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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南方到东南亚的联系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二者之间人的流动建构出了各种网络。以往研究大多以“通道”、“走廊”与“文化圈”的概念来阐释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的网络关系,探讨这个区域社会在时空脉络中的流动秩序。然而,除了流动性外,区域得以构成还离不开对其稳定性的探讨。即,这个空间里的各种流动性到底通过何种媒介得以整合,这就涉及“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传播与在地化的问题。而“文化中国”的概念,本身就是几千万华侨在跨国流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跨区域社会的文化表达。广义上看,东南亚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圈影响的地区。这是由华南与东南亚社会长期交往的现实决定的。这不仅体现在众多侨居东南亚的华侨身上,在其他族群的文化中亦能发现较多的“中国因素”。
杜维明提出的“文化中国”概念,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既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明不断发展与塑造的历史成果,又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流变过程。[16]这个论断,其实暗含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思路。根据他的思路,将视野集中于东南亚地区,可以发掘其与中国在文化上的有机联系。在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中,社会结构上的同质性是一个重要传统。“文化中国”主要讨论这套大传统落地以后由于地方社会结构的差异而造成的不同现象。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东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东亚经济圈与“儒教文化圈”的关系。例如,韩国学者金日坤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中指出,儒教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以家族集团主义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以此成为支撑“儒教文化圈”诸国经济发展的支柱。[17]另外,法国现代中国学专家汪德迈(Leon Vandermeersch)在其所著的《亚洲文化圈的时代》[18]一书中指出,东亚经济的繁荣与“汉字文化圈”儒教文明的复兴有着直接关系;而美国学者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所著的《朱子学和自由的传统》[19],强调儒学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内涵。在东亚、东南亚社会中,很多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接受了中国的儒学传统。但不同的社会对于儒学的取舍和吸收的重点是不尽相同的。作为东南亚社会的华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更为关注的是在以大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中,在社会结构上的同异性问题。家族主义与家族组织、亲属网络与社会组织、民间结社与民间宗教组织等是东亚社会中非常有特点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关于华人同化的理论,[20]对华侨华人研究至为重要。他在其选编的论文集《中国社会研究》[21]中,分别介绍了对新加坡和东南亚以及香港等地华人的极具开拓性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些论文把人类学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海外华人的研究领域。这些论文显示出社会科学家可以从对“边缘中国”(residual China)的观察中理解中国文化重要元素。最近的人类学相关田野报告,已不完全局限在传统的社会组织本身,而在思考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如有的学者通过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的田野调查,分析了华人商业公司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原则,强调人际关系网络在决策中的作用。他们集中讨论了个人控制、人际关系和人际间的信用等三个方面的因素,认为公司的决策不仅仅出于对市场的考虑。[22]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新移民潮流中,人们再次循着这些文化的纽带迁移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传统的华人华侨聚居地。我们看到许多新移民选择迁移到新加坡的时候,把这个地方想象成一个华人社会,天然地以为凭借语言和文化的便利,中国人在当地可以如鱼得水。事实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和不同的华人族群,如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中国台湾人交往互动,使得他们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外在标签不断被重新确认。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新移民不断利用文化上的相似性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但同时,双方也在不断重新解释各种文化上的符号和资源。一方面,当地华人利用方言、行为方式、习俗、社会网络乃至政治身份不断地保障自身“更传统”的文化优越感;另一方面,新移民也同样利用语文、艺术、家庭观念来确认自己群体“更中国”的文化认同。这里展现出在新时期的文化交流环境中,华人群体内部对于何为中国文化所形成的分野,“文化中国”的概念也因此必须不断发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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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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