强调翻译“纠错”的无比正当性。但是，作为“连续性文明”的中国，应该把“中国龙”作为标准让世界接受，而不是表面化地反思不同语言的翻译转换问题。那种试图以立法的方式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更不免又重新落入回应“他者”目光的后殖民语境中而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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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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